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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曆史需要細看(7)
一切奏章、政事，看詳批答，都要經大學士之手。原本唐宋時，政府的詔令都還由宰相來參與或者草擬，皇帝同意，但是在明代，一切詔令皆出皇帝親旨，全部責任都在皇帝。所以明代製度，可以是皇帝獨裁。
明代的兩位開山皇帝還親自在內閣，後來的皇帝就不常到內閣，甚至有幾個皇帝長久不管事，經年累月，不再到內閣，一切公事都要送進宮裏去。
皇帝和內閣日常不見麵，他們之間需要溝通的橋梁，這是就出現了太監涉政。皇帝有事交給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內閣有事，也同樣經過太監上呈皇帝。這樣，太監就慢慢地掌權。有時候甚至會出現皇帝嫌麻煩，叫太監批公事的情況。批紅的實權，落到太監手裏，太監就成了真皇帝。遇到太監懶批的，便拿著公文包魚包肉，明代政治由此進入最黑暗的時期。
在洪武十七年，太祖曾鑄了一塊“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的鐵牌，掛在宮門裏。他料想到皇帝獨裁，太監接近皇帝，易於弄權。但是明太祖規定不準立宰相，他後人遵守了，至於不準太監幹預政事，後人卻沒有遵守。
曆史注腳：
神秘的萬曆皇帝
萬曆皇帝明神宗，從十歲即位以來，在位四十八年，其中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政府裏有的大臣都沒見過他一麵。自憲宗成化以後，到熹宗啟前後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沒有召見過大臣，這樣的情況在明代的後期非常嚴重。
魏忠賢亂政
近人嶽鴻舉寫的一首詩雲：“幹兒義子拜盈門，妙語流傳最斷魂。強欲為兒無那老，捋須自歎不如孫。”明末啟年間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賢把持朝政，百官中的一些宵，拜倒在其名下，充當幹兒，時已老態龍鍾的禮部尚書顧秉謙，捋著長須對魏忠賢：“本欲為兒，惜須已白。”所以就命他的兒子拜魏忠賢為爺爺，魏忠賢心花怒放，賞紋銀二百兩。透過明晚期這幕醜劇，不難看出魏忠賢之流的宦官掌權，政治何等的烏煙瘴氣。
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中國國家大，地方行政的好壞，關係到國體的穩固與否。明代亡國以後，以明朝遺老自居的顧炎武著有《日知錄》一書，他曾：“下太平，則官多，大官少；下之亂，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官少。”這也是在地方政治幹得好，下就太平，反之下就大亂。而錢穆也把明代的衰落歸結到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上麵。
明代地方行政，首先就要現在的省區製度。行省製度，始於元代。在金元兩代，開始有行中書省。忽必烈征服中國後，完全把權力集中在中央，對地方缺乏信任。某地方出了事，中央宰相府就派一兩個人去處理，“行省”是一個行動的中書省。
英國曾在香港、印度設有總督，殖民地總督是直屬皇帝的。在名義上，殖民地總督，由英國皇帝派，不由代表民意的內閣派。因為殖民地不許有民意。英國本土可以有民主、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便不能有民主與自治，所以也不該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總督來管理。元代的行中書省，等於就是英國的香港總督一類。
元朝同宋一樣，把地方分成路、府、州、縣，但是又分派行省到地方上監督，意在控製好各地的局勢，不讓百姓有造反的機會。到了明代，廢去了中書省，就把行省長官改成“承宣布政使”。全國劃分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設有巡撫和總督。
明代地方長官與承宣布政使並列，還有一個“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個“都指揮使”，管軍事，這三個合稱為三司。這樣一來，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辦了。
明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級是縣，縣上麵是府和州，再上麵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三級之外再加上分司，就變成了四級。行中書省是把中央分置在地方，明、清兩代是把地方高級政府再派到低級去，就是監司官。
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黃書》裏，曾有統計：山東省有六個府，但有十六個分司；山西省有五個府，有十三個分司；陝西省八府，有二十四個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個分司。
明代冗官，武職特別嚴重。有史書記載：“曆代官數，漢七千八百員，唐一萬八千員，宋極冗，到三萬四千員。本朝（明）自成化五年，武職已八萬，合文職蓋十萬。至正德世，文官兩萬零四百，武官十萬……吏五十五萬。”宋朝的三冗是出了名的，但從上麵的史料看，明朝的“冗”更可怕，官職數目是宋的近三倍。而很多學者認為，明代實際人口，大約在一億到兩億。也就是，宋代與明代，人口數應該相差不大。這樣，宋明的官民比例也就更大了。
縣上有府，府上有司（分司），司上才是省（司），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也就不足為怪了。真正親民的縣官，頭上有一排上司要伺候，官階又，所以錢穆：“中國地方政治，宋代已經不理想，明代更不行。縣官壓得太低太可憐，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麵的長官還來不及，哪有功夫去親民。”這是實話。
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與都指揮使，並不是最大的，這幾個長官上麵還有官，那就是總督與巡撫。總督巡撫在明代製度下，有事才出差，並且帶一個都禦史的銜，表示隻是臨時的辦事。譬如倭寇來了，派一個總督或巡撫去，組織抗倭。過幾年事情平定了，這官就迴中央，機關也撤銷。但一到清代，總督巡撫又變成為永久的，地方行政就愈來愈壞了。明清兩代總督巡撫，意在對內防亂，不在對外開邊，中央對地方的戒心太重，在錢穆看來，這樣的政治體係實在太不好了。
曆史注腳：
行政區劃
漢代縣上麵是郡，郡上麵沒有了。漢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階位俸祿和九卿相似。一個縣政府，往往也有屬吏幾百人。但漢郡多至一百以上。美國劃為州和特區，州以下設縣、市。法國分為大區，下設省、區、鄉、市鎮。日本是都、道、府、縣為一級行政區劃，下設市、町（相當於鎮）、村。基本上現行的行政區劃都是保持在兩級或者三級，我國現在的行政區劃也是按照省、市、縣鄉而來的。
明代貪官
明代權貴們貪汙聚斂金銀的規模達到了文數字，光黃金不算其他珍玩，太監王振家有金銀六十餘庫，劉瑾家有金銀數百萬兩，權臣嚴嵩家藏黃金1萬3千多兩，張居正家藏黃金1萬多兩、白銀10餘萬兩。由於專製權力的腐敗已經充分製度化，所以權貴公開標價售官以聚斂金銀，嚴嵩當權時，某舉人以2200兩銀子購得知州一職；某刑部主事行賄1萬3千兩銀子轉為吏部主事；各地屬官賄賂嚴嵩的金額在上千萬兩白銀以上，朝中大臣的賄賂數額則多至無法統計。
不講階級，但看流品
地方政府的層層疊加，又有了新的弊端——吏胥之製。
官與吏之分古已有之。“吏”最先是指的管理一般業務的，相當於後來稱的事務官。兩漢時，每一機關的總管理者獨稱“官”，下屬副手都是稱“吏”。這兩者的出身並無大區別。宰相出身於吏，也是尋常事。唐代的吏和官，就漸漸分得遠了，但兩者間還沒有判若鴻溝。但是到了明代，官與吏的區別就太大了。
明代有很多製度沿襲元代。元代政府長官，大都用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不識漢字，便需要書記、文案來輔政。那時讀書人沒有出路，混進各衙門當書記和文案，謀得一口飯吃。這就是官與吏流品涇渭的開端。
明太祖時，人才不夠用，就推行薦舉，任何長官都可薦舉人才。不分進士、監生、吏員，朝廷一律任用。進士等於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的人，監生等於是大學生，吏員則等於是公務員。但到明成祖時，便規定吏胥不能當禦史，也就是有公務員身份的不能做監察官；又規定吏胥不準考進士，也就是公務員不能考大學。這樣一來，吏胥的出身就被限製在一條路上。官和吏也就分成兩途了。
因為沒有文化也沒有提拔的可能，吏胥在中國政治上的流品觀念裏，就被人看不起。這種觀念到明成祖時成了定製。
在明代政府觀念裏，胥吏和道士、優伶一樣，另成一流品，沒有出身。不準做禦史，又不準考進士，結果隻有考生或秀才中沒有出路的才來當胥吏。錢穆胥吏流品雖低，但他們對政治影響卻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紹興師爺”，早在元明時代已有了。他們的勢力，布滿全國。明代有一位理學先生陳幾亭，有一位朋友到紹興去當知縣，他寫一篇文章送行，大意：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紹興人，這些紹興人雖在中央政府辦文案，但他們的父兄都還在紹興。希望你到紹興後，能多注意教化他們的家庭。把胥吏的兄弟子侄教化好，將來他們就可以影響胥吏。胥吏變好了，下也就有治了。所以紹興是下治亂的根本。
錢穆就很讚同陳幾亭的這番話，可以他是了擺在曆史這張桌子下麵的問題。一般談曆史的，隻注意桌子麵上的事。如宰相怎樣，六部怎樣，而沒有注意到桌子底下的力量，胥吏就是桌子底下的力量。直到晚清光緒年間，還有人：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裏，銓選則可疾可遲，處分則可輕可重，財賦則可侵可化，典禮則可舉可廢，人命則可出可入，訟獄則可大可，工程則可增可減。中國政治界裏胥吏所經管的，不外此七項，而政事中要最主要的，也就隻在這七項當中。吏胥是專門執行這七項的人。
胥吏是“職業政治家而擅有專門知識的”，但當時官場又看不起這些人，這些人也自認流品卑汙，潔身自好也脫不了胥吏的流品，不如拿著政治當玩物。於是就舞弊作惡，膽大包。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法製曆來彈性很大。有時候皇帝高興，下大赦，有時候皇帝要嚴打，就題大做，以儆效尤。這種彈性也使胥吏有機可趁，上下其手。
明清兩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事都交給師爺、吏胥去辦。各衙門都有師爺，他們四麵八方都有朋友，也是江湖老手了。而管官的官卻都是科舉出身，像剛出世的綿羊一樣，哪裏懂得官場上的規則。一個官到了衙門裏，至少需三四個月或一年半載，才能掌握詳細情況，而吏胥往往會起來反對他，暗中作梗。這種事情，從明代起，就有了，而直到清代，日甚一日。錢穆正是因為官吏流品有清濁，才有這種對立。
當然，在上麵流動的叫清流，在下麵沉澱的是濁流。隻要作了吏，混入濁流，就再難翻身洗清。隻要你身在胥吏流品中，縱然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還是一個胥吏。這種默認的社會規則是可怕的，壓得胥吏不自愛，不向上。這樣的政治也是地方行政的失敗。
曆史注腳：
流品
教書人是一種行業，衙門裏辦公文作師爺的也是一種行業，但這兩種行業之間，卻顯分清濁高下，這就是流品觀念在作祟。又比如文官武官，一樣是個官，官階品位也相等，但在流品觀念下，文官武官又顯然有分別。我們也“三教九流”，“九流”裏麵又分出上、中、下來，這是“中國特色”，想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英文可能很困難，隻有中國人才能理解。
張之洞與師爺
師爺雖然是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但並無官銜職稱，不在政府體製之內。師爺和公務員實屬雇傭關係。明代，師爺作開始萌芽。清代師爺非常活躍，上自督撫，下自州縣，都聘請師爺輔佐政府事務。晚清事情，曾國藩幕府人才鼎盛，形成近代軍閥幕府，影響一直延續到民國。由於師爺並不是朝廷認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務派官員張之洞上奏唿籲改革師爺製度，他的建議被采納，師爺的曆史就此終結。所以可以，張之洞是師爺製度的終結者。
劃行省中的不祥“省”字
今我們“湖北省”、“四川省”，這種稱唿我們習以為常，並不去多想“省”字的意思，但是錢穆卻多次，“省”這個字是不祥的，不應該用在行政區劃上，對此，他有他的法。
第五章曆史需要細看(7)
一切奏章、政事，看詳批答，都要經大學士之手。原本唐宋時，政府的詔令都還由宰相來參與或者草擬，皇帝同意，但是在明代，一切詔令皆出皇帝親旨，全部責任都在皇帝。所以明代製度，可以是皇帝獨裁。
明代的兩位開山皇帝還親自在內閣，後來的皇帝就不常到內閣，甚至有幾個皇帝長久不管事，經年累月，不再到內閣，一切公事都要送進宮裏去。
皇帝和內閣日常不見麵，他們之間需要溝通的橋梁，這是就出現了太監涉政。皇帝有事交給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內閣有事，也同樣經過太監上呈皇帝。這樣，太監就慢慢地掌權。有時候甚至會出現皇帝嫌麻煩，叫太監批公事的情況。批紅的實權，落到太監手裏，太監就成了真皇帝。遇到太監懶批的，便拿著公文包魚包肉，明代政治由此進入最黑暗的時期。
在洪武十七年，太祖曾鑄了一塊“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的鐵牌，掛在宮門裏。他料想到皇帝獨裁，太監接近皇帝，易於弄權。但是明太祖規定不準立宰相，他後人遵守了，至於不準太監幹預政事，後人卻沒有遵守。
曆史注腳：
神秘的萬曆皇帝
萬曆皇帝明神宗，從十歲即位以來，在位四十八年，其中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政府裏有的大臣都沒見過他一麵。自憲宗成化以後，到熹宗啟前後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沒有召見過大臣，這樣的情況在明代的後期非常嚴重。
魏忠賢亂政
近人嶽鴻舉寫的一首詩雲：“幹兒義子拜盈門，妙語流傳最斷魂。強欲為兒無那老，捋須自歎不如孫。”明末啟年間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賢把持朝政，百官中的一些宵，拜倒在其名下，充當幹兒，時已老態龍鍾的禮部尚書顧秉謙，捋著長須對魏忠賢：“本欲為兒，惜須已白。”所以就命他的兒子拜魏忠賢為爺爺，魏忠賢心花怒放，賞紋銀二百兩。透過明晚期這幕醜劇，不難看出魏忠賢之流的宦官掌權，政治何等的烏煙瘴氣。
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中國國家大，地方行政的好壞，關係到國體的穩固與否。明代亡國以後，以明朝遺老自居的顧炎武著有《日知錄》一書，他曾：“下太平，則官多，大官少；下之亂，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官少。”這也是在地方政治幹得好，下就太平，反之下就大亂。而錢穆也把明代的衰落歸結到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上麵。
明代地方行政，首先就要現在的省區製度。行省製度，始於元代。在金元兩代，開始有行中書省。忽必烈征服中國後，完全把權力集中在中央，對地方缺乏信任。某地方出了事，中央宰相府就派一兩個人去處理，“行省”是一個行動的中書省。
英國曾在香港、印度設有總督，殖民地總督是直屬皇帝的。在名義上，殖民地總督，由英國皇帝派，不由代表民意的內閣派。因為殖民地不許有民意。英國本土可以有民主、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便不能有民主與自治，所以也不該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總督來管理。元代的行中書省，等於就是英國的香港總督一類。
元朝同宋一樣，把地方分成路、府、州、縣，但是又分派行省到地方上監督，意在控製好各地的局勢，不讓百姓有造反的機會。到了明代，廢去了中書省，就把行省長官改成“承宣布政使”。全國劃分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設有巡撫和總督。
明代地方長官與承宣布政使並列，還有一個“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個“都指揮使”，管軍事，這三個合稱為三司。這樣一來，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辦了。
明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級是縣，縣上麵是府和州，再上麵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三級之外再加上分司，就變成了四級。行中書省是把中央分置在地方，明、清兩代是把地方高級政府再派到低級去，就是監司官。
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黃書》裏，曾有統計：山東省有六個府，但有十六個分司；山西省有五個府，有十三個分司；陝西省八府，有二十四個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個分司。
明代冗官，武職特別嚴重。有史書記載：“曆代官數，漢七千八百員，唐一萬八千員，宋極冗，到三萬四千員。本朝（明）自成化五年，武職已八萬，合文職蓋十萬。至正德世，文官兩萬零四百，武官十萬……吏五十五萬。”宋朝的三冗是出了名的，但從上麵的史料看，明朝的“冗”更可怕，官職數目是宋的近三倍。而很多學者認為，明代實際人口，大約在一億到兩億。也就是，宋代與明代，人口數應該相差不大。這樣，宋明的官民比例也就更大了。
縣上有府，府上有司（分司），司上才是省（司），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也就不足為怪了。真正親民的縣官，頭上有一排上司要伺候，官階又，所以錢穆：“中國地方政治，宋代已經不理想，明代更不行。縣官壓得太低太可憐，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麵的長官還來不及，哪有功夫去親民。”這是實話。
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與都指揮使，並不是最大的，這幾個長官上麵還有官，那就是總督與巡撫。總督巡撫在明代製度下，有事才出差，並且帶一個都禦史的銜，表示隻是臨時的辦事。譬如倭寇來了，派一個總督或巡撫去，組織抗倭。過幾年事情平定了，這官就迴中央，機關也撤銷。但一到清代，總督巡撫又變成為永久的，地方行政就愈來愈壞了。明清兩代總督巡撫，意在對內防亂，不在對外開邊，中央對地方的戒心太重，在錢穆看來，這樣的政治體係實在太不好了。
曆史注腳：
行政區劃
漢代縣上麵是郡，郡上麵沒有了。漢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階位俸祿和九卿相似。一個縣政府，往往也有屬吏幾百人。但漢郡多至一百以上。美國劃為州和特區，州以下設縣、市。法國分為大區，下設省、區、鄉、市鎮。日本是都、道、府、縣為一級行政區劃，下設市、町（相當於鎮）、村。基本上現行的行政區劃都是保持在兩級或者三級，我國現在的行政區劃也是按照省、市、縣鄉而來的。
明代貪官
明代權貴們貪汙聚斂金銀的規模達到了文數字，光黃金不算其他珍玩，太監王振家有金銀六十餘庫，劉瑾家有金銀數百萬兩，權臣嚴嵩家藏黃金1萬3千多兩，張居正家藏黃金1萬多兩、白銀10餘萬兩。由於專製權力的腐敗已經充分製度化，所以權貴公開標價售官以聚斂金銀，嚴嵩當權時，某舉人以2200兩銀子購得知州一職；某刑部主事行賄1萬3千兩銀子轉為吏部主事；各地屬官賄賂嚴嵩的金額在上千萬兩白銀以上，朝中大臣的賄賂數額則多至無法統計。
不講階級，但看流品
地方政府的層層疊加，又有了新的弊端——吏胥之製。
官與吏之分古已有之。“吏”最先是指的管理一般業務的，相當於後來稱的事務官。兩漢時，每一機關的總管理者獨稱“官”，下屬副手都是稱“吏”。這兩者的出身並無大區別。宰相出身於吏，也是尋常事。唐代的吏和官，就漸漸分得遠了，但兩者間還沒有判若鴻溝。但是到了明代，官與吏的區別就太大了。
明代有很多製度沿襲元代。元代政府長官，大都用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不識漢字，便需要書記、文案來輔政。那時讀書人沒有出路，混進各衙門當書記和文案，謀得一口飯吃。這就是官與吏流品涇渭的開端。
明太祖時，人才不夠用，就推行薦舉，任何長官都可薦舉人才。不分進士、監生、吏員，朝廷一律任用。進士等於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的人，監生等於是大學生，吏員則等於是公務員。但到明成祖時，便規定吏胥不能當禦史，也就是有公務員身份的不能做監察官；又規定吏胥不準考進士，也就是公務員不能考大學。這樣一來，吏胥的出身就被限製在一條路上。官和吏也就分成兩途了。
因為沒有文化也沒有提拔的可能，吏胥在中國政治上的流品觀念裏，就被人看不起。這種觀念到明成祖時成了定製。
在明代政府觀念裏，胥吏和道士、優伶一樣，另成一流品，沒有出身。不準做禦史，又不準考進士，結果隻有考生或秀才中沒有出路的才來當胥吏。錢穆胥吏流品雖低，但他們對政治影響卻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紹興師爺”，早在元明時代已有了。他們的勢力，布滿全國。明代有一位理學先生陳幾亭，有一位朋友到紹興去當知縣，他寫一篇文章送行，大意：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紹興人，這些紹興人雖在中央政府辦文案，但他們的父兄都還在紹興。希望你到紹興後，能多注意教化他們的家庭。把胥吏的兄弟子侄教化好，將來他們就可以影響胥吏。胥吏變好了，下也就有治了。所以紹興是下治亂的根本。
錢穆就很讚同陳幾亭的這番話，可以他是了擺在曆史這張桌子下麵的問題。一般談曆史的，隻注意桌子麵上的事。如宰相怎樣，六部怎樣，而沒有注意到桌子底下的力量，胥吏就是桌子底下的力量。直到晚清光緒年間，還有人：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裏，銓選則可疾可遲，處分則可輕可重，財賦則可侵可化，典禮則可舉可廢，人命則可出可入，訟獄則可大可，工程則可增可減。中國政治界裏胥吏所經管的，不外此七項，而政事中要最主要的，也就隻在這七項當中。吏胥是專門執行這七項的人。
胥吏是“職業政治家而擅有專門知識的”，但當時官場又看不起這些人，這些人也自認流品卑汙，潔身自好也脫不了胥吏的流品，不如拿著政治當玩物。於是就舞弊作惡，膽大包。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法製曆來彈性很大。有時候皇帝高興，下大赦，有時候皇帝要嚴打，就題大做，以儆效尤。這種彈性也使胥吏有機可趁，上下其手。
明清兩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事都交給師爺、吏胥去辦。各衙門都有師爺，他們四麵八方都有朋友，也是江湖老手了。而管官的官卻都是科舉出身，像剛出世的綿羊一樣，哪裏懂得官場上的規則。一個官到了衙門裏，至少需三四個月或一年半載，才能掌握詳細情況，而吏胥往往會起來反對他，暗中作梗。這種事情，從明代起，就有了，而直到清代，日甚一日。錢穆正是因為官吏流品有清濁，才有這種對立。
當然，在上麵流動的叫清流，在下麵沉澱的是濁流。隻要作了吏，混入濁流，就再難翻身洗清。隻要你身在胥吏流品中，縱然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還是一個胥吏。這種默認的社會規則是可怕的，壓得胥吏不自愛，不向上。這樣的政治也是地方行政的失敗。
曆史注腳：
流品
教書人是一種行業，衙門裏辦公文作師爺的也是一種行業，但這兩種行業之間，卻顯分清濁高下，這就是流品觀念在作祟。又比如文官武官，一樣是個官，官階品位也相等，但在流品觀念下，文官武官又顯然有分別。我們也“三教九流”，“九流”裏麵又分出上、中、下來，這是“中國特色”，想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英文可能很困難，隻有中國人才能理解。
張之洞與師爺
師爺雖然是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但並無官銜職稱，不在政府體製之內。師爺和公務員實屬雇傭關係。明代，師爺作開始萌芽。清代師爺非常活躍，上自督撫，下自州縣，都聘請師爺輔佐政府事務。晚清事情，曾國藩幕府人才鼎盛，形成近代軍閥幕府，影響一直延續到民國。由於師爺並不是朝廷認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務派官員張之洞上奏唿籲改革師爺製度，他的建議被采納，師爺的曆史就此終結。所以可以，張之洞是師爺製度的終結者。
劃行省中的不祥“省”字
今我們“湖北省”、“四川省”，這種稱唿我們習以為常，並不去多想“省”字的意思，但是錢穆卻多次，“省”這個字是不祥的，不應該用在行政區劃上，對此，他有他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