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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曆史需要細看(8)
曆史上，“省”是衙門名，不是地域名。三省六部中的“省”，就是指的官職。在元代有行省長官，是中央官親自降臨到地方的一種職位。當時，並不是把全國劃分成幾個地方行政區，而是這幾區地方各駐有中央宰相，成為中央宰相府的連鎖或者分店。所以行中書省正名定義，並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流動的中央政府。也就是中央侵入了地方。在元代，共計有如是的十個行省，但不是全國地方行政分成為十個區。
元代的這種行省設置，實際上並不是為了行政方便，而是為了中央對地方的軍事控製。這種製度一直沿襲到近代，還可以依稀找見這種想法的證據。
我們現代的省區分劃，和唐宋時代的“道”和“路”不同。如江蘇徐州是一個軍事重鎮，它一麵是山東，一麵是河南與安徽。徐州屬江蘇省，但它的外圍，江蘇管不著，這樣一來，江蘇的總督或巡撫就無法控製了。南京也是一軍事重鎮，但如果廣德不守，或者蕪湖放棄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廣德、蕪湖都在安徽，不在江蘇的管轄內。錢穆這樣的劃分行省的辦法，就是給你這一半，割去那一半。這樣便令全國各省都處於支離破碎的狀態。既不能統一反抗，也很難單獨反抗。這就是元代以來的行省製的內在精神。
明代地方行政首長最高一級的官是布政使。但稱“布政使司”為行政區域，那又是名不正，言不順。錢穆考證，就官製言，地方區域不該稱為司。但是到了清代，沿襲明代稱了省。如有江蘇布政使、有江蘇巡撫，而江蘇地區則稱為江蘇行省或江蘇省。這裏“省”的稱唿，更是名不正言不順。
清一統誌把省區再綜合劃分，如稱關東三省（山海關以東），或嶺南三省（廣東、廣西、福建）之類。錢穆“這更是無意義”，因為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是不能混淆的，後來果然為此誤事。
隻叫廣東省、廣西省，不是嶺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獨獨關東三省，因為清代限製中國人出關，常混合籠統來稱，後來又把“關”字省了，隻叫東三省。這樣傳下來，好像東三省和其他省區有不同。後來，又有人把東三省叫滿洲，這更不妥。滿洲隻是吉林省鬆花江外長白山附近一區域，在明代屬建州衛，唐稱府，明稱衛，這是軍事區域的名稱，並不是東北的行政區域。關東三省，才是東北行政區域，但也不全是行政區域。
一般人不注意這些，或者滿洲人要故意把滿洲兩字的地域觀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區也勉強分為關東幾省，嶺南幾省這種不合理的稱唿，來混淆視聽。後來日本人又推波助瀾，故意把東三省成是另外一片區域，而且東三省就是滿洲，幫助溥儀在建立偽滿州政府，自稱滿洲國，認為是滿洲人統治著滿洲，實際上東三省與滿洲明明就是兩迴事。
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給行省證明，在清代學者中也有人提到過，主張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稱為布政使司，但是當時沒有人附和。後來又“本部十八省”，錢穆這更荒謬。“中國曆史上根本就沒有所謂本部非本部之別。秦代萬裏長城早已東達大同江，遼河流域永遠在中國曆史圈之內，怎麽能它不是中國本部？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來做侵略的口實。”錢穆認為，連華南、華中、華北等稱唿，都不好。“現在還沒有事，不要緊，十年二十年以後，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發生問題。連我們的腦筋裏，觀念上，也會發生問題的。如想我們是華南，你們是華北，這些觀念，都會發生很大作用。”的確，現在有的省份就想通過改名稱來達到政治目的，錢穆並非杞人憂。
“省區的省字，根本是一個不祥的名稱，最好以後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區域之劃分下把這字革除，再不沿襲。”
曆史注腳：
“省”是一個會意字。古人解釋它從眉，從屮(che)。甲骨文和篆的字形，都像是眼睛在觀察草。“省”和“盲”不一樣。盲，由一個“亡”、一個“目”組成，即“無目”，眼睛失去了功能，什麽也看不到。省，恰恰是因為有很好的眼力和判斷，它知道該看外界的什麽、該檢查自身的什麽，所以有所得有所不得，有所悟有所不悟。
唐朝的“道”
唐代開創了中國政區史上道和府的建製，唐初貞觀年間，將全國劃分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開元年間又將山南、江南各分東西，並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下設州、府，州、府下再設縣。如今，韓國的區域仍舊稱為“道”，一都九道六廣域，與唐朝的“道”相似。
無奈的八股考試
光緒二十八年，清政府宣布廢除八股取士。到這裏，八股文走過了四百多年，壽終正寢了。我們現在提到八股，便會想到它是鉗製思想的工具，但是這套製度，在錢穆眼中是明朝時選拔人才的無奈之舉。
考試與用人曆來緊密聯係在一起。自唐代確定科舉以來，宋沒有多大變化，但是到明代，變動就大了。後來清代的考試都從明代沿下，一直走到1902年。
唐宋兩代的考試，由民間先在地方政府呈報，由地方送上中央，這些人就叫“進士”。考取後稱“進士及第”。比如一個山東人，先向山東省政府報名，他把這個人送到中央，這個人就是山東省進士。考試錄取了，就叫進士及第。主要的考試隻有一次。
明代報考的人數多了，就分成幾輪來考。第一輪是府縣考，錄取了叫入學，就是我們所的秀才。但這種“縣學生”有名無實，因為並無正式的縣學。第二輪是省試，考試地點在各直省的省會，這叫鄉試，考中的俗稱舉人。比如範進中舉，局勢參加的第二輪複試賽了。每個省都有舉人，這些舉人再送到中央，進行第三輪會考，這叫會試。如果會試通過了，就叫做進士，也叫進士及第。
這種分明的考試製度也讓科舉場中出現了流品。進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麵直向前，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流，沉澱在下麵，難以翻身。“鼎甲出身”，也成一種流品觀念了。
從兩漢到唐宋，任何人都得從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當大官的希望。明以後，科舉滅了秀才舉人當大官的希望。而上層的進士與翰林，沒有做官的，清代也如此。
曾國藩進士殿試，雖列三甲，隻是同進士出身，但是他進士散館成績好，就獲進翰林院，以後出來便做幾任學政主考，後此就做侍郎，等於現在的部長，一下就做大官了。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
考不上進士翰林的，即使你學問修養好，從政成績好，也還是沒辦法提升。這種製度重法不重人，也絕非無好處。好處之一，就是培養了實幹型的人才。
明清兩代許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他們考取進士後，留在中央，對政府一切實際政事漸漸都了解了。政府又給他一個好出身，將來肯定有大官做，他們也就可以安心努力。在進士留館時期及翰林院時期，一麵讀書修學，一麵獲得許多政治知識，等到政府需要人才的時候，他們就有機會出人頭地了。進士與翰林成了政府的人才儲備資源。
科舉本隻能物色人才，不能培養人才。而在明清兩代進士翰林製度下，卻可培植些人才。這種人才，無形中集中在中央，影響就很大。
曾國藩考取進士時，也不過三十幾歲，那時在學問上並無什麽深厚的基礎。而在他進士留館的一段時期，住在京城，生活雖很清苦，但很清閑，沒有什麽事，可以一意從師覓友，讀書論學。便逐漸打下了學問基礎。等到做翰林，還是沒有事，讀讀書，或到外省作主考官，旅行各地，接觸民情風俗，認識朋友，迴來還是翰林。如是多年，才正式當官任事。
錢穆評價，明清兩代，才把培養人才的機構歸並到考試製度裏，這是很好的製度。
但是明代考試製度裏，又有一件最壞事，那就是八股文。從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間，八股文考試是中國曆史上最戕害人才的。大家都知道八股文很死板，沒有什麽意思，為什麽政府偏要用此來考試呢？
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正因當時應考人太多了，錄取標準總成為問題。唐代考試考律詩，因為古詩不容易定標準、判優劣，律詩限定字句，講究平仄要對得工整，一字不合就不取。這種標準具體而客觀。宋代不考詩賦考經義，仁義道德，大家一樣的會，誰好誰壞，很難辨。演變到明代，就在經義中漸漸演變出一個一定的格式來，八股文猶如變相的律詩，是一種律體的經義。這並不是封建的皇帝要愚民，但是人才最終被束縛在了這個八股裏麵。
曆史注腳：
舉人與進士
就名義論，舉人和進士差不多。進士及第以後，還要留在中央政府讀書，由中央派一個資格老的進士出身的前輩來教。進士在中央讀書滿三年，再進行最後一次考試，成績好的，就被翰林院錄取了。這個時候稱為散館，才成翰林的。但進士讀書的製度，不久也有名無實了。明代則極看重進士和翰林，學曆不是進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而明以前的科舉，隻進士及第後，就包分配了。但是在明代，舉人以下就沒有做大官的份。
梁文道八股文
都八股文是一個壞東西，但是梁文道在《開卷八分鍾》中卻為八股文了“好話”。他認為八股文是一個考試用的東西，從考試的角度來講，它就是要你不能自由發揮，用命題作文的形式，大家同寫一個題，而且規定大家用不同的結構去寫的話，這就能分高低了。而且八股文是一種非常高難度的智力訓練，首先你要把整個《四書》背的滾瓜爛熟，然後又要學懂裏麵各種對仗的句法，又要有各種嚴格的結構要去掌握它。
三百年明朝，不堪一擊
除了宋代極頂可憐的國防，錢穆最同情的就是明末的軍隊。他用心描述了很多明兵在北方作戰的情景，讓人讀來哭笑不得。
明代的兵製和唐代相似，隻是在稱唿上不同。大的兵區叫衛，的兵區叫所。明代的衛所如同唐代的府。明太祖曾：“吾養兵百萬，要不廢百姓一粒米。”用的就是衛所製度。當時設在一個府裏的兵區叫所，連著兩個府的叫衛。大約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外統於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出兵打仗的時候，朝廷派一個將軍指揮衛所軍隊。戰事結束，軍隊迴歸衛所，將軍也沒了兵權。平時衛所軍自給自足，國家不要他賦稅，這種製度可以是府兵製的升級版本。
讀曆史的時候，遇到清兵南下，總覺得明朝太弱了，怎麽連滿洲這個鬆花江外的部落也打不贏？一個大國垮掉，並不是文化衰敗，道德墮落，政府專製黑暗這樣幾句空洞不著邊際的話就能道出其中因緣的。從政治上來，一項製度隻要推行到兩三百年，難免會出毛病。明代有兩三百年的太平，當初的製度便慢慢腐化，如同生命的新陳代謝一樣。
兩三百年的長時間，人們的精神也會放鬆下來。16世紀，西班牙人門多薩遊曆了大明國，帶著很多驚訝和不解迴到了歐洲，寫了《中華大帝國史》，從他的記錄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明國人生活的情況：
中國人自稱“大明（tame)人”。全國劃分15個省，每省都要比我們所熟知的歐洲國家為大；中國境內有完好的道路，使城鎮相連。路麵平整、寬闊，官道可容15人騎馬並行。路旁商店林立，兩側綠樹成蔭，如同羅馬時代的大道一樣。有些城市有水道相連，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國人富有建築才能。一種用“白土”做成的方塊（即磚）堅硬無比，隻有用鋤才能將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莊園；中國物產豐富。蔬菜種類遠較西班牙為多。僅橘子就有三個品種，甜的、酸的和甜酸適度的。糖質地很好，非常潔白，價格也低廉。蠶絲色澤豔亮，質量超過西班牙格拉納達的產品。中國農田管理得很好，沒有一塊荒棄的土地。一塊塊耕田錯落有致，有如花園。……這是世界上最富饒、而物價又十分低廉的國家。
這樣一個大明國的衛所製度本來不壞，明代也憑此建立了赫赫武功。後來國勢隆盛，四境太平，一個兵一生都不見打仗，他們的身心都會鬆懈。而且動員打仗也是一件難事兒。
第五章曆史需要細看(8)
曆史上，“省”是衙門名，不是地域名。三省六部中的“省”，就是指的官職。在元代有行省長官，是中央官親自降臨到地方的一種職位。當時，並不是把全國劃分成幾個地方行政區，而是這幾區地方各駐有中央宰相，成為中央宰相府的連鎖或者分店。所以行中書省正名定義，並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流動的中央政府。也就是中央侵入了地方。在元代，共計有如是的十個行省，但不是全國地方行政分成為十個區。
元代的這種行省設置，實際上並不是為了行政方便，而是為了中央對地方的軍事控製。這種製度一直沿襲到近代，還可以依稀找見這種想法的證據。
我們現代的省區分劃，和唐宋時代的“道”和“路”不同。如江蘇徐州是一個軍事重鎮，它一麵是山東，一麵是河南與安徽。徐州屬江蘇省，但它的外圍，江蘇管不著，這樣一來，江蘇的總督或巡撫就無法控製了。南京也是一軍事重鎮，但如果廣德不守，或者蕪湖放棄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廣德、蕪湖都在安徽，不在江蘇的管轄內。錢穆這樣的劃分行省的辦法，就是給你這一半，割去那一半。這樣便令全國各省都處於支離破碎的狀態。既不能統一反抗，也很難單獨反抗。這就是元代以來的行省製的內在精神。
明代地方行政首長最高一級的官是布政使。但稱“布政使司”為行政區域，那又是名不正，言不順。錢穆考證，就官製言，地方區域不該稱為司。但是到了清代，沿襲明代稱了省。如有江蘇布政使、有江蘇巡撫，而江蘇地區則稱為江蘇行省或江蘇省。這裏“省”的稱唿，更是名不正言不順。
清一統誌把省區再綜合劃分，如稱關東三省（山海關以東），或嶺南三省（廣東、廣西、福建）之類。錢穆“這更是無意義”，因為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是不能混淆的，後來果然為此誤事。
隻叫廣東省、廣西省，不是嶺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獨獨關東三省，因為清代限製中國人出關，常混合籠統來稱，後來又把“關”字省了，隻叫東三省。這樣傳下來，好像東三省和其他省區有不同。後來，又有人把東三省叫滿洲，這更不妥。滿洲隻是吉林省鬆花江外長白山附近一區域，在明代屬建州衛，唐稱府，明稱衛，這是軍事區域的名稱，並不是東北的行政區域。關東三省，才是東北行政區域，但也不全是行政區域。
一般人不注意這些，或者滿洲人要故意把滿洲兩字的地域觀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區也勉強分為關東幾省，嶺南幾省這種不合理的稱唿，來混淆視聽。後來日本人又推波助瀾，故意把東三省成是另外一片區域，而且東三省就是滿洲，幫助溥儀在建立偽滿州政府，自稱滿洲國，認為是滿洲人統治著滿洲，實際上東三省與滿洲明明就是兩迴事。
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給行省證明，在清代學者中也有人提到過，主張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稱為布政使司，但是當時沒有人附和。後來又“本部十八省”，錢穆這更荒謬。“中國曆史上根本就沒有所謂本部非本部之別。秦代萬裏長城早已東達大同江，遼河流域永遠在中國曆史圈之內，怎麽能它不是中國本部？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來做侵略的口實。”錢穆認為，連華南、華中、華北等稱唿，都不好。“現在還沒有事，不要緊，十年二十年以後，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發生問題。連我們的腦筋裏，觀念上，也會發生問題的。如想我們是華南，你們是華北，這些觀念，都會發生很大作用。”的確，現在有的省份就想通過改名稱來達到政治目的，錢穆並非杞人憂。
“省區的省字，根本是一個不祥的名稱，最好以後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區域之劃分下把這字革除，再不沿襲。”
曆史注腳：
“省”是一個會意字。古人解釋它從眉，從屮(che)。甲骨文和篆的字形，都像是眼睛在觀察草。“省”和“盲”不一樣。盲，由一個“亡”、一個“目”組成，即“無目”，眼睛失去了功能，什麽也看不到。省，恰恰是因為有很好的眼力和判斷，它知道該看外界的什麽、該檢查自身的什麽，所以有所得有所不得，有所悟有所不悟。
唐朝的“道”
唐代開創了中國政區史上道和府的建製，唐初貞觀年間，將全國劃分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開元年間又將山南、江南各分東西，並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下設州、府，州、府下再設縣。如今，韓國的區域仍舊稱為“道”，一都九道六廣域，與唐朝的“道”相似。
無奈的八股考試
光緒二十八年，清政府宣布廢除八股取士。到這裏，八股文走過了四百多年，壽終正寢了。我們現在提到八股，便會想到它是鉗製思想的工具，但是這套製度，在錢穆眼中是明朝時選拔人才的無奈之舉。
考試與用人曆來緊密聯係在一起。自唐代確定科舉以來，宋沒有多大變化，但是到明代，變動就大了。後來清代的考試都從明代沿下，一直走到1902年。
唐宋兩代的考試，由民間先在地方政府呈報，由地方送上中央，這些人就叫“進士”。考取後稱“進士及第”。比如一個山東人，先向山東省政府報名，他把這個人送到中央，這個人就是山東省進士。考試錄取了，就叫進士及第。主要的考試隻有一次。
明代報考的人數多了，就分成幾輪來考。第一輪是府縣考，錄取了叫入學，就是我們所的秀才。但這種“縣學生”有名無實，因為並無正式的縣學。第二輪是省試，考試地點在各直省的省會，這叫鄉試，考中的俗稱舉人。比如範進中舉，局勢參加的第二輪複試賽了。每個省都有舉人，這些舉人再送到中央，進行第三輪會考，這叫會試。如果會試通過了，就叫做進士，也叫進士及第。
這種分明的考試製度也讓科舉場中出現了流品。進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麵直向前，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流，沉澱在下麵，難以翻身。“鼎甲出身”，也成一種流品觀念了。
從兩漢到唐宋，任何人都得從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當大官的希望。明以後，科舉滅了秀才舉人當大官的希望。而上層的進士與翰林，沒有做官的，清代也如此。
曾國藩進士殿試，雖列三甲，隻是同進士出身，但是他進士散館成績好，就獲進翰林院，以後出來便做幾任學政主考，後此就做侍郎，等於現在的部長，一下就做大官了。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
考不上進士翰林的，即使你學問修養好，從政成績好，也還是沒辦法提升。這種製度重法不重人，也絕非無好處。好處之一，就是培養了實幹型的人才。
明清兩代許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他們考取進士後，留在中央，對政府一切實際政事漸漸都了解了。政府又給他一個好出身，將來肯定有大官做，他們也就可以安心努力。在進士留館時期及翰林院時期，一麵讀書修學，一麵獲得許多政治知識，等到政府需要人才的時候，他們就有機會出人頭地了。進士與翰林成了政府的人才儲備資源。
科舉本隻能物色人才，不能培養人才。而在明清兩代進士翰林製度下，卻可培植些人才。這種人才，無形中集中在中央，影響就很大。
曾國藩考取進士時，也不過三十幾歲，那時在學問上並無什麽深厚的基礎。而在他進士留館的一段時期，住在京城，生活雖很清苦，但很清閑，沒有什麽事，可以一意從師覓友，讀書論學。便逐漸打下了學問基礎。等到做翰林，還是沒有事，讀讀書，或到外省作主考官，旅行各地，接觸民情風俗，認識朋友，迴來還是翰林。如是多年，才正式當官任事。
錢穆評價，明清兩代，才把培養人才的機構歸並到考試製度裏，這是很好的製度。
但是明代考試製度裏，又有一件最壞事，那就是八股文。從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間，八股文考試是中國曆史上最戕害人才的。大家都知道八股文很死板，沒有什麽意思，為什麽政府偏要用此來考試呢？
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正因當時應考人太多了，錄取標準總成為問題。唐代考試考律詩，因為古詩不容易定標準、判優劣，律詩限定字句，講究平仄要對得工整，一字不合就不取。這種標準具體而客觀。宋代不考詩賦考經義，仁義道德，大家一樣的會，誰好誰壞，很難辨。演變到明代，就在經義中漸漸演變出一個一定的格式來，八股文猶如變相的律詩，是一種律體的經義。這並不是封建的皇帝要愚民，但是人才最終被束縛在了這個八股裏麵。
曆史注腳：
舉人與進士
就名義論，舉人和進士差不多。進士及第以後，還要留在中央政府讀書，由中央派一個資格老的進士出身的前輩來教。進士在中央讀書滿三年，再進行最後一次考試，成績好的，就被翰林院錄取了。這個時候稱為散館，才成翰林的。但進士讀書的製度，不久也有名無實了。明代則極看重進士和翰林，學曆不是進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而明以前的科舉，隻進士及第後，就包分配了。但是在明代，舉人以下就沒有做大官的份。
梁文道八股文
都八股文是一個壞東西，但是梁文道在《開卷八分鍾》中卻為八股文了“好話”。他認為八股文是一個考試用的東西，從考試的角度來講，它就是要你不能自由發揮，用命題作文的形式，大家同寫一個題，而且規定大家用不同的結構去寫的話，這就能分高低了。而且八股文是一種非常高難度的智力訓練，首先你要把整個《四書》背的滾瓜爛熟，然後又要學懂裏麵各種對仗的句法，又要有各種嚴格的結構要去掌握它。
三百年明朝，不堪一擊
除了宋代極頂可憐的國防，錢穆最同情的就是明末的軍隊。他用心描述了很多明兵在北方作戰的情景，讓人讀來哭笑不得。
明代的兵製和唐代相似，隻是在稱唿上不同。大的兵區叫衛，的兵區叫所。明代的衛所如同唐代的府。明太祖曾：“吾養兵百萬，要不廢百姓一粒米。”用的就是衛所製度。當時設在一個府裏的兵區叫所，連著兩個府的叫衛。大約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外統於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出兵打仗的時候，朝廷派一個將軍指揮衛所軍隊。戰事結束，軍隊迴歸衛所，將軍也沒了兵權。平時衛所軍自給自足，國家不要他賦稅，這種製度可以是府兵製的升級版本。
讀曆史的時候，遇到清兵南下，總覺得明朝太弱了，怎麽連滿洲這個鬆花江外的部落也打不贏？一個大國垮掉，並不是文化衰敗，道德墮落，政府專製黑暗這樣幾句空洞不著邊際的話就能道出其中因緣的。從政治上來，一項製度隻要推行到兩三百年，難免會出毛病。明代有兩三百年的太平，當初的製度便慢慢腐化，如同生命的新陳代謝一樣。
兩三百年的長時間，人們的精神也會放鬆下來。16世紀，西班牙人門多薩遊曆了大明國，帶著很多驚訝和不解迴到了歐洲，寫了《中華大帝國史》，從他的記錄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明國人生活的情況：
中國人自稱“大明（tame)人”。全國劃分15個省，每省都要比我們所熟知的歐洲國家為大；中國境內有完好的道路，使城鎮相連。路麵平整、寬闊，官道可容15人騎馬並行。路旁商店林立，兩側綠樹成蔭，如同羅馬時代的大道一樣。有些城市有水道相連，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國人富有建築才能。一種用“白土”做成的方塊（即磚）堅硬無比，隻有用鋤才能將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莊園；中國物產豐富。蔬菜種類遠較西班牙為多。僅橘子就有三個品種，甜的、酸的和甜酸適度的。糖質地很好，非常潔白，價格也低廉。蠶絲色澤豔亮，質量超過西班牙格拉納達的產品。中國農田管理得很好，沒有一塊荒棄的土地。一塊塊耕田錯落有致，有如花園。……這是世界上最富饒、而物價又十分低廉的國家。
這樣一個大明國的衛所製度本來不壞，明代也憑此建立了赫赫武功。後來國勢隆盛，四境太平，一個兵一生都不見打仗，他們的身心都會鬆懈。而且動員打仗也是一件難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