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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曆史需要細看(6)
唐朝時候，皇帝朝見文武百官散朝後，門下省的諫官們便要參與皇帝和宰相的討論。錢穆，這是因為宰相有時候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講的話，可讓這些官講出來。萬一皇帝生氣，也無法直接對宰相。諫官講的對固然好，講錯了也無妨大體。人微言輕，階位不高，顧慮也就少一些。有他們隨從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衝突，這是政治上的一種技術問題。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諫官，諫官的職責是專門諫諍皇帝的過失，有同於禦史大夫監察政府百官，諫官隻盯著皇帝就行了。若把諫官也看作是監察官，則中國曆史上的監察官可分為台、諫兩種。
台是指的禦史台，是子的耳目，諫官則是宰相的唇舌。唐代的宰相手裏已經沒有禦史監察權了，但諫諍權則仍在宰相手上。到宋代這一製度又變了。諫官不直接屬於宰相了，也不準由宰相任用，於是台官諫官都成了皇帝的親信了。
本來諫官是設來要求子的，現在諫官脫離了門下省，不隸屬於宰相。又是由皇帝所親擢，於是諫官遂轉成並不為緊盯著子，反來過來束縛宰相。諫垣這種官署就成了與政府對立的勢力。
諫官本是以言為職，講錯話轉是不要緊，但是不講話就是失職。這些諫官階位低，權柄，隻是些清望之官。他們講錯話免了職，聲望反而更高，更有升遷的機會。所以他們便和宰相唱反調，宰相東，他們便西，總愛對政府表示異見。以示自己盡職。這一來，諫垣就成了一個隻發空論不負實責的反對機關。他們盡愛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又沒有章法約束。就像在野黨反對執政黨一樣，凡事執政黨的政策，他們總能出個一二三點不好來，而政府不能老不理他們的意見。
範仲淹與王安石的變法失敗，諫官有很大的“功勞”。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來變法，然而諫官與宰相互相對壘，勢如水火。當時的諫官，不像現代西方的所謂反對黨，是分散的，孤立的。他們的立場，好像是專在主持公議，並非為反對政府。在道義的立場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對黨更有力。宰相不聽他們的話，他們就辭職，辭職了名更大。另一人上來，還是依照前一人的主張，繼續反對。
從宋代始，便有了這種清議的風氣。諫官台官漸漸變成不分。台官監察的對象是政府，諫官諍議的對象還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變成沒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對付皇帝，又要對付台諫，可以是難以施展拳腳的。到後來，諫官鋒芒太兇，鬧得太意氣，成了無聊的攻訐，社會和政府中人都討厭諫垣，不予理會，諫官才失勢。但是權相奸臣又從此出了頭。
直到現在，給政府提意見仍舊是政治上的一個技術問題。用得太多則會引起內部矛盾，用得太少又會影響參政積極性。如何把握好這項技術，很多人還是願意從唐太宗的貞觀盛世中找答案。
曆史注腳：
曆史上的諫官
諫官在漢屬九卿中的光祿勳，隸屬於宰相。到唐代，諫官屬於門下省，和給事中同屬一機關，如諫議大夫、拾遺、補闕之類都是，大詩人杜甫就做過拾遺。這些官，位不高權不大，但很受政府尊重。大多數都是年輕後進，有學問、有氣節，政治資曆又不深的人。他們可向皇帝講話。“拾遺”、“補闕”、“司諫”、“正言”這些官名便可以看出他們的職責所在。
現代“諫官”——參事
國務院參事室有50個參事的編製，目前的參事數量是35位。1988年實行聘任製改革之後參事的年齡範圍控製在60-75歲之間，5年一任。聘任的專家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並且有參政議政能力的，為經濟建設服務。這35位參事按照研究領域被大致劃分為經濟管理、可持續發展、農業、公交、醫藥和教育、環保、水利發展7個組別，參事以個人名義，用直通車的方式直接向總理副總理提建議，不帶任何偏見，不帶部門利益，比較客觀、可信、公正。國務院對參事有很高的禮遇。可以旁聽人大政協會議和各部級會議，一般的公務員沒有這項“待遇”。中秋春節等重大節日國辦和統戰部會召開招待會，也邀請參事參加。
欲變學究為秀才，卻轉秀才為學究
宋代用人也需要通過考試來選拔，考試製度大體沿襲唐代，隻是在細節上進行了修補。但宋代科舉的影響，卻與唐代不同。
唐代考試有“公卷通榜”之製。公卷就是由考生把平日詩文成集，到時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學問的大僚閱看。這些前輩看了考生平日的作品，心中便有了大致的品第，在未考以前，就有許多知名之士，獲得了客觀的地位。通榜是考後出榜，根據社會及政府先輩的輿論，來拔取知名之士，不專憑考試一日的短長。甚至有的主考官謙遜，因不了解這一次考場中的學術標準，不自定榜，而請有學問的人代定榜次，並有請應考人代定的，而應考人又自定為榜首狀元。這樣的事在當時是佳話，不算舞弊。
錢穆認為，考試的目的是為國家選拔人才，明白這個主要精神與本原意義，就不必在細節上斤斤計較。但有人要借此製度的寬大一麵來作弊，於是政府就要為防弊而把製度嚴密化。一切製度都是如此。但製度越是嚴密，反而會失卻本義，而專在防弊上下功夫。宋代考試製度遠比唐代嚴格，那時有糊名製，所憑的真是考試成績。但是考試成績隻是一日的短長，就算有主考官存心要錄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門生，因是糊名，尋覓不出學生的答卷，這個人就落第了。這樣一來，考試防製嚴了，但是卻並不能保證就能得到真才。
唐代考試由禮部主管，人才分發任用則都在吏部。禮部及第了，未必馬上就能任用，因而仍需要經各衙門的首長辟署，在幕府中作僚吏，借此對政事先有一番實習。經曆了五代的長期黑暗，人不悅學，趙宋朝廷刻意獎勵文學，重視科舉，隻要及第就能得美仕，但這樣反而不如唐代還能保留得兩漢以來一些政治實習的優良傳統。
考試製度在宋代雖然更嚴密了，但並非更有效果。然而在政府大力提倡之下，社會學術空氣又得以複活。於是有許多人站出來想改革這種科舉製度，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變法中有太學三舍法，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又有貢舉法，廢明經、存進士，熙寧三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熙寧四年，二月，頒新貢舉製，廢明經，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
王安石的變法，一是想用學校教育代替考試。考試隻能選拔人才，卻未能培養人才。在兩漢有太學，在唐代有門第，這些都是培養人才的。社會培養出人才，政府考試才有選擇的餘地。宋人頗想積極興辦教育，但心有餘而力不足。
二是想把考試內容改變，不考詩賦，改考經義。人人學詩賦，明白風花雪月的詞句，用此標準來為政府物色人才，卻不妥當。畢竟政府更需要那些有實幹的人才。王安石於是自己親自編訂了一套經書，作為新式考試的參考教材。但改革後卻所得不償所失，考經義反而不如考詩賦了。王荊公王安石因此歎息，本來欲變學究為秀才的，不料卻將秀才轉變成了學究。
考試製度，是中國政治製度中重要的一部分。由唐迄清，綿曆了一千多年。中間有改革、有演變，積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聰明才智，在曆史進程中逐步發展。直到晚清，西方人還采用這種製度來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中的偏陷。讓錢穆感到惋惜的是，當時的人卻對以往考試製度在曆史上有過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氣全否定了，不再重視，也不再留絲毫姑息的餘地。
曆史注腳：
門第消失，家學無存
唐代門第勢力正盛，在那時推行考試，應考的還有許多是門第子弟。這些門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學熏染，但是到了晚唐，大門第逐步墮落了，門第傳統全消失了。應考的多數是寒窗苦讀的窮書生，他們對政治傳統茫然無知。於是“進士輕薄”，成了晚唐一句流行語。至宋代，除卻呂、韓少數幾個家庭外，農村子弟、白屋書生、偏遠的考童，驟然進入仕途，對實際政治不免生疏，也談不上什麽私人學養。
蘇軾泄題
宋代的監考製度已經比前期嚴格了，但文人之間相互照顧還是有的。傳元祐中，蘇軾主持禮部考試，在舉行考試之前，托人將一篇文章送往李廌家。而李廌恰好有事外出，他的仆人將蘇軾的文章放在桌子。送書信的人離開不久，章惇兩個兒子——章持、章援來李家拜訪，看見放在桌上的文章，喜出望外，拿迴去認真揣摩。李廌迴家之後，不見蘇軾的文章，心中悵惋不已。考試時，試題果然與蘇軾所寫的文章十分類似。章持、章援模仿蘇軾的文章揮筆而就。而李廌則表現不佳。
四近代史上的退步之朝
皇權膨脹的副作用——太監
西方在近代史階段走上了一條發展工業的道理，成為世界的中心；而一直為文明大國的中國，此時也進入了明朝，從1368年至1683年，三百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卻慢慢落後於西方，特別是在政治製度方麵，比之唐宋更是大大退步了。
錢穆最反感別人中國傳統政治是專製獨裁的，但他卻：“這一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漢、唐、宋諸代，相權還在製約著皇權，隻是比重有所不同。但是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正式從中國政治製度中消失了，此後清朝也沒有宰相，明代宰相的廢止，就是政治的一大退步。
據正史記載，明代開國之初有宰相胡惟庸，胡惟庸因自恃與朱元璋一起南征北討多年，在位居宰相之後，驕橫跋扈，結黨營私，並且派人暗中招兵買馬，準備謀反。後來被明太祖發現，將胡惟庸處死。胡惟庸死後，他生前誣陷忠良、貪贓枉法的諸多罪行都被揭發。明太祖大為震怒，從此廢止宰相，不再設立，並告誡子孫永遠不準再立宰相。
三省之中，明太祖廢去中書門下兩省，隻剩尚書省，但沒有設尚書令和左右仆射，由六部分頭負責，就叫做“六部尚書”，等於升本司為部長，六部首長，各不相屬，這些尚書都是最高官階的二品大員。
此外有一個都察院，前身是禦史台，專掌全國各事的彈劾糾察。還有一個管理章奏的通政司，一個主平反的大理院，這三個部門加上六部，合稱“九卿”。刑部尚書、都察院、大理院合稱“三法司”，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由三法司會審。這九卿互不相幹，都直接隸屬於皇帝。
經過這樣的改變，一切大權就集中到皇帝。皇帝一個人當然管不了這麽多事，就有了秘書處，稱為內閣。皇帝的秘書就是內閣大學士，這些人的辦公地點都在內廷，所以這些人又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內閣學士官階五品，在朝廷上地位不高。上朝排隊，大學士的朝位在尚書的下麵。
這些內閣大學士，在太祖時，主要是皇帝的顧問，幫忙執筆傳旨，沒有什麽決定權。
北京故宮主體建於明成祖永樂年間，體現著當時皇帝的辦事規模。前麵三大殿是朝會之所，後麵如乾清宮等，由皇帝住宿。他要到前麵來辦公，距離相當遠。加上北京多風幹燥，秋冬春三季都相當寒冷。而皇帝上朝一般都要在日出前，不亮就朝會，皇帝須黎明即起，等到太陽出來便散會。
一般官人多半住宮外，上朝路遠，騎一匹馬，帶一個仆人，掌一盞燈籠，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仍準騎馬的隻有少數幾個人，多數要下馬走進朝房，靜候皇帝上朝。那時也沒有暖氣，有些木炭火，擺在空空的屋子裏麵，沒有什麽取暖效果，上朝的條件很艱苦。
明製一要早朝、午朝、晚朝三次，有時候還要專門到禦門陽台上，讓老百姓也可以見麵話。明太祖是開國皇帝，以前在皇覺寺做過和尚，粗活兒累活兒都幹過，這樣上朝自然不在話下，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也還是親手打下，搬到北京以後凡事親曆親為。但再往後的皇帝，長在深宮，就趕不上老祖宗有精神有活力了，出來上朝見群臣，都是一個很難的任務。今的事情推明日，群臣們的問話也無辭可答，後來皇帝就隻有偷懶，把政權交付內閣，閣權慢慢地大起來。
第五章曆史需要細看(6)
唐朝時候，皇帝朝見文武百官散朝後，門下省的諫官們便要參與皇帝和宰相的討論。錢穆，這是因為宰相有時候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講的話，可讓這些官講出來。萬一皇帝生氣，也無法直接對宰相。諫官講的對固然好，講錯了也無妨大體。人微言輕，階位不高，顧慮也就少一些。有他們隨從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衝突，這是政治上的一種技術問題。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諫官，諫官的職責是專門諫諍皇帝的過失，有同於禦史大夫監察政府百官，諫官隻盯著皇帝就行了。若把諫官也看作是監察官，則中國曆史上的監察官可分為台、諫兩種。
台是指的禦史台，是子的耳目，諫官則是宰相的唇舌。唐代的宰相手裏已經沒有禦史監察權了，但諫諍權則仍在宰相手上。到宋代這一製度又變了。諫官不直接屬於宰相了，也不準由宰相任用，於是台官諫官都成了皇帝的親信了。
本來諫官是設來要求子的，現在諫官脫離了門下省，不隸屬於宰相。又是由皇帝所親擢，於是諫官遂轉成並不為緊盯著子，反來過來束縛宰相。諫垣這種官署就成了與政府對立的勢力。
諫官本是以言為職，講錯話轉是不要緊，但是不講話就是失職。這些諫官階位低，權柄，隻是些清望之官。他們講錯話免了職，聲望反而更高，更有升遷的機會。所以他們便和宰相唱反調，宰相東，他們便西，總愛對政府表示異見。以示自己盡職。這一來，諫垣就成了一個隻發空論不負實責的反對機關。他們盡愛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又沒有章法約束。就像在野黨反對執政黨一樣，凡事執政黨的政策，他們總能出個一二三點不好來，而政府不能老不理他們的意見。
範仲淹與王安石的變法失敗，諫官有很大的“功勞”。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來變法，然而諫官與宰相互相對壘，勢如水火。當時的諫官，不像現代西方的所謂反對黨，是分散的，孤立的。他們的立場，好像是專在主持公議，並非為反對政府。在道義的立場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對黨更有力。宰相不聽他們的話，他們就辭職，辭職了名更大。另一人上來，還是依照前一人的主張，繼續反對。
從宋代始，便有了這種清議的風氣。諫官台官漸漸變成不分。台官監察的對象是政府，諫官諍議的對象還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變成沒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對付皇帝，又要對付台諫，可以是難以施展拳腳的。到後來，諫官鋒芒太兇，鬧得太意氣，成了無聊的攻訐，社會和政府中人都討厭諫垣，不予理會，諫官才失勢。但是權相奸臣又從此出了頭。
直到現在，給政府提意見仍舊是政治上的一個技術問題。用得太多則會引起內部矛盾，用得太少又會影響參政積極性。如何把握好這項技術，很多人還是願意從唐太宗的貞觀盛世中找答案。
曆史注腳：
曆史上的諫官
諫官在漢屬九卿中的光祿勳，隸屬於宰相。到唐代，諫官屬於門下省，和給事中同屬一機關，如諫議大夫、拾遺、補闕之類都是，大詩人杜甫就做過拾遺。這些官，位不高權不大，但很受政府尊重。大多數都是年輕後進，有學問、有氣節，政治資曆又不深的人。他們可向皇帝講話。“拾遺”、“補闕”、“司諫”、“正言”這些官名便可以看出他們的職責所在。
現代“諫官”——參事
國務院參事室有50個參事的編製，目前的參事數量是35位。1988年實行聘任製改革之後參事的年齡範圍控製在60-75歲之間，5年一任。聘任的專家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並且有參政議政能力的，為經濟建設服務。這35位參事按照研究領域被大致劃分為經濟管理、可持續發展、農業、公交、醫藥和教育、環保、水利發展7個組別，參事以個人名義，用直通車的方式直接向總理副總理提建議，不帶任何偏見，不帶部門利益，比較客觀、可信、公正。國務院對參事有很高的禮遇。可以旁聽人大政協會議和各部級會議，一般的公務員沒有這項“待遇”。中秋春節等重大節日國辦和統戰部會召開招待會，也邀請參事參加。
欲變學究為秀才，卻轉秀才為學究
宋代用人也需要通過考試來選拔，考試製度大體沿襲唐代，隻是在細節上進行了修補。但宋代科舉的影響，卻與唐代不同。
唐代考試有“公卷通榜”之製。公卷就是由考生把平日詩文成集，到時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學問的大僚閱看。這些前輩看了考生平日的作品，心中便有了大致的品第，在未考以前，就有許多知名之士，獲得了客觀的地位。通榜是考後出榜，根據社會及政府先輩的輿論，來拔取知名之士，不專憑考試一日的短長。甚至有的主考官謙遜，因不了解這一次考場中的學術標準，不自定榜，而請有學問的人代定榜次，並有請應考人代定的，而應考人又自定為榜首狀元。這樣的事在當時是佳話，不算舞弊。
錢穆認為，考試的目的是為國家選拔人才，明白這個主要精神與本原意義，就不必在細節上斤斤計較。但有人要借此製度的寬大一麵來作弊，於是政府就要為防弊而把製度嚴密化。一切製度都是如此。但製度越是嚴密，反而會失卻本義，而專在防弊上下功夫。宋代考試製度遠比唐代嚴格，那時有糊名製，所憑的真是考試成績。但是考試成績隻是一日的短長，就算有主考官存心要錄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門生，因是糊名，尋覓不出學生的答卷，這個人就落第了。這樣一來，考試防製嚴了，但是卻並不能保證就能得到真才。
唐代考試由禮部主管，人才分發任用則都在吏部。禮部及第了，未必馬上就能任用，因而仍需要經各衙門的首長辟署，在幕府中作僚吏，借此對政事先有一番實習。經曆了五代的長期黑暗，人不悅學，趙宋朝廷刻意獎勵文學，重視科舉，隻要及第就能得美仕，但這樣反而不如唐代還能保留得兩漢以來一些政治實習的優良傳統。
考試製度在宋代雖然更嚴密了，但並非更有效果。然而在政府大力提倡之下，社會學術空氣又得以複活。於是有許多人站出來想改革這種科舉製度，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變法中有太學三舍法，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又有貢舉法，廢明經、存進士，熙寧三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熙寧四年，二月，頒新貢舉製，廢明經，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
王安石的變法，一是想用學校教育代替考試。考試隻能選拔人才，卻未能培養人才。在兩漢有太學，在唐代有門第，這些都是培養人才的。社會培養出人才，政府考試才有選擇的餘地。宋人頗想積極興辦教育，但心有餘而力不足。
二是想把考試內容改變，不考詩賦，改考經義。人人學詩賦，明白風花雪月的詞句，用此標準來為政府物色人才，卻不妥當。畢竟政府更需要那些有實幹的人才。王安石於是自己親自編訂了一套經書，作為新式考試的參考教材。但改革後卻所得不償所失，考經義反而不如考詩賦了。王荊公王安石因此歎息，本來欲變學究為秀才的，不料卻將秀才轉變成了學究。
考試製度，是中國政治製度中重要的一部分。由唐迄清，綿曆了一千多年。中間有改革、有演變，積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聰明才智，在曆史進程中逐步發展。直到晚清，西方人還采用這種製度來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中的偏陷。讓錢穆感到惋惜的是，當時的人卻對以往考試製度在曆史上有過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氣全否定了，不再重視，也不再留絲毫姑息的餘地。
曆史注腳：
門第消失，家學無存
唐代門第勢力正盛，在那時推行考試，應考的還有許多是門第子弟。這些門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學熏染，但是到了晚唐，大門第逐步墮落了，門第傳統全消失了。應考的多數是寒窗苦讀的窮書生，他們對政治傳統茫然無知。於是“進士輕薄”，成了晚唐一句流行語。至宋代，除卻呂、韓少數幾個家庭外，農村子弟、白屋書生、偏遠的考童，驟然進入仕途，對實際政治不免生疏，也談不上什麽私人學養。
蘇軾泄題
宋代的監考製度已經比前期嚴格了，但文人之間相互照顧還是有的。傳元祐中，蘇軾主持禮部考試，在舉行考試之前，托人將一篇文章送往李廌家。而李廌恰好有事外出，他的仆人將蘇軾的文章放在桌子。送書信的人離開不久，章惇兩個兒子——章持、章援來李家拜訪，看見放在桌上的文章，喜出望外，拿迴去認真揣摩。李廌迴家之後，不見蘇軾的文章，心中悵惋不已。考試時，試題果然與蘇軾所寫的文章十分類似。章持、章援模仿蘇軾的文章揮筆而就。而李廌則表現不佳。
四近代史上的退步之朝
皇權膨脹的副作用——太監
西方在近代史階段走上了一條發展工業的道理，成為世界的中心；而一直為文明大國的中國，此時也進入了明朝，從1368年至1683年，三百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卻慢慢落後於西方，特別是在政治製度方麵，比之唐宋更是大大退步了。
錢穆最反感別人中國傳統政治是專製獨裁的，但他卻：“這一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漢、唐、宋諸代，相權還在製約著皇權，隻是比重有所不同。但是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正式從中國政治製度中消失了，此後清朝也沒有宰相，明代宰相的廢止，就是政治的一大退步。
據正史記載，明代開國之初有宰相胡惟庸，胡惟庸因自恃與朱元璋一起南征北討多年，在位居宰相之後，驕橫跋扈，結黨營私，並且派人暗中招兵買馬，準備謀反。後來被明太祖發現，將胡惟庸處死。胡惟庸死後，他生前誣陷忠良、貪贓枉法的諸多罪行都被揭發。明太祖大為震怒，從此廢止宰相，不再設立，並告誡子孫永遠不準再立宰相。
三省之中，明太祖廢去中書門下兩省，隻剩尚書省，但沒有設尚書令和左右仆射，由六部分頭負責，就叫做“六部尚書”，等於升本司為部長，六部首長，各不相屬，這些尚書都是最高官階的二品大員。
此外有一個都察院，前身是禦史台，專掌全國各事的彈劾糾察。還有一個管理章奏的通政司，一個主平反的大理院，這三個部門加上六部，合稱“九卿”。刑部尚書、都察院、大理院合稱“三法司”，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由三法司會審。這九卿互不相幹，都直接隸屬於皇帝。
經過這樣的改變，一切大權就集中到皇帝。皇帝一個人當然管不了這麽多事，就有了秘書處，稱為內閣。皇帝的秘書就是內閣大學士，這些人的辦公地點都在內廷，所以這些人又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內閣學士官階五品，在朝廷上地位不高。上朝排隊，大學士的朝位在尚書的下麵。
這些內閣大學士，在太祖時，主要是皇帝的顧問，幫忙執筆傳旨，沒有什麽決定權。
北京故宮主體建於明成祖永樂年間，體現著當時皇帝的辦事規模。前麵三大殿是朝會之所，後麵如乾清宮等，由皇帝住宿。他要到前麵來辦公，距離相當遠。加上北京多風幹燥，秋冬春三季都相當寒冷。而皇帝上朝一般都要在日出前，不亮就朝會，皇帝須黎明即起，等到太陽出來便散會。
一般官人多半住宮外，上朝路遠，騎一匹馬，帶一個仆人，掌一盞燈籠，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仍準騎馬的隻有少數幾個人，多數要下馬走進朝房，靜候皇帝上朝。那時也沒有暖氣，有些木炭火，擺在空空的屋子裏麵，沒有什麽取暖效果，上朝的條件很艱苦。
明製一要早朝、午朝、晚朝三次，有時候還要專門到禦門陽台上，讓老百姓也可以見麵話。明太祖是開國皇帝，以前在皇覺寺做過和尚，粗活兒累活兒都幹過，這樣上朝自然不在話下，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也還是親手打下，搬到北京以後凡事親曆親為。但再往後的皇帝，長在深宮，就趕不上老祖宗有精神有活力了，出來上朝見群臣，都是一個很難的任務。今的事情推明日，群臣們的問話也無辭可答，後來皇帝就隻有偷懶，把政權交付內閣，閣權慢慢地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