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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帶著思想讀曆史(3)
讀書是在和作者交流，這種交流應該是雙向的，如果迷信書本，自己沒有見地，則等於將材料過了一遍，而對自己沒有啟發。這樣讀書，有勞而無功，意義不大。
曆史注腳：
孟子疑書
據史料記載，牧野之戰中，商紂王倉促應戰，與周武王的懸殊過大，但忠於紂王的將士們都視死如歸，殊死搏鬥。後來，在《尚書武成》一篇上商紂王的軍隊“血流漂杵。”孟子讀了這篇《尚書武成》，頗有感慨。他：“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認為，像周武王這樣講仁道的人，討伐商紂王這樣極為不仁的人，怎麽會血流成河呢？他不相信《尚書》中的這個記載，於是提醒後人不要盲目地信任《尚書》。
辨偽大師梁啟超
辨偽理論的奠基人是梁啟超。他於20世紀20年代撰寫了《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構建了新史學理論，也以求實求真的理性眼光，運用近代科學演繹、歸納等方法，構建了辨偽學理論。在這三部書中，他對偽書的種類、作偽的原因、辨偽的意義、辨偽的方法、偽書的價值等等做了係統的闡述，進行了具有規律性的理論總結。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一書中，他提出了辨偽書的12條標準，證真書的6條標準及辨偽事的7條標準。這些標準既有對前人如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關於辨偽方法的總結，也有他自己的創新。
莫為批評而批評
在《春秋》中，“崩”“薨”“卒”“死”這四字，表示不同身份的人去世。子死稱“崩”，諸侯死稱“薨”，卿大夫死稱“卒”，而庶人之死才稱“死”。孔子在《春秋》裏把這四個字分得很清楚。孔子是魯國的大夫，孔子之死也稱“卒”。
到了錢穆的時代，疑古批古的風潮正勁，道孔子在《春秋》當中的用字時，便有人，人死難道還要分一個高低貴賤？孔子把死分得這樣開，都是因為他的“封建頭腦”。
類似這種法，還有很多。孔子記載平時要穿什麽樣的衣服、顏色搭配和禁忌等等，都被批為封建形式主義，迂腐老朽。越是對古人批評得厲害的人，似乎他的革命之心越是堅定，身份也越是進步。於是，當時就有很多人不講有沒有學術性可言，隻是一味批評古人，就要是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得出點什麽來，慢慢就變成了為了批評而批評。先自己下一個結論，比如認為傳統都是壞的，然後到處找材料來證明自己的結論。
時代大流如此，社會輿論如此，錢穆作為一個高中肄業、自學成家的人物，發出反對的聲音的也很容易淹沒在洪流之中。但他還是要講。“這種對古人的硬性批評，其中沒有學問可講，至少做學問，不能先開口罵人。”
孔子在《論語》裏：“予將死於道路乎？”“顏淵死，子哭之慟”；莊子：“老聃死”，也隻用死字。《論語》和莊子的話，都是記錄的平時言行，所以可以看做是民間話。而孔子《春秋》裏的文字，大體是根據周史官來的。子稱“崩”，諸侯稱“薨”，這是周公製禮作樂裏的一番禮。原本是當時政治上的東西，慢慢這種稱法成為當時的一種“官用話”。這兩種用法，是孔子當時的社會情況如此，孔子並沒有刻意去區分什麽，他甚至沒有想過所謂的“階級思想”。
孟子也對孔子的記載做過解釋，他“其文則史”。孔子的記錄都是有依據的，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依據，而隻批評古人，這種批評就變成胡攪蠻纏了。
其實在錢穆那個時候，批評，就指評論、評判，有好的也有壞的。魯迅《而已集·讀書雜談》：“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但是一股批古的浪潮，將中性的批評者也帶入隻壞處不好處的習慣中，漸漸越來越多的人都以批古為榮了。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民國時有很多人思考為什麽漢武帝要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學。後來有人，當然因為孔子儒家言便於帝王專製，漢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慢慢這種法就成為了“常識”，大家都這樣講。但錢穆又問，此出在何書？有何根據？
錢穆認為，漢武帝十七歲做皇帝，他還是儲君的時候就對儒家的言論比較熟悉，所以容易接納董仲舒的建議。錢穆在《秦漢史》中有詳細地考證。他推測，漢武帝表章五經為要便於專製的話，應該是從日本傳過來的。
漢時很多人認為漢不能走秦的老路，秦二十幾年就亡了，漢該學周，因為周朝綿延至八百年。董仲舒便是這種想法的代表。董仲舒勸漢武帝改製，是要改秦代的製度，複三代夏、商、周的古。秦代的博士製度兼容並蓄，不論宗主到可以參與廷議，到了漢代，既然要革秦，就罷黜百家專講五經。
秦始皇專製時，不論門派都能議政，漢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為，但不能這樣就是為了加強專政。“我不是要為漢武帝董仲舒辯護，隻是要講曆史真相。”錢穆相信曆史的真相，並不是當時人們所揭示的“加強專製”這樣簡單。然而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上的要求也變了，“讀書人該可抱些新鮮想法，講些新鮮話。但究竟要有根據，不能廢書不看，信口開河。”
在批評孔子的時候，很多人大罵孔子的《春秋》，認為書中都是誅心之論。又漢武帝表章六經為便專製，錢穆反問，這樣的法豈不也是誅心之論嗎？
“我們最好不要隨便批評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們批評他，他也無奈何。我們該要懂得批評現代人。如我所寫《秦漢史》涉及此事的，中間那一句話講錯了，這盡可批評。不要認為近代人便不值批評，隻去批評死了的。”
曆史注腳：
誅心之論
《後漢書·霍諝傳》中記載，春秋時晉國的趙穿殺了國君晉靈公，身為正卿的趙盾沒有聲討趙穿。晉國的史官據此，在記載這件事時就寫“趙盾弑其君”，將弑君之罪歸到趙盾的頭上。後人認為這樣的定論是“誅心之論”，應該從本質和動機上來看史。
王官學與平民學
“表章六經、罷黜百家”，本是董仲舒向漢武帝的建議。表章六經，就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學，也就是《春秋》之學；罷黜百家，便是罷黜後起的平民學。王官學百家言這種分法，出自《漢書·藝文誌》，近人王官學就是貴族學，百家言就是平民學，漢武帝要複興古代的貴族學，罷黜後代的平民學，是否會有利於專製，這不是必然充分的條件。
帶著疑問來讀書
《論語》中“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張載“讀書先要會疑”；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陸九淵“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錢穆將他們的話提煉成一句：讀書問題不能不有，但答案不一定能有，且莫要急功近利。
讀書要有疑問，因為我們常“學問學問，有學也有問”。讀書就是學，問是第二階段。不管是問老師，還是問自己，都要“會疑”。但這並不是“懷疑”，對什麽都不信，光懷疑了，又何必去讀？“會疑”是要懂得疑。
對於學史的人來，司馬遷的《史記》至今已兩千年，在《史記》以前，《尚書》、《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到司馬遷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現在已有三千年的曆史，《西周書》以前還有唐虞夏商，最少也有兩千年。為什麽中國文化和中國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記錄？為何有了《尚書》，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再隔了五百年有司馬遷太史公的《史記》？如果這樣來疑問，便會慢慢看出中國史學的演進過程。
孔子和六經一直以來便是中國人學問的正統，但是為什麽寫史便尊司馬遷，寫文章又有屈原、漢賦、《文選》，這些都不關孔子，為什麽要我們中國人隻尊孔子？這樣的問題，錢穆肯定思考過，也給出過答案。但他的答案，並不是立即就得出的。比如直到錢穆九十多歲的時候，他才高興地，儒家所的“人合一”，他終於領悟到了。
如果有了一個疑問便立刻要答案，得出的答案未必正確，而這種學習的心態也未免求之過急。越是有深度的問題，越是需要時間來迴答。西方也“很快明白的東西，維持不了很久。”帶著一個等待答案的疑問來讀書，對知識會更加敏感、留心。科學上很多大發現，都是在一個問題上慢慢地花了一輩子甚至幾輩子的工夫，才解答出來的。
牛頓當年被蘋果砸中，便想蘋果為什麽不往上而往地下落？書本上沒有答案，他也無法立刻迴答出來。但我們都知道，最後他終於解答出地球引力的奧秘。所以有問題時不要急於尋求答案，要能埋頭一本本一部部地去讀書。
《尚書》、《論語》、《史記》這些經典，是中國人世代慢慢傳下來的“必修本”。但是到了近代，人們故意不去讀這些古書，看到了也視而不見。這樣的人便不能做學問。真正想要弄清楚中國的傳統到底是怎樣一迴事，還需靜心將曆代推崇的書看一個遍。雖不是本本精讀，但要知道大體。埋著頭跑向前，積累到一定程度，再放開眼睛四邊看。這是錢穆向他的學生推薦的一種學習方法：既要“高瞻遠矚”，又要“博覽綜觀”。
東漢人王充曾在京城太學裏學習，拜扶風人班彪為師。他喜歡廣泛閱讀，記憶力很好，過目不忘。但是他不拘泥他人的觀點，是我國思想史上少有的敢於大膽懷疑的人。
雖然王充沒有得出唯物主義的結論，但他的學習過程中充滿了思維的樂趣。他一生沒有得出關於神鬼的絕對答案，直到今我們也必須承認人類對宇宙認識得不夠。但是帶著疑問去讀書的人，正如錢穆所的那樣，不容易產生倦怠，一直為了答案而追求。
曆史注腳：
王充
東漢時常有一些讖緯之書，講一些神鬼災異的事情。但所有人都相信真有祥瑞和災禍的靈異事件，這時王充大膽提出了“無神論”，並且著書《論衡》，其中懷疑經典，指出孔子、孟子的某些自相矛盾的觀點，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指責。王充的懷疑不僅大膽，他還花大功夫去研究，以求得一個自己滿意的答案。也正因為如此，王充被後人封為中國曆史上可以與孔孟齊名的大思想家。
二十五史之後的曆史
錢穆曾問章太炎先生：“現在是二十五史，下邊該怎樣寫？”章太炎沒有迴答。正史如何繼續下去，還有近代的正統問題，這些都需要有一種新的體例、新的史家見解來容納。這個問題，一直留在錢穆的心裏。下邊我們該怎樣？“諸位胸襟自寬，抱負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雖有個遠大前途在你前麵，但也不一定達得到。這樣一來，至少使你做學問可以不厭不倦。”
三讀史的深度：從文字中尋覓人
《史記》自立例，而破例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曆史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他之前，有記言的《尚書》和按照年代編寫的《春秋》。《史記》雖以人物為中心，但也要處理記事和編年的問題。如記載項羽這個人，他在何年做了何事便是要寫的重點。
《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有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類。
本紀主要是寫帝王的，如《五帝本紀》，《夏商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一直到漢朝，一個皇帝一篇。寫漢高祖、漢惠帝，就從他們做皇帝時從頭到尾的大事都提綱摯領寫一遍，所以本紀如同《史記》裏的《春秋》。
世家是分國的，春秋時代有十二諸侯，如《魯世家》、《齊世家》、《晉世家》、《楚世家》，這些分國史也照年代排下，主要還是記事。
列傳，主要記錄著名的人物，不是王侯但很有影響力。是《史記》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太史公的獨創。但在《史記》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就已經一地表現出來了，到了太史公正式地規範了列傳的體例。
表，就是將事件列成表格，簡潔而又一目了然。書，是專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書。如水利問題就作《河渠書》。
因此，太史公的《史記》其實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學上的各種體裁兼收並蓄，合來完成這樣一部書。
計劃建一幢房子，先要有一個的大間架，一窗一門，則木匠也可做。大著作家必有大間架，而大間架需要大學問來支撐。史書中的體裁，也隻是一個大體，而不是固定不變的死格局。司馬遷在使用體例上，就體現出了大師的智慧。
第四章帶著思想讀曆史(3)
讀書是在和作者交流，這種交流應該是雙向的，如果迷信書本，自己沒有見地，則等於將材料過了一遍，而對自己沒有啟發。這樣讀書，有勞而無功，意義不大。
曆史注腳：
孟子疑書
據史料記載，牧野之戰中，商紂王倉促應戰，與周武王的懸殊過大，但忠於紂王的將士們都視死如歸，殊死搏鬥。後來，在《尚書武成》一篇上商紂王的軍隊“血流漂杵。”孟子讀了這篇《尚書武成》，頗有感慨。他：“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認為，像周武王這樣講仁道的人，討伐商紂王這樣極為不仁的人，怎麽會血流成河呢？他不相信《尚書》中的這個記載，於是提醒後人不要盲目地信任《尚書》。
辨偽大師梁啟超
辨偽理論的奠基人是梁啟超。他於20世紀20年代撰寫了《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構建了新史學理論，也以求實求真的理性眼光，運用近代科學演繹、歸納等方法，構建了辨偽學理論。在這三部書中，他對偽書的種類、作偽的原因、辨偽的意義、辨偽的方法、偽書的價值等等做了係統的闡述，進行了具有規律性的理論總結。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一書中，他提出了辨偽書的12條標準，證真書的6條標準及辨偽事的7條標準。這些標準既有對前人如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關於辨偽方法的總結，也有他自己的創新。
莫為批評而批評
在《春秋》中，“崩”“薨”“卒”“死”這四字，表示不同身份的人去世。子死稱“崩”，諸侯死稱“薨”，卿大夫死稱“卒”，而庶人之死才稱“死”。孔子在《春秋》裏把這四個字分得很清楚。孔子是魯國的大夫，孔子之死也稱“卒”。
到了錢穆的時代，疑古批古的風潮正勁，道孔子在《春秋》當中的用字時，便有人，人死難道還要分一個高低貴賤？孔子把死分得這樣開，都是因為他的“封建頭腦”。
類似這種法，還有很多。孔子記載平時要穿什麽樣的衣服、顏色搭配和禁忌等等，都被批為封建形式主義，迂腐老朽。越是對古人批評得厲害的人，似乎他的革命之心越是堅定，身份也越是進步。於是，當時就有很多人不講有沒有學術性可言，隻是一味批評古人，就要是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得出點什麽來，慢慢就變成了為了批評而批評。先自己下一個結論，比如認為傳統都是壞的，然後到處找材料來證明自己的結論。
時代大流如此，社會輿論如此，錢穆作為一個高中肄業、自學成家的人物，發出反對的聲音的也很容易淹沒在洪流之中。但他還是要講。“這種對古人的硬性批評，其中沒有學問可講，至少做學問，不能先開口罵人。”
孔子在《論語》裏：“予將死於道路乎？”“顏淵死，子哭之慟”；莊子：“老聃死”，也隻用死字。《論語》和莊子的話，都是記錄的平時言行，所以可以看做是民間話。而孔子《春秋》裏的文字，大體是根據周史官來的。子稱“崩”，諸侯稱“薨”，這是周公製禮作樂裏的一番禮。原本是當時政治上的東西，慢慢這種稱法成為當時的一種“官用話”。這兩種用法，是孔子當時的社會情況如此，孔子並沒有刻意去區分什麽，他甚至沒有想過所謂的“階級思想”。
孟子也對孔子的記載做過解釋，他“其文則史”。孔子的記錄都是有依據的，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依據，而隻批評古人，這種批評就變成胡攪蠻纏了。
其實在錢穆那個時候，批評，就指評論、評判，有好的也有壞的。魯迅《而已集·讀書雜談》：“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但是一股批古的浪潮，將中性的批評者也帶入隻壞處不好處的習慣中，漸漸越來越多的人都以批古為榮了。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民國時有很多人思考為什麽漢武帝要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學。後來有人，當然因為孔子儒家言便於帝王專製，漢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慢慢這種法就成為了“常識”，大家都這樣講。但錢穆又問，此出在何書？有何根據？
錢穆認為，漢武帝十七歲做皇帝，他還是儲君的時候就對儒家的言論比較熟悉，所以容易接納董仲舒的建議。錢穆在《秦漢史》中有詳細地考證。他推測，漢武帝表章五經為要便於專製的話，應該是從日本傳過來的。
漢時很多人認為漢不能走秦的老路，秦二十幾年就亡了，漢該學周，因為周朝綿延至八百年。董仲舒便是這種想法的代表。董仲舒勸漢武帝改製，是要改秦代的製度，複三代夏、商、周的古。秦代的博士製度兼容並蓄，不論宗主到可以參與廷議，到了漢代，既然要革秦，就罷黜百家專講五經。
秦始皇專製時，不論門派都能議政，漢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為，但不能這樣就是為了加強專政。“我不是要為漢武帝董仲舒辯護，隻是要講曆史真相。”錢穆相信曆史的真相，並不是當時人們所揭示的“加強專製”這樣簡單。然而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上的要求也變了，“讀書人該可抱些新鮮想法，講些新鮮話。但究竟要有根據，不能廢書不看，信口開河。”
在批評孔子的時候，很多人大罵孔子的《春秋》，認為書中都是誅心之論。又漢武帝表章六經為便專製，錢穆反問，這樣的法豈不也是誅心之論嗎？
“我們最好不要隨便批評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們批評他，他也無奈何。我們該要懂得批評現代人。如我所寫《秦漢史》涉及此事的，中間那一句話講錯了，這盡可批評。不要認為近代人便不值批評，隻去批評死了的。”
曆史注腳：
誅心之論
《後漢書·霍諝傳》中記載，春秋時晉國的趙穿殺了國君晉靈公，身為正卿的趙盾沒有聲討趙穿。晉國的史官據此，在記載這件事時就寫“趙盾弑其君”，將弑君之罪歸到趙盾的頭上。後人認為這樣的定論是“誅心之論”，應該從本質和動機上來看史。
王官學與平民學
“表章六經、罷黜百家”，本是董仲舒向漢武帝的建議。表章六經，就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學，也就是《春秋》之學；罷黜百家，便是罷黜後起的平民學。王官學百家言這種分法，出自《漢書·藝文誌》，近人王官學就是貴族學，百家言就是平民學，漢武帝要複興古代的貴族學，罷黜後代的平民學，是否會有利於專製，這不是必然充分的條件。
帶著疑問來讀書
《論語》中“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張載“讀書先要會疑”；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陸九淵“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錢穆將他們的話提煉成一句：讀書問題不能不有，但答案不一定能有，且莫要急功近利。
讀書要有疑問，因為我們常“學問學問，有學也有問”。讀書就是學，問是第二階段。不管是問老師，還是問自己，都要“會疑”。但這並不是“懷疑”，對什麽都不信，光懷疑了，又何必去讀？“會疑”是要懂得疑。
對於學史的人來，司馬遷的《史記》至今已兩千年，在《史記》以前，《尚書》、《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到司馬遷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現在已有三千年的曆史，《西周書》以前還有唐虞夏商，最少也有兩千年。為什麽中國文化和中國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記錄？為何有了《尚書》，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再隔了五百年有司馬遷太史公的《史記》？如果這樣來疑問，便會慢慢看出中國史學的演進過程。
孔子和六經一直以來便是中國人學問的正統，但是為什麽寫史便尊司馬遷，寫文章又有屈原、漢賦、《文選》，這些都不關孔子，為什麽要我們中國人隻尊孔子？這樣的問題，錢穆肯定思考過，也給出過答案。但他的答案，並不是立即就得出的。比如直到錢穆九十多歲的時候，他才高興地，儒家所的“人合一”，他終於領悟到了。
如果有了一個疑問便立刻要答案，得出的答案未必正確，而這種學習的心態也未免求之過急。越是有深度的問題，越是需要時間來迴答。西方也“很快明白的東西，維持不了很久。”帶著一個等待答案的疑問來讀書，對知識會更加敏感、留心。科學上很多大發現，都是在一個問題上慢慢地花了一輩子甚至幾輩子的工夫，才解答出來的。
牛頓當年被蘋果砸中，便想蘋果為什麽不往上而往地下落？書本上沒有答案，他也無法立刻迴答出來。但我們都知道，最後他終於解答出地球引力的奧秘。所以有問題時不要急於尋求答案，要能埋頭一本本一部部地去讀書。
《尚書》、《論語》、《史記》這些經典，是中國人世代慢慢傳下來的“必修本”。但是到了近代，人們故意不去讀這些古書，看到了也視而不見。這樣的人便不能做學問。真正想要弄清楚中國的傳統到底是怎樣一迴事，還需靜心將曆代推崇的書看一個遍。雖不是本本精讀，但要知道大體。埋著頭跑向前，積累到一定程度，再放開眼睛四邊看。這是錢穆向他的學生推薦的一種學習方法：既要“高瞻遠矚”，又要“博覽綜觀”。
東漢人王充曾在京城太學裏學習，拜扶風人班彪為師。他喜歡廣泛閱讀，記憶力很好，過目不忘。但是他不拘泥他人的觀點，是我國思想史上少有的敢於大膽懷疑的人。
雖然王充沒有得出唯物主義的結論，但他的學習過程中充滿了思維的樂趣。他一生沒有得出關於神鬼的絕對答案，直到今我們也必須承認人類對宇宙認識得不夠。但是帶著疑問去讀書的人，正如錢穆所的那樣，不容易產生倦怠，一直為了答案而追求。
曆史注腳：
王充
東漢時常有一些讖緯之書，講一些神鬼災異的事情。但所有人都相信真有祥瑞和災禍的靈異事件，這時王充大膽提出了“無神論”，並且著書《論衡》，其中懷疑經典，指出孔子、孟子的某些自相矛盾的觀點，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指責。王充的懷疑不僅大膽，他還花大功夫去研究，以求得一個自己滿意的答案。也正因為如此，王充被後人封為中國曆史上可以與孔孟齊名的大思想家。
二十五史之後的曆史
錢穆曾問章太炎先生：“現在是二十五史，下邊該怎樣寫？”章太炎沒有迴答。正史如何繼續下去，還有近代的正統問題，這些都需要有一種新的體例、新的史家見解來容納。這個問題，一直留在錢穆的心裏。下邊我們該怎樣？“諸位胸襟自寬，抱負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雖有個遠大前途在你前麵，但也不一定達得到。這樣一來，至少使你做學問可以不厭不倦。”
三讀史的深度：從文字中尋覓人
《史記》自立例，而破例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曆史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他之前，有記言的《尚書》和按照年代編寫的《春秋》。《史記》雖以人物為中心，但也要處理記事和編年的問題。如記載項羽這個人，他在何年做了何事便是要寫的重點。
《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有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類。
本紀主要是寫帝王的，如《五帝本紀》，《夏商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一直到漢朝，一個皇帝一篇。寫漢高祖、漢惠帝，就從他們做皇帝時從頭到尾的大事都提綱摯領寫一遍，所以本紀如同《史記》裏的《春秋》。
世家是分國的，春秋時代有十二諸侯，如《魯世家》、《齊世家》、《晉世家》、《楚世家》，這些分國史也照年代排下，主要還是記事。
列傳，主要記錄著名的人物，不是王侯但很有影響力。是《史記》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太史公的獨創。但在《史記》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就已經一地表現出來了，到了太史公正式地規範了列傳的體例。
表，就是將事件列成表格，簡潔而又一目了然。書，是專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書。如水利問題就作《河渠書》。
因此，太史公的《史記》其實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學上的各種體裁兼收並蓄，合來完成這樣一部書。
計劃建一幢房子，先要有一個的大間架，一窗一門，則木匠也可做。大著作家必有大間架，而大間架需要大學問來支撐。史書中的體裁，也隻是一個大體，而不是固定不變的死格局。司馬遷在使用體例上，就體現出了大師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