兇殺風已經彌漫進官場，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社會現象。我印象中最初的案例是河南省某市的一位政法委書記雇兇殺人，殺的是他下頭一位“刺頭”幹部。這已經令人瞠目了。後來報刊披露的情形愈來愈多，愈演愈烈。有同級官員情感意見相左的；有下級副官殺主官，以掃清晉升階梯的；上級殺下級，下級殺上級，同級殺同級，政法官員殺非政法官員，非政法官員謀殺政法官員……殺得五花八門，殺得叫人眼花繚亂。這樣的“禮崩樂壞”，孔夫子見了，恐怕也要“舌翹然而不下”的。
正看得昏頭昏腦不知所以，忽見又有報道：黑龍江一位檢察官蔣英庫，本人就是一幫“黑手黨”的老大，一邊當檢察官，一邊組織殺人，共殘殺二十一人，屍體一律肢解焚燒。他的結局不足為奇，是和四個“哥們”同時吃槍子兒。令人詫異的是，這一號人物怎麽混進去當了檢察官的。
這樣的“人文景觀”，出現在和平時期，出現在“管理層”裏，想一想都會令人不寒而栗。以暴力處置文官政府中的矛盾，也是亙古奇創。
和平時期應該是個什麽樣兒？
官們愛錢，出來成克傑、胡長清們索賄受賄，不稀罕。唐宋元明清，出來些子貪官，折騰折騰又折騰，折騰得“國家政府”這棵大樹空了，倒了，算完拉倒。天下動蕩時武官們又怕死，一個又一個與原來的主人“拜拜”——就是人說的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其實他原本也就沒有過想“支”的意思，倒是“棄暗投明”主動撤出這木的居多。所以嶽武穆曾說：“（幾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還有，諸如球場裁判吹吹黑哨；汽車碰死人，碰死白碰；商店裏賣點假貨；評獎給評委送個紅包什麽的……那都是盛世之疣，雖在肘腋之間，也不過是疥癬之疾罷了。
官員們介入黑社會，或者官員們自己就是“黑幫”赤膊上陣殺人越貨，這類事曆史上有沒有呢？有的。但那大都發生在亂世，發生在奪取中央機樞政爭之中，或特大家族的承繼權力爭鬥裏，也有這迴事。中國的西晉時，五胡十六國期間，五代十國那些年頭，官場裏燭光斧影經常閃爍。最顯眼的是清嘉慶年間一個下司殺了上司，是為了追補虧空引發而來，嘉慶是將其剜心致祭，淩遲處死了的，這件事我還把它移植進了我的《乾隆皇帝》裏頭。
“官通匪”是曆史現象，但不是現在這個“官同匪”的案例樣兒。“要做官，殺人放火去招安”不假，但“招安之後”也就安生了，不再胡亂殺人了。再如《隋唐演義》裏的秦瓊，分明就是那時的一個“公安局長”，卻和瓦崗兄弟相善，但那時是天下大亂的哇。他也沒有去殺他的同行。
現在我們出的這種事，真的在曆史上“書無稱載”，真的太可怕了，觀察一下，蔣英庫這王八蛋，他一個電話約了“朋友”去，這朋友就此失蹤了——喝酒——吃迷藥——殺——解肢——焚燒！連同那些雇兇殺人的官，官員載進殺人的“刑名”案子屢書不絕，這是惡極了的社會症候。這當然是“腐敗”所引發，但它所代表的“層次”卻與“亂世”相匹。偌大的中國，偌大的社會，這樣的人事當然還是“個別”的，然它的“借鑒”意味卻是十分嚴重的。
我們總在嘲笑“封建社會”如何怎樣。據我有限的曆史知識，唐貞觀年間，最好時候，每年全國處決死囚犯人不滿百人。我們這上頭怎樣？我們期望著有一個好的治安（情勢不同，我不作類比），但官員自己的“治安”都這麽著，真可令人憂慮。
正看得昏頭昏腦不知所以，忽見又有報道：黑龍江一位檢察官蔣英庫，本人就是一幫“黑手黨”的老大，一邊當檢察官，一邊組織殺人，共殘殺二十一人，屍體一律肢解焚燒。他的結局不足為奇，是和四個“哥們”同時吃槍子兒。令人詫異的是，這一號人物怎麽混進去當了檢察官的。
這樣的“人文景觀”，出現在和平時期，出現在“管理層”裏，想一想都會令人不寒而栗。以暴力處置文官政府中的矛盾，也是亙古奇創。
和平時期應該是個什麽樣兒？
官們愛錢，出來成克傑、胡長清們索賄受賄，不稀罕。唐宋元明清，出來些子貪官，折騰折騰又折騰，折騰得“國家政府”這棵大樹空了，倒了，算完拉倒。天下動蕩時武官們又怕死，一個又一個與原來的主人“拜拜”——就是人說的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其實他原本也就沒有過想“支”的意思，倒是“棄暗投明”主動撤出這木的居多。所以嶽武穆曾說：“（幾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還有，諸如球場裁判吹吹黑哨；汽車碰死人，碰死白碰；商店裏賣點假貨；評獎給評委送個紅包什麽的……那都是盛世之疣，雖在肘腋之間，也不過是疥癬之疾罷了。
官員們介入黑社會，或者官員們自己就是“黑幫”赤膊上陣殺人越貨，這類事曆史上有沒有呢？有的。但那大都發生在亂世，發生在奪取中央機樞政爭之中，或特大家族的承繼權力爭鬥裏，也有這迴事。中國的西晉時，五胡十六國期間，五代十國那些年頭，官場裏燭光斧影經常閃爍。最顯眼的是清嘉慶年間一個下司殺了上司，是為了追補虧空引發而來，嘉慶是將其剜心致祭，淩遲處死了的，這件事我還把它移植進了我的《乾隆皇帝》裏頭。
“官通匪”是曆史現象，但不是現在這個“官同匪”的案例樣兒。“要做官，殺人放火去招安”不假，但“招安之後”也就安生了，不再胡亂殺人了。再如《隋唐演義》裏的秦瓊，分明就是那時的一個“公安局長”，卻和瓦崗兄弟相善，但那時是天下大亂的哇。他也沒有去殺他的同行。
現在我們出的這種事，真的在曆史上“書無稱載”，真的太可怕了，觀察一下，蔣英庫這王八蛋，他一個電話約了“朋友”去，這朋友就此失蹤了——喝酒——吃迷藥——殺——解肢——焚燒！連同那些雇兇殺人的官，官員載進殺人的“刑名”案子屢書不絕，這是惡極了的社會症候。這當然是“腐敗”所引發，但它所代表的“層次”卻與“亂世”相匹。偌大的中國，偌大的社會，這樣的人事當然還是“個別”的，然它的“借鑒”意味卻是十分嚴重的。
我們總在嘲笑“封建社會”如何怎樣。據我有限的曆史知識，唐貞觀年間，最好時候，每年全國處決死囚犯人不滿百人。我們這上頭怎樣？我們期望著有一個好的治安（情勢不同，我不作類比），但官員自己的“治安”都這麽著，真可令人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