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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帶著思想讀曆史(4)
春秋戰國分國寫史，太史公把每一國作為“世家”。但到漢代，情況又不同了。如張良封為留侯，但張良並沒有把封地傳給子孫；蕭何封為鄼侯，但也隻是封他鄼地，使得“食祿”。留與鄼都部署春秋戰國時的那種獨立國家，但既然他們被封為侯，太史公《史記》也把他們列入“世家”。
在春秋時，孔子並沒有被封一個國，也沒有土地傳子孫，並且也不像張良蕭何般有“爵”位傳下，照例入史應該稱“列傳”。但是《史記》卻特別把孔子立為“孔子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嗎？但到今，後人看過孔子幾千年來對中國傳統的影響，才明白太史公見解的偉大之處。孔子的地位列入“世家”絕對不虛。孔子的偉大，也可以看到太史公見識的偉大之處。在太史公的心目中，孔子是全中國曆史人物中最偉大的一個，所以他自破其例，作孔子“世家”。孔子的偉大和與其他諸子百家的不同，太史公沒有多言，隻將“列傳”換成“世家”二字，便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先秦諸子方麵，孔子作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傳》，這又是一個特例。《史記》並沒有墨子、荀子弟子列傳。在戰國時，所謂儒分為八，墨分為三，但太史公隻寫一篇《孟子荀卿列傳》，把孟、荀兩人合在一起。直到今講戰國儒家就是孟、荀兩家。太史公還寫了一篇《老莊申韓列傳》，把法家申不害、韓非和道家老子、莊子合成一傳，法家思想是從道家來，這種見解，也是超出他的時代的。
後人批評太史公的書“疏”，粗枝大葉。到了班固的《漢書》，就改稱《項羽列傳》了。但項羽不是漢代人，把項羽列漢初，也是不妥的。曆史與思想，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像太史公《史記》那樣寫《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隻幾個題目，就已經可以看出司馬遷的不凡之處了。太史公的父親司馬談最佩服道家，對道家也有極精到的言論，太史公承父遺命來寫《史記》，但《史記》裏對百家觀點，便和他父親的觀點不一樣，司馬遷把他父親的見解和他自己的見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記》裏，錢穆不禁佩服“這樣的史官才是真正的良史”。
曆史注腳：
《史記項羽本紀》
從黃帝到堯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紀，到漢高祖、漢惠帝，這是順理成章的，但是中間卻橫插進一個項羽。項羽隻是個短暫的過渡人物，不成一個朝代。將他列入《本紀》，後人對此多有批評。但秦二世而亡之後，漢高祖還未即位為皇帝，秦漢之間有五年的皇帝空白。太史公便將這五年給了項羽。但太史公並不稱為《西楚霸王本紀》，而連姓帶名直稱《項羽本紀》，這是太史公的良苦用心。
正史的體例
《漢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也是我國此後的正史的標準範式。全書包括十二“紀”、八“表”、十“誌”、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共八十餘萬言，此後的正史都按照這個體例來創作的。
司馬遷與班固：“一龍一豬”
我們常將司馬遷和班固合稱“遷固”或者“史漢”。《漢書》中我國的第二部正史，也是第一部以朝代為限製的斷代史，因此也同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黃仁宇曾評價：“總算還是中國讀書人的運氣好，得有太史公司馬遷在蘭台令班固之前寫作，否則沒有《史記》，徑由《漢書》開二十三史之端，中國史學的傳統，必更趨向‘文以載道’的方針，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實性和生動活潑了。”錢穆也和黃仁宇一樣，比較欣賞《史記》，他甚至引用章學誠的話，兩者相比，實是“一龍一豬”。
司馬遷《史記》與班固《漢書》，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其實它們間隔了180年，等於我們今到前清道光年間，還是有很大一段差距。兩本書問世之後，命運也迥異。
魏晉南北朝時，崇尚駢文，便都看重班固《漢書》，而輕太史公《史記》。宋代以後，才看重《史記》。明代歸有光尤攻《史記》，清代“桐城派”也重視《史記》。曾國藩曾把《漢書》的駢體拿來補充進《史記》的散體中。
由於《史記》隻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當時便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如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都曾以《史記》為名動筆。班固的父親班彪也在其中之列。班彪死後，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和司馬遷一樣，決心繼承父業。就在班固著手編撰《漢書》不久，他因“私改作國史”被關進了監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辯護。後來漢明帝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就任命他為蘭台令史。成為官方的編輯。
這一點可以看到，司馬遷和班固兩人隨同樣曾身陷囹圄，但兩者的境遇有壤之別。一個因為家貧無助而受了宮刑，忍辱負重隻為成“一家之言”，一個卻在家人的幫助下因禍得福，成了拿政府俸祿的官家。
《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誌《文誌》，這兩部分都是班固的妹妹、也是當時的大學問家班昭在她兄長死後獨立完成的。
《漢書》在體例上對《史記》有所損益，如《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誌”，取消了“世家”，漢代勳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成為後來正史的範例。
太史公書大部分都是原創，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文字感情飽滿，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漢書》中則是缺乏這樣的文字。這也與兩位作家的性格有關。司馬遷為交情不深的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
太史公寫人，常會把感情投入到一個身上，讓那個人躍然眼前。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後人讀了都想見其人。太史公都是從欣賞的角度來寫這些人的，一部《史記》似乎是活的，因為書的背後有一個活的司馬遷存在。班固的《漢書》，則是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裏，敘事得體，但是沒有《史記》活泛。
司馬遷的《史記》中帶著一種浪漫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作風。司馬遷自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他所崇奉的“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己容”也可以是歸源於儒家道德，可是這立場就已經和經過“罷黜百家”之後的所謂儒家不同了。
《史記》裏寫荊軻和高漸離飲酒擊築，又歌又泣，旁若無人，寫項羽雖暴躁卻又渾憨可愛，其英雄末路，令人憐惜。而劉邦倒是像一個偽君子。而司馬遷形容呂後殘虐戚夫人，以致她親生的兒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為”。班固作“漢書”時，有關劉邦的一段，還大致采取司馬遷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後記》則隱惡揚善，對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隻在書末《外戚傳》內敘及。
司馬遷的狂放受到班固的指責，《漢書》裏《司馬遷傳》中，班固批評他“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但是兩人究竟誰更值得敬佩，錢穆和黃仁宇都把票投給了真性情的司馬遷。
曆史注腳：
範曄評遷固
範曄在他的《後漢書》裏曾批評司馬遷班固：“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司馬遷的文章直率，班固的文章詳細，這十字評語，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直抒胸臆，而事則“核”，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當然《史記》裏也有事情講錯的，大體言之，文直事核。“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核”，班固在處理史料時過於冷靜心，反為不好。
鄭樵班固
宋代鄭樵在《通誌》裏：“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他“浮華”是因為班固的《兩都賦》、《幽通賦》。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但是卻沒有在書中交代父親的功勞，而司馬遷對父親則是尊諱有加，單拿這一點論，錢穆認為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不為過。但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則稍稍過分些。
劉勰與劉知幾，誰才算史家
“最近我們的學問是不在中國了，也似乎劉知幾比劉勰更時髦。那就無可多講了。”錢穆的這番話，情近司馬遷的“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事已至此，還有什麽好的呢！錢穆對劉勰的同情和讚許，在他批評時人隻重視劉知幾的現象中表露無遺了。
劉知幾的《史通》這部書和《史記》一樣，都是個人的著述，因而不受朝廷的幹涉，主要是作者個人對曆史的見解。劉知幾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和紀傳體的特點和得失，並認為斷代史則是今後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中國曆史上少有“通論”、“概論”之類的著作，而劉知幾的這本《史通》對紀傳體的各部分體例都作了提綱挈領的分析，對寫史的方法和技巧也有論述，因此錢穆這部《史通》是中國學術史上唯一的一部史學通論。
中國在文學上，上至唐代韓、柳，經宋以下，都不重視注以研究駢文為主並且以的《文心雕龍》，所以一般人多讀《史通》，直到近代，人們開始重新研究駢文，才重視起《文心雕龍》，並與“紅學”一樣，形成了一派“龍學”。
《史通》能夠在史學上擁有眾多的擁護者，一定程度上和劉知幾將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第有關。他敬佩敢於奮筆直書、彰善貶惡的史家，如董狐、南史；次是善於編次史書、傳為不朽的史家，如左丘明、司馬遷；三是具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如周代的史佚、楚國的倚相。
經過對史書和史家的一番考究，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曆史知識；史識，是曆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要忠於曆史事實，秉筆直書。
史有“三長”之，被時人稱為篤論，對後世也有很大影響。
錢穆對史學的標準則異於劉知幾。錢穆史學的工作，主要是考史、論史、著史。《史通》雖然被列為一部評史的書，所謂評史重要是評論這一時代的曆史，但《史通》隻是評論史書和史家，並不是評論那一時代的曆史。
史書記載“史情”，就應該有“史意”。所謂“史情”就是一件事的實際情況，如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現代人對這件事的理解是漢武帝為了方便專製，但錢穆認為完全不符合當時曆史實情。對每一件史事，要懂得探究它背後的實情，這實情背後就有一個“史意”。
如研究《春秋》，就該認識春秋時代這段曆史背後的一番意向，才能真明白到那時曆史事件的真實情況。孔子著《春秋》是有史法的，這種史法就來自於孔子對春秋時代之史情與史意，有他的一番極深的看法。
但劉知幾的《史通》盡在那裏論史書、史法。討論《史記》怎樣寫的，《漢書》怎樣寫的，寫得好和壞，盡隻是著眼於方法，而忽略了曆史背後的實情與意向。這樣隻論史法，並沒有真接觸到史學。這在錢穆看來，是膚淺的、皮毛的。
到底，錢穆認為劉知幾的最大不足在於，他對整個曆史沒有一番清楚明白的看法，沒有堅實的曆史基礎，發表的議論也就是不能切中肯綮的駁議了。
而比較之下，劉勰的《文心雕龍》更得錢穆看重，因為他能注意到學問之全。劉勰注意到了學術的本原，文學的最後境界應該在哪裏，這些用心，是劉知幾所缺乏的。
因此錢穆，劉知幾隻是一個史學專家，他的知識和興趣，隻在史學一門，而劉勰講文學，卻能注意到整個學術的本原，因而劉勰不能僅算一個文人，他是專而又通。隻有對整個學術大局有一個全麵的認識，才能高屋建瓴，創作出值得敬佩的作品。這便是錢穆的“史學最高準繩”。
曆史注腳：
劉知幾和劉勰
劉勰（音協）生活在南北朝時期，祖籍山東，曾在朝中做官，頗有清名。他曾在定林寺中跟隨僧佑研讀佛書及儒家經典，三十二歲時開始寫《文心雕龍》，曆時五年。這部書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劉知幾是唐高宗永隆元年的進士，在朝中擔任史官，曾參與《唐書》、武後、睿宗、中宗的實錄編撰和修改。他對當時史館製度的混亂不滿，於是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
第四章帶著思想讀曆史(4)
春秋戰國分國寫史，太史公把每一國作為“世家”。但到漢代，情況又不同了。如張良封為留侯，但張良並沒有把封地傳給子孫；蕭何封為鄼侯，但也隻是封他鄼地，使得“食祿”。留與鄼都部署春秋戰國時的那種獨立國家，但既然他們被封為侯，太史公《史記》也把他們列入“世家”。
在春秋時，孔子並沒有被封一個國，也沒有土地傳子孫，並且也不像張良蕭何般有“爵”位傳下，照例入史應該稱“列傳”。但是《史記》卻特別把孔子立為“孔子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嗎？但到今，後人看過孔子幾千年來對中國傳統的影響，才明白太史公見解的偉大之處。孔子的地位列入“世家”絕對不虛。孔子的偉大，也可以看到太史公見識的偉大之處。在太史公的心目中，孔子是全中國曆史人物中最偉大的一個，所以他自破其例，作孔子“世家”。孔子的偉大和與其他諸子百家的不同，太史公沒有多言，隻將“列傳”換成“世家”二字，便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先秦諸子方麵，孔子作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傳》，這又是一個特例。《史記》並沒有墨子、荀子弟子列傳。在戰國時，所謂儒分為八，墨分為三，但太史公隻寫一篇《孟子荀卿列傳》，把孟、荀兩人合在一起。直到今講戰國儒家就是孟、荀兩家。太史公還寫了一篇《老莊申韓列傳》，把法家申不害、韓非和道家老子、莊子合成一傳，法家思想是從道家來，這種見解，也是超出他的時代的。
後人批評太史公的書“疏”，粗枝大葉。到了班固的《漢書》，就改稱《項羽列傳》了。但項羽不是漢代人，把項羽列漢初，也是不妥的。曆史與思想，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像太史公《史記》那樣寫《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隻幾個題目，就已經可以看出司馬遷的不凡之處了。太史公的父親司馬談最佩服道家，對道家也有極精到的言論，太史公承父遺命來寫《史記》，但《史記》裏對百家觀點，便和他父親的觀點不一樣，司馬遷把他父親的見解和他自己的見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記》裏，錢穆不禁佩服“這樣的史官才是真正的良史”。
曆史注腳：
《史記項羽本紀》
從黃帝到堯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紀，到漢高祖、漢惠帝，這是順理成章的，但是中間卻橫插進一個項羽。項羽隻是個短暫的過渡人物，不成一個朝代。將他列入《本紀》，後人對此多有批評。但秦二世而亡之後，漢高祖還未即位為皇帝，秦漢之間有五年的皇帝空白。太史公便將這五年給了項羽。但太史公並不稱為《西楚霸王本紀》，而連姓帶名直稱《項羽本紀》，這是太史公的良苦用心。
正史的體例
《漢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也是我國此後的正史的標準範式。全書包括十二“紀”、八“表”、十“誌”、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共八十餘萬言，此後的正史都按照這個體例來創作的。
司馬遷與班固：“一龍一豬”
我們常將司馬遷和班固合稱“遷固”或者“史漢”。《漢書》中我國的第二部正史，也是第一部以朝代為限製的斷代史，因此也同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黃仁宇曾評價：“總算還是中國讀書人的運氣好，得有太史公司馬遷在蘭台令班固之前寫作，否則沒有《史記》，徑由《漢書》開二十三史之端，中國史學的傳統，必更趨向‘文以載道’的方針，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實性和生動活潑了。”錢穆也和黃仁宇一樣，比較欣賞《史記》，他甚至引用章學誠的話，兩者相比，實是“一龍一豬”。
司馬遷《史記》與班固《漢書》，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其實它們間隔了180年，等於我們今到前清道光年間，還是有很大一段差距。兩本書問世之後，命運也迥異。
魏晉南北朝時，崇尚駢文，便都看重班固《漢書》，而輕太史公《史記》。宋代以後，才看重《史記》。明代歸有光尤攻《史記》，清代“桐城派”也重視《史記》。曾國藩曾把《漢書》的駢體拿來補充進《史記》的散體中。
由於《史記》隻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當時便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如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都曾以《史記》為名動筆。班固的父親班彪也在其中之列。班彪死後，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和司馬遷一樣，決心繼承父業。就在班固著手編撰《漢書》不久，他因“私改作國史”被關進了監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辯護。後來漢明帝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就任命他為蘭台令史。成為官方的編輯。
這一點可以看到，司馬遷和班固兩人隨同樣曾身陷囹圄，但兩者的境遇有壤之別。一個因為家貧無助而受了宮刑，忍辱負重隻為成“一家之言”，一個卻在家人的幫助下因禍得福，成了拿政府俸祿的官家。
《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誌《文誌》，這兩部分都是班固的妹妹、也是當時的大學問家班昭在她兄長死後獨立完成的。
《漢書》在體例上對《史記》有所損益，如《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誌”，取消了“世家”，漢代勳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成為後來正史的範例。
太史公書大部分都是原創，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文字感情飽滿，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漢書》中則是缺乏這樣的文字。這也與兩位作家的性格有關。司馬遷為交情不深的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
太史公寫人，常會把感情投入到一個身上，讓那個人躍然眼前。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後人讀了都想見其人。太史公都是從欣賞的角度來寫這些人的，一部《史記》似乎是活的，因為書的背後有一個活的司馬遷存在。班固的《漢書》，則是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裏，敘事得體，但是沒有《史記》活泛。
司馬遷的《史記》中帶著一種浪漫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作風。司馬遷自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他所崇奉的“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己容”也可以是歸源於儒家道德，可是這立場就已經和經過“罷黜百家”之後的所謂儒家不同了。
《史記》裏寫荊軻和高漸離飲酒擊築，又歌又泣，旁若無人，寫項羽雖暴躁卻又渾憨可愛，其英雄末路，令人憐惜。而劉邦倒是像一個偽君子。而司馬遷形容呂後殘虐戚夫人，以致她親生的兒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為”。班固作“漢書”時，有關劉邦的一段，還大致采取司馬遷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後記》則隱惡揚善，對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隻在書末《外戚傳》內敘及。
司馬遷的狂放受到班固的指責，《漢書》裏《司馬遷傳》中，班固批評他“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但是兩人究竟誰更值得敬佩，錢穆和黃仁宇都把票投給了真性情的司馬遷。
曆史注腳：
範曄評遷固
範曄在他的《後漢書》裏曾批評司馬遷班固：“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司馬遷的文章直率，班固的文章詳細，這十字評語，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直抒胸臆，而事則“核”，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當然《史記》裏也有事情講錯的，大體言之，文直事核。“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核”，班固在處理史料時過於冷靜心，反為不好。
鄭樵班固
宋代鄭樵在《通誌》裏：“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他“浮華”是因為班固的《兩都賦》、《幽通賦》。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但是卻沒有在書中交代父親的功勞，而司馬遷對父親則是尊諱有加，單拿這一點論，錢穆認為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不為過。但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則稍稍過分些。
劉勰與劉知幾，誰才算史家
“最近我們的學問是不在中國了，也似乎劉知幾比劉勰更時髦。那就無可多講了。”錢穆的這番話，情近司馬遷的“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事已至此，還有什麽好的呢！錢穆對劉勰的同情和讚許，在他批評時人隻重視劉知幾的現象中表露無遺了。
劉知幾的《史通》這部書和《史記》一樣，都是個人的著述，因而不受朝廷的幹涉，主要是作者個人對曆史的見解。劉知幾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和紀傳體的特點和得失，並認為斷代史則是今後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中國曆史上少有“通論”、“概論”之類的著作，而劉知幾的這本《史通》對紀傳體的各部分體例都作了提綱挈領的分析，對寫史的方法和技巧也有論述，因此錢穆這部《史通》是中國學術史上唯一的一部史學通論。
中國在文學上，上至唐代韓、柳，經宋以下，都不重視注以研究駢文為主並且以的《文心雕龍》，所以一般人多讀《史通》，直到近代，人們開始重新研究駢文，才重視起《文心雕龍》，並與“紅學”一樣，形成了一派“龍學”。
《史通》能夠在史學上擁有眾多的擁護者，一定程度上和劉知幾將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第有關。他敬佩敢於奮筆直書、彰善貶惡的史家，如董狐、南史；次是善於編次史書、傳為不朽的史家，如左丘明、司馬遷；三是具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如周代的史佚、楚國的倚相。
經過對史書和史家的一番考究，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曆史知識；史識，是曆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要忠於曆史事實，秉筆直書。
史有“三長”之，被時人稱為篤論，對後世也有很大影響。
錢穆對史學的標準則異於劉知幾。錢穆史學的工作，主要是考史、論史、著史。《史通》雖然被列為一部評史的書，所謂評史重要是評論這一時代的曆史，但《史通》隻是評論史書和史家，並不是評論那一時代的曆史。
史書記載“史情”，就應該有“史意”。所謂“史情”就是一件事的實際情況，如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現代人對這件事的理解是漢武帝為了方便專製，但錢穆認為完全不符合當時曆史實情。對每一件史事，要懂得探究它背後的實情，這實情背後就有一個“史意”。
如研究《春秋》，就該認識春秋時代這段曆史背後的一番意向，才能真明白到那時曆史事件的真實情況。孔子著《春秋》是有史法的，這種史法就來自於孔子對春秋時代之史情與史意，有他的一番極深的看法。
但劉知幾的《史通》盡在那裏論史書、史法。討論《史記》怎樣寫的，《漢書》怎樣寫的，寫得好和壞，盡隻是著眼於方法，而忽略了曆史背後的實情與意向。這樣隻論史法，並沒有真接觸到史學。這在錢穆看來，是膚淺的、皮毛的。
到底，錢穆認為劉知幾的最大不足在於，他對整個曆史沒有一番清楚明白的看法，沒有堅實的曆史基礎，發表的議論也就是不能切中肯綮的駁議了。
而比較之下，劉勰的《文心雕龍》更得錢穆看重，因為他能注意到學問之全。劉勰注意到了學術的本原，文學的最後境界應該在哪裏，這些用心，是劉知幾所缺乏的。
因此錢穆，劉知幾隻是一個史學專家，他的知識和興趣，隻在史學一門，而劉勰講文學，卻能注意到整個學術的本原，因而劉勰不能僅算一個文人，他是專而又通。隻有對整個學術大局有一個全麵的認識，才能高屋建瓴，創作出值得敬佩的作品。這便是錢穆的“史學最高準繩”。
曆史注腳：
劉知幾和劉勰
劉勰（音協）生活在南北朝時期，祖籍山東，曾在朝中做官，頗有清名。他曾在定林寺中跟隨僧佑研讀佛書及儒家經典，三十二歲時開始寫《文心雕龍》，曆時五年。這部書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劉知幾是唐高宗永隆元年的進士，在朝中擔任史官，曾參與《唐書》、武後、睿宗、中宗的實錄編撰和修改。他對當時史館製度的混亂不滿，於是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