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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曆史需要細看(5)
曆史注腳：
府兵府兵之“府”，是軍隊的屯紮地，獨立於州、縣之外，全稱“折衝府”。折衝府共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當時各家經濟情況不同，可分成九個等第，下三等的民戶，不能當兵，隻在上等中等中，自己願意當兵的，由政府挑選出來，給他正式當兵，這就是府兵的來源。
杜甫與安史之亂
杜甫在《新婚別》中描寫的是一個征人的妻子的痛苦，卻集中了安史之亂中無數青年夫妻生離死別的遭遇。杜甫本人經曆了安史之亂。公元755至759年，安史亂起，杜甫被安火亂軍所俘，被困在長安近一年，後越過戰爭最前線，冒死逃脫，達於行在，肅宗任為左拾遺，旋因諫房館事激怒肅宗，遭疏遠，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棄官到秦州到同穀、到成都。在此期間，杜甫曾有過一段優裕從容的為官生活，有過一些吟詠宮廷生活的詩歌，如“三吏三別”。
三榆楊難擋遼人蹄
極頂可憐的宋朝
錢穆在講宋朝時，多次用到了一個形容詞：極頂可憐。這個既口語化又富有深厚情感的形容詞裏麵，包含著錢穆對宋朝的同情和理解。而這一“極頂可憐”的最大表現，就是宋朝極頂可憐的國防。
“宋代兵製算是中國曆史上最壞的兵製了”，追根溯源，這最壞的兵製也有因緣來曆。唐末五代時，兵亂頻仍，藩鎮驕橫，當時社會上幾乎沒有讀書人了，人人當兵自保。後來軍隊中都是老弱殘兵，不能上陣打仗，便像罪犯一般被當作勞役使喚。為了防止逃兵，朝廷規定在當兵的臉上刺花字，稱為配軍，《水滸傳》裏的宋江、武鬆一類人，臉上都有刺字，送到某地方軍營中當兵做苦工，被人家罵做賊配軍。
其實這些軍隊，在漢是更役，在唐則是庸。宋代的役，在漢代是地方自治的力量。這種不合理的轉變，積重難返，宋太祖也隻能在這種軍隊中挑選一批精壯的，另外成為禁軍。禁軍的挑選，身長體重都有規定，各地方合這標準的，就送中央當禁軍。不合這標準的，留在地方作廂軍。這些兵並不上陣打仗，隻在地方當雜差。
宋代得下時，並未能真正統一全國，大敵遼國先宋五十多年的曆史，燕雲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贈遼人。當時察哈爾、熱河、遼寧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遼人手裏。北方已經沒有了什麽屏障，宋代建都一馬平川的開封，豁露在黃河邊上。太行山以東又是個大平原，騎兵從南下隻要三幾就可到黃河邊。一渡黃河，開封便難保。“所以宋代立國時沒有國防的。”
錢穆假設宋朝若建都洛陽，還勉強有險可守，若向西建都西安，那當然更好。但宋太祖偏要建都開封，這其中也有他的苦衷。因為當時國防線殘破，燕雲失地未複，他不得不養兵。養兵要的軍糧，要全靠長江流域給養。古代所謂中原地帶，在唐末五代殘破不堪，經濟全賴南方支持。從隋煬帝以來的通濟渠運糧到了開封，再往洛陽運，水路不通，陸路更艱難。因為沒有力量把軍糧再運洛陽去，要節省一點糧運費用，所以遷就建都在開封。宋太祖也曾將來國都是要西遷的。
如果宋初先打黃河北岸，把北漢及遼拿下，長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不過這個政策很危險，一旦打了敗仗，連退路都沒有。於是宋太祖先平了南方，卻把最艱難的事情留給後人做。宋太祖將皇位傳給他的弟弟趙匡義，為宋太宗。太宗繼位，曾兩次征遼，但都打了敗仗。宋代開國形勢如此，以後不能裁兵，不能複員，為保國本，也不敢和遼國再戰。在這種情形下，宋代就變成養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養兵的國情。
另一方麵，陳橋兵變之後的宋朝，也使太祖竭力提倡文治，不重視用兵。宋人隻想把軍隊用來抵禦外患，不想再蹈唐末五代覆轍。因此養兵而不得兵之用，愈養愈多。《水滸傳》林衝是八十三萬禁軍教頭，實際上太祖開國時隻有二十萬軍隊，太宗時有六十六萬，到仁宗時已經有了一百二十五萬。所以王荊公變法，便要著手裁兵。但民兵製度，還沒有推行到全國，又有了保甲製。保甲就是把農民就地訓練，希望臨時需要，可以編成軍隊，又可免除養兵之費。
宋政府加意褒獎文人，但是又不敢怠慢了武官。文武都要國家養，導致一方麵是冗兵，一方麵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了轉貧，貧了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這是內憂。
宋代最大的缺憾，就是沒有國防資源。按照我國的地形，在北方作戰一定得要騎兵。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而騎兵所需的馬匹，一定要產自高寒之地。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穀，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在中國隻有兩個地方出產這樣的戰馬，一是所謂薊北之野，即今熱察一帶，一是甘涼河套一帶。而這兩個出好馬的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宋人手裏。另外精良的鐵礦，也都在東北塞外。
王荊公行新法，一麵想訓練保甲，一麵又注意到養馬。但是馬在溫濕地帶飼養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馬死了要賠錢，於是農民把養馬看作苦事。錢穆歎息，其實這一方法，縱使推行有效，遇到戰事，也隻是一群羸弱之馬，未必有用。
自居庸關到山海關一帶，都在遼人手裏，一旦遼人向南衝進來，宋哪裏有還手之力？真宗時的澶淵之盟，就是這種形勢下的無奈之舉。宋遼兩國講和，宋這邊不好正式布置邊防。於是獎勵民間種水田，多開渠道，鼓勵在渠旁多植榆楊。這樣的用意，是想到萬一打仗，可以做障礙，稍稍抵禦遼人的大隊騎兵。“這真是極頂可憐的辦法”，可惜遼人也懂得，還是時時不許宋國開溝渠、種水田。冬令時又放隊四處掠奪，邊境農村成了一片廢墟，宋永久不能有沿邊的防禦線，隻好保持和議。
宋朝有名的楊家將楊老令公、楊六郎等守禦的一條線，算是宋朝唯一的一條邊防了。不過主要的範圍還是在河北。連涿州附近的拒馬河，都成了一條可憐的國防線。進不可攻，退不可守，兵無用而不能不要兵，宋代的國防如此，“尚何言哉？”。幸而宋代人還是比較重視讀書人，文治方麵複興，內部沒有出什麽大毛病。
曆史注腳：
宋代養兵
在宋太祖時，地方兵廂軍是擺著無用的，各邊防守派中央禁軍去。但也不讓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調中央，又隔些時再調到山西。這樣一番調防，雖連年不打仗，而經費上則等於年年動員，年年打仗。另外，則兵不習將，將不習兵，關鍵時刻也難運用。所以整個宋代，既需要武將立功，都擔心武將立功黃袍加身，就這樣，在矛盾中養了一個巨大的膿包。
宋代文人
宋太祖臨死有遺囑：子孫相傳，絕對不能殺一個讀書人。他們牢守此家訓，直到南宋。豈止不殺，宋王室可以是最懂得優獎文人的。因此過了百十年，能從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麵下，文化又慢慢地複興。後代所謂宋學——又稱理學，就是在宋興後百年內奠定基礎的。這一輩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曆史傳統，所以中國還能維持，開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國史，一直到現在。“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就是從宋代尚文輕武而來的。
宋臣：過分謙卑反不自重
宋代也有三省，但隻有中書省在皇宮裏，稱政事堂，門下尚書都移在皇宮外了。中書省又和晚唐五代傳下的管軍事的機構樞密院同稱兩府。中書則為丞相，地位獨重，但是管不著軍事。
宋朝的用人，不是通過宰相下麵的吏部，而是另設一個考課院。考課後來改名審官院，後來分東、西兩院，東院主文選，西院主武選。又別置三班院，來銓衡內廷供奉和殿直官。這樣宰相便沒有一點用人的權力。這是宋初皇室蓄意要減奪中書宰相職權而添設的。
宋代相權低落，必然也就有君權的提升。
君權的提升，本來是當時的大臣不得以而為。雖然情有可原，但是錢穆，這是當時大臣不知大體，又兼之一種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於如此。假設是在唐代，出自門第傳統的人決不會如此。或者是西漢初年那些從山裏來的“泥腿子”，也不會如此。“那是晚唐五代，進士輕薄傳下的一輩家樣的讀書人，才如此做。”
事情久了之後，原本的意義便沒有了，如同當年的兩稅法忘了為民製產的本意一樣，後人便隻見皇帝的尊嚴與宰相的卑微了。也可以是從此以後，那些影視劇中誠惶誠恐的“微臣”便真正出場了。
為了避嫌、推尊皇帝的威儀，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寫一個劄子，提出幾項意見，擬成幾條辦法，送由皇帝決定。然後宰相再照皇帝意見正式擬旨。這一樣一來，宰相不再定旨出命的定稿，這與唐代宰相之熟擬相差就很大。皇帝詔書在唐代歸宰相中書省擬定，中書熟擬送呈皇帝，皇帝隻親攬了在紙尾批幾句，蓋個章，便可拿到尚書省奉行。其實是宰相出旨，隻求皇帝表示同意就行。而宋代的皇帝就不僅有同意權，還有參加意見的權力了。宰相不過是奉命行事。
但是這也不是中國傳統政治隻是獨裁與專製。宋太祖時，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趙普擬名，趙普擬了一個名後交給太祖，恰好這人是太祖平時最討厭的，他憤然：“這不行”，就把紙撕了，扔在地上。趙普不做聲，把地上廢紙撿起來藏了。過一兩，太祖又要趙普擬，趙普又把漿糊粘成的紙送上。太祖問：“怎麽還是他？”趙普答道，暫時無別人合適。太祖也悟了，點頭：“既如此，就照你意見吧！”
對這個故事，錢穆趙普到底還有一些宰相大臣的傳統風度。但實際上，趙普並不是一個道地讀書人，隻因宋太祖信賴他，同時也並無其他像樣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以後，太祖還時時告誡他，你做了宰相，該抽空讀書，所以他才讀《論語》。後來人卻趙普以半部《論語》治下，大概指他讀《論語》，也沒有好好仔細讀。然而趙普卻已是宋代開國的一位賢相。這並不是趙普個人如何傑出，隻是一個傳統的曆史習慣該如此，當如此，而趙普也如此了。
宋代製度之缺點，在散與弱，不在專與暴。直到南宋寧宗時，都要亡國了，皇帝的禦劄，還激起朝臣憤慨，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可見宋代相權，還有一定傳統客觀的地位，並不是絕對就皇帝獨裁了。
曆史注腳：
朝儀的變化
唐代群臣朝見，宰相是有資格“坐而論道”，並賜茶的。但是到了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著不坐。這是因為宋太祖在後周時，是一個殿前都檢點，因緣際會黃袍加身作了皇帝。像這樣作皇帝的，宋太祖也不是第一個，到他已經是第四個了。但當時的宰相卻有做上一二十年的。相形之下，皇帝反而不正統。五代除了馮道，很少有皇帝受人尊崇。所以宰相要尊王，就站著上朝了。
趙匡胤出身
趙匡胤一直宣稱自己的家族是漢代“京兆尹”、涿郡人趙廣漢之後，其實，宋太祖趙匡胤的籍貫是下趙姓發源之地山西趙城縣羅雲村。由於家境貧窮，祖父趙敬曾經流落到一百多裏以外孝義縣謀生。青年時期的趙匡胤任俠好武，喜打抱不平，以負案之身逃迴故鄉山西，投奔在太原為僧的叔父避禍，遂發生“千裏送京娘”故事，在民間傳為佳話。趙匡胤“陳橋兵變”登基後，一方麵暗中修建山西孝義縣的曾外祖、祖母的墳塋和紀念父親出生的廟院，敕封父親為“宣皇”、祖母為“宣皇聖母”、曾外祖父為“宣王”，一方麵編造出自己是漢代名臣、“涿郡”趙廣漢後裔的法，記入正史。
諫官：政治上的一種技術
曆史上有名的諫官諍臣，首推貞觀之初的魏征。“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征成就了一代明君唐太宗，但是魏征死後，先是他推薦的人受到處罰，繼而是沒了公主媳婦兒，甚至被砸墓。種種境遇，又讓人不得不感歎做諫官，是一種政治技術。
第五章曆史需要細看(5)
曆史注腳：
府兵府兵之“府”，是軍隊的屯紮地，獨立於州、縣之外，全稱“折衝府”。折衝府共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當時各家經濟情況不同，可分成九個等第，下三等的民戶，不能當兵，隻在上等中等中，自己願意當兵的，由政府挑選出來，給他正式當兵，這就是府兵的來源。
杜甫與安史之亂
杜甫在《新婚別》中描寫的是一個征人的妻子的痛苦，卻集中了安史之亂中無數青年夫妻生離死別的遭遇。杜甫本人經曆了安史之亂。公元755至759年，安史亂起，杜甫被安火亂軍所俘，被困在長安近一年，後越過戰爭最前線，冒死逃脫，達於行在，肅宗任為左拾遺，旋因諫房館事激怒肅宗，遭疏遠，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棄官到秦州到同穀、到成都。在此期間，杜甫曾有過一段優裕從容的為官生活，有過一些吟詠宮廷生活的詩歌，如“三吏三別”。
三榆楊難擋遼人蹄
極頂可憐的宋朝
錢穆在講宋朝時，多次用到了一個形容詞：極頂可憐。這個既口語化又富有深厚情感的形容詞裏麵，包含著錢穆對宋朝的同情和理解。而這一“極頂可憐”的最大表現，就是宋朝極頂可憐的國防。
“宋代兵製算是中國曆史上最壞的兵製了”，追根溯源，這最壞的兵製也有因緣來曆。唐末五代時，兵亂頻仍，藩鎮驕橫，當時社會上幾乎沒有讀書人了，人人當兵自保。後來軍隊中都是老弱殘兵，不能上陣打仗，便像罪犯一般被當作勞役使喚。為了防止逃兵，朝廷規定在當兵的臉上刺花字，稱為配軍，《水滸傳》裏的宋江、武鬆一類人，臉上都有刺字，送到某地方軍營中當兵做苦工，被人家罵做賊配軍。
其實這些軍隊，在漢是更役，在唐則是庸。宋代的役，在漢代是地方自治的力量。這種不合理的轉變，積重難返，宋太祖也隻能在這種軍隊中挑選一批精壯的，另外成為禁軍。禁軍的挑選，身長體重都有規定，各地方合這標準的，就送中央當禁軍。不合這標準的，留在地方作廂軍。這些兵並不上陣打仗，隻在地方當雜差。
宋代得下時，並未能真正統一全國，大敵遼國先宋五十多年的曆史，燕雲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贈遼人。當時察哈爾、熱河、遼寧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遼人手裏。北方已經沒有了什麽屏障，宋代建都一馬平川的開封，豁露在黃河邊上。太行山以東又是個大平原，騎兵從南下隻要三幾就可到黃河邊。一渡黃河，開封便難保。“所以宋代立國時沒有國防的。”
錢穆假設宋朝若建都洛陽，還勉強有險可守，若向西建都西安，那當然更好。但宋太祖偏要建都開封，這其中也有他的苦衷。因為當時國防線殘破，燕雲失地未複，他不得不養兵。養兵要的軍糧，要全靠長江流域給養。古代所謂中原地帶，在唐末五代殘破不堪，經濟全賴南方支持。從隋煬帝以來的通濟渠運糧到了開封，再往洛陽運，水路不通，陸路更艱難。因為沒有力量把軍糧再運洛陽去，要節省一點糧運費用，所以遷就建都在開封。宋太祖也曾將來國都是要西遷的。
如果宋初先打黃河北岸，把北漢及遼拿下，長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不過這個政策很危險，一旦打了敗仗，連退路都沒有。於是宋太祖先平了南方，卻把最艱難的事情留給後人做。宋太祖將皇位傳給他的弟弟趙匡義，為宋太宗。太宗繼位，曾兩次征遼，但都打了敗仗。宋代開國形勢如此，以後不能裁兵，不能複員，為保國本，也不敢和遼國再戰。在這種情形下，宋代就變成養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養兵的國情。
另一方麵，陳橋兵變之後的宋朝，也使太祖竭力提倡文治，不重視用兵。宋人隻想把軍隊用來抵禦外患，不想再蹈唐末五代覆轍。因此養兵而不得兵之用，愈養愈多。《水滸傳》林衝是八十三萬禁軍教頭，實際上太祖開國時隻有二十萬軍隊，太宗時有六十六萬，到仁宗時已經有了一百二十五萬。所以王荊公變法，便要著手裁兵。但民兵製度，還沒有推行到全國，又有了保甲製。保甲就是把農民就地訓練，希望臨時需要，可以編成軍隊，又可免除養兵之費。
宋政府加意褒獎文人，但是又不敢怠慢了武官。文武都要國家養，導致一方麵是冗兵，一方麵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了轉貧，貧了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這是內憂。
宋代最大的缺憾，就是沒有國防資源。按照我國的地形，在北方作戰一定得要騎兵。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而騎兵所需的馬匹，一定要產自高寒之地。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穀，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在中國隻有兩個地方出產這樣的戰馬，一是所謂薊北之野，即今熱察一帶，一是甘涼河套一帶。而這兩個出好馬的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宋人手裏。另外精良的鐵礦，也都在東北塞外。
王荊公行新法，一麵想訓練保甲，一麵又注意到養馬。但是馬在溫濕地帶飼養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馬死了要賠錢，於是農民把養馬看作苦事。錢穆歎息，其實這一方法，縱使推行有效，遇到戰事，也隻是一群羸弱之馬，未必有用。
自居庸關到山海關一帶，都在遼人手裏，一旦遼人向南衝進來，宋哪裏有還手之力？真宗時的澶淵之盟，就是這種形勢下的無奈之舉。宋遼兩國講和，宋這邊不好正式布置邊防。於是獎勵民間種水田，多開渠道，鼓勵在渠旁多植榆楊。這樣的用意，是想到萬一打仗，可以做障礙，稍稍抵禦遼人的大隊騎兵。“這真是極頂可憐的辦法”，可惜遼人也懂得，還是時時不許宋國開溝渠、種水田。冬令時又放隊四處掠奪，邊境農村成了一片廢墟，宋永久不能有沿邊的防禦線，隻好保持和議。
宋朝有名的楊家將楊老令公、楊六郎等守禦的一條線，算是宋朝唯一的一條邊防了。不過主要的範圍還是在河北。連涿州附近的拒馬河，都成了一條可憐的國防線。進不可攻，退不可守，兵無用而不能不要兵，宋代的國防如此，“尚何言哉？”。幸而宋代人還是比較重視讀書人，文治方麵複興，內部沒有出什麽大毛病。
曆史注腳：
宋代養兵
在宋太祖時，地方兵廂軍是擺著無用的，各邊防守派中央禁軍去。但也不讓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調中央，又隔些時再調到山西。這樣一番調防，雖連年不打仗，而經費上則等於年年動員，年年打仗。另外，則兵不習將，將不習兵，關鍵時刻也難運用。所以整個宋代，既需要武將立功，都擔心武將立功黃袍加身，就這樣，在矛盾中養了一個巨大的膿包。
宋代文人
宋太祖臨死有遺囑：子孫相傳，絕對不能殺一個讀書人。他們牢守此家訓，直到南宋。豈止不殺，宋王室可以是最懂得優獎文人的。因此過了百十年，能從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麵下，文化又慢慢地複興。後代所謂宋學——又稱理學，就是在宋興後百年內奠定基礎的。這一輩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曆史傳統，所以中國還能維持，開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國史，一直到現在。“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就是從宋代尚文輕武而來的。
宋臣：過分謙卑反不自重
宋代也有三省，但隻有中書省在皇宮裏，稱政事堂，門下尚書都移在皇宮外了。中書省又和晚唐五代傳下的管軍事的機構樞密院同稱兩府。中書則為丞相，地位獨重，但是管不著軍事。
宋朝的用人，不是通過宰相下麵的吏部，而是另設一個考課院。考課後來改名審官院，後來分東、西兩院，東院主文選，西院主武選。又別置三班院，來銓衡內廷供奉和殿直官。這樣宰相便沒有一點用人的權力。這是宋初皇室蓄意要減奪中書宰相職權而添設的。
宋代相權低落，必然也就有君權的提升。
君權的提升，本來是當時的大臣不得以而為。雖然情有可原，但是錢穆，這是當時大臣不知大體，又兼之一種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於如此。假設是在唐代，出自門第傳統的人決不會如此。或者是西漢初年那些從山裏來的“泥腿子”，也不會如此。“那是晚唐五代，進士輕薄傳下的一輩家樣的讀書人，才如此做。”
事情久了之後，原本的意義便沒有了，如同當年的兩稅法忘了為民製產的本意一樣，後人便隻見皇帝的尊嚴與宰相的卑微了。也可以是從此以後，那些影視劇中誠惶誠恐的“微臣”便真正出場了。
為了避嫌、推尊皇帝的威儀，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寫一個劄子，提出幾項意見，擬成幾條辦法，送由皇帝決定。然後宰相再照皇帝意見正式擬旨。這一樣一來，宰相不再定旨出命的定稿，這與唐代宰相之熟擬相差就很大。皇帝詔書在唐代歸宰相中書省擬定，中書熟擬送呈皇帝，皇帝隻親攬了在紙尾批幾句，蓋個章，便可拿到尚書省奉行。其實是宰相出旨，隻求皇帝表示同意就行。而宋代的皇帝就不僅有同意權，還有參加意見的權力了。宰相不過是奉命行事。
但是這也不是中國傳統政治隻是獨裁與專製。宋太祖時，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趙普擬名，趙普擬了一個名後交給太祖，恰好這人是太祖平時最討厭的，他憤然：“這不行”，就把紙撕了，扔在地上。趙普不做聲，把地上廢紙撿起來藏了。過一兩，太祖又要趙普擬，趙普又把漿糊粘成的紙送上。太祖問：“怎麽還是他？”趙普答道，暫時無別人合適。太祖也悟了，點頭：“既如此，就照你意見吧！”
對這個故事，錢穆趙普到底還有一些宰相大臣的傳統風度。但實際上，趙普並不是一個道地讀書人，隻因宋太祖信賴他，同時也並無其他像樣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以後，太祖還時時告誡他，你做了宰相，該抽空讀書，所以他才讀《論語》。後來人卻趙普以半部《論語》治下，大概指他讀《論語》，也沒有好好仔細讀。然而趙普卻已是宋代開國的一位賢相。這並不是趙普個人如何傑出，隻是一個傳統的曆史習慣該如此，當如此，而趙普也如此了。
宋代製度之缺點，在散與弱，不在專與暴。直到南宋寧宗時，都要亡國了，皇帝的禦劄，還激起朝臣憤慨，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可見宋代相權，還有一定傳統客觀的地位，並不是絕對就皇帝獨裁了。
曆史注腳：
朝儀的變化
唐代群臣朝見，宰相是有資格“坐而論道”，並賜茶的。但是到了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著不坐。這是因為宋太祖在後周時，是一個殿前都檢點，因緣際會黃袍加身作了皇帝。像這樣作皇帝的，宋太祖也不是第一個，到他已經是第四個了。但當時的宰相卻有做上一二十年的。相形之下，皇帝反而不正統。五代除了馮道，很少有皇帝受人尊崇。所以宰相要尊王，就站著上朝了。
趙匡胤出身
趙匡胤一直宣稱自己的家族是漢代“京兆尹”、涿郡人趙廣漢之後，其實，宋太祖趙匡胤的籍貫是下趙姓發源之地山西趙城縣羅雲村。由於家境貧窮，祖父趙敬曾經流落到一百多裏以外孝義縣謀生。青年時期的趙匡胤任俠好武，喜打抱不平，以負案之身逃迴故鄉山西，投奔在太原為僧的叔父避禍，遂發生“千裏送京娘”故事，在民間傳為佳話。趙匡胤“陳橋兵變”登基後，一方麵暗中修建山西孝義縣的曾外祖、祖母的墳塋和紀念父親出生的廟院，敕封父親為“宣皇”、祖母為“宣皇聖母”、曾外祖父為“宣王”，一方麵編造出自己是漢代名臣、“涿郡”趙廣漢後裔的法，記入正史。
諫官：政治上的一種技術
曆史上有名的諫官諍臣，首推貞觀之初的魏征。“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征成就了一代明君唐太宗，但是魏征死後，先是他推薦的人受到處罰，繼而是沒了公主媳婦兒，甚至被砸墓。種種境遇，又讓人不得不感歎做諫官，是一種政治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