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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帶著思想讀曆史(2)
民國之前，錢穆的這句批語重在“門戶之見要不得”上，因為當時是師承派係明顯，而不夠開放。清代的學者們喜歡創立門戶，桐城派、浙東派、吳派皖派、漢學宋學、經今文經古文等等，將清朝的學術組建成一個立體複雜的大廈。雖然各家都有專長，但也有不足之處。學派是一種身份，也是學者繼續探索的桎梏。
但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錢穆做演講時所的批語重點則轉移到“師承傳統不可無”上麵了。當時年輕人接受西方思想，加上國學本身遭到批判，學術不興。新一代的年輕人變成無所師承，但信口批評的一代了。所以錢穆寄語，要循著一個學術派別來做學問。
世界史上，絕大多數學術創造都是在學派中產生的。古希臘有柏拉圖學派，春秋戰國時期有儒家學派，當代有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是一個集思廣益，前赴後繼的集體。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化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學術史上學派最多、最富個性的時代：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九流十家相互爭鳴，諸子百家遂成。孔子也可以是中國正統文化的學派領袖，而《論語》就是儒家學派的內部交流記錄。
師承學派，意味著一種綿延持久的努力，在知識的傳播過程中，一種思想的發展空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建一座精神大廈與建一座商城不同，因為精神上的建設到底能築到哪一層，是不知道的。隻有後人不斷去試探和思考，才能慢慢往上走。今的儒家，就可以是世代儒者不斷努力建立起來的一座巨塔。學有師承，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西學東漸愈演愈烈，國學大廈岌岌可危。這時候的年輕人隻想將這些建築一棟一棟摧毀，更談不上師承，隻是遇書便讀，無所取舍。錢穆：“長此以往，將沒有學術可言了。”
既要繼承前人的思想，又要防止自己囿於一家之言。進退都要把握好度，否則是過猶不及。這種學術太極，錢穆本人算得上一個高手。
錢穆本人師承的，可以是古典文獻當中的精華。他熟讀史書，也詳究經學，對以往的名家經典，都做足了研究的功夫。隻有調查研究才有發言權，錢穆在國學和史學上的發言權都是不容質疑的。但是錢穆又沒有將自己歸於某一個學派當中，他畢生都反對創立門戶。
林語堂曾寫了一篇《談錢穆先生之經學》，他將錢穆看成是一位平允篤實的經師、一個不持門戶之見的史學家、一位承前啟後和惠嘉百世的學者。林語堂：“賓四先生的學問，不能以訓詁、章句、音韻之學視之。惟其他是史學家，所以他對中國文化、倫理、哲學，及學術之隆替，三致意焉。”林語堂也非常推崇錢穆的《國學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學者取此二者細讀之，便知道錢先生十目乃一行，不肯放隻字的工夫，然後知道他學問之精純，思想之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工夫，作平正篤實的文章。”
所以，在後人討論錢穆是否是“新儒家”的時候，他的弟子餘英時，錢穆絕不是什麽派係中的人，他是一個獨立的學者。成為一個獨立學者，自己先要站在一個高度上，又要不斷突破這個高度，不斷向上看，這樣的狀態，正是一種在學派與門戶之間的得當拿捏。
曆史注腳：
曆代父子兵
曹氏三父子是建安文學的先驅，是中國史中第一個文學家庭；漢代大儒劉向著《別錄》，其子劉歆在此基礎上著《七略》；司馬遷寧願接受腐刑也要寫完《史記》，乃是為完成父親的遺誌；班固著漢書，沒有人知道其中有多少內容是他的父親班彪所寫；宋代的蘇門四學士、王安石王雱，清代的王念孫王引之，乃至近代的錢基博錢鍾書，都是師承家學的典範。
疇人之學
《史記》中將古代專門執掌文曆算之學、父子世代相傳的人叫做“疇人”。中國古代文學家和數學家多是師承家學，所以稱為疇人。清代阮元編寫了《疇人傳》，收有自上古至清乾隆末年的文、曆法、算學家300多人（包括外國41人），敘述他們的事業和貢獻。但是在古代，這種疇人之學並不被尊敬和推廣。
做足“文解字”的功夫
做學問要有一個大局的意識，明白學術之間的關係；也要有一個哲學的頭腦，來思考材料背後的精神；還要有所師承，避免信口開河，走了冤枉路。但即使這些都做到了，我們還不能開始研究曆史。因為等待我們研究的是墳籍史冊，我們首先要能讀通讀懂，才能有所創造。錢穆：“古書不明，由學不振。”這裏所的“學”，也就是文解字之學。
“通文字不僅為讀書，從更大意義上來，要研究民族文化種種要點，要從語言文字入手。也可以，此下中國文化不複興，也就因為我們的不識字，或者識字識得太粗淺、太浮薄，不能從精細深奧處去了解。”識字這個最基本的問題，竟然成了我們文化傳承的一大危機。
不管繁簡之爭的結果到底如何，對於一個有誌於學習曆史的人來，認識繁體字是最基礎的功課。也隻有在這個最基本的能力之上，才有更廣闊的空間去發展。
漢字是中國民族最獨特的創造，它自成一係，從象形到六書，而後隸變，成楷，甚至衍生出專門的書法字畫藝術。一個漢字，其中有形有聲，形聲會意，錯綜變化。如：古語中讀辟音的漢字，都有分開在旁的意思，故臂，上肢在身兩旁；壁，室之四旁；劈，刀剖物開；襞，布幅兩旁相縫疊；璧，玉佩身旁；嬖，女寵旁侍。僻，屏開一邊，側陋邪僻，不在正道；避，走向旁去；譬，以旁喻正，使人明了；癖，宿食不消，僻積一旁……。
漢字之妙，錢穆一直是讚不絕口。就從明白一個字的涵義和淵源而言，繁體字確實比簡體字更加接近本意，如季羨林先生堅持寫“愛”，因為“有心才有愛”。
但是錢穆所的“學”不僅僅是要認識繁體字。從學術上來，一般“學”要包括文字、音韻和訓詁，也就涉及到校勘、改正訛誤和辨偽。《呂氏春秋》中有一個經典的識字故事。
孔子的弟子子夏到晉國去，路過衛國。他聽到有個人在念曆史書：“晉國的部隊三豕過河。”子夏：“不對，是己亥（古代計時法）。那‘己’跟‘三’相近，‘豕’跟‘亥’相似。”後來子夏到了晉國，問晉國人那句話怎麽讀，晉國人是：“晉師己亥過河。”
古書因為傳抄、散佚，常常容易出現這種“三豕涉河”的情況，如果沒有一定的學底子，便不能弄清楚其中的含義。
漢字寓意深刻，春秋筆法中往往一字藏褒貶。“征、伐、侵、襲、討、攻”這六個詞，在古漢語中雖同指軍事上的進攻，但在意義、用法和感情色彩上卻有細微差別。
“征”帶有褒義，表示主動的一方在道義上占優勢，常用於上對下、有道對無道。“伐”是中性詞，多用於諸侯或平級之間的公開宣戰，一般師出有名，《左傳·莊公十年》中“齊師伐我”，“公將鼓之”，後來，因“征”“伐”二字經常連用，“伐”也逐漸有了褒義。“討”是先宣布罪行，後加以攻擊，有言字旁，明主要是輿論上的進攻。“襲”是乘人不備而突然發起進攻。“攻”是軍事進攻的泛稱，一般不帶有感情色彩，作者立場中立。“侵”則有明顯的貶義，是不宣而戰，直接侵犯別國。如我們現在還使用的“侵略”。
一字之中深意無窮，這既是我們閱讀史書的一大挑戰，但也是漢字的一大樂趣。簡潔的字句中有寫書者的一份感情，也有那些曆史人物複雜的心理和激烈的鬥爭。讀史並不是去搖頭晃腦地背史書，先明白了每一個字的藝術，史書之中的故事和史家的個性也會躍然紙上。把死書讀活，把複雜的曆史讀簡單，便能繼續下麵更深入的研究了。
曆史注腳：
繁簡之爭
國學大師季羨林曾明確提出，讀古文必須讀繁體字，並稱漢字簡化是歧途。此話一出，頓時激起千層浪。而在1954年，23名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季羨林便是其中之一。自從《漢字簡化方案》1956年1月由國務院正式公布以來，在半個多世紀裏，漢字的“繁簡之爭”不斷。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3月，由宋祖英、黃宏、鬱鈞劍、關牧村等21位文藝界的政協委員向兩會聯名遞交了一份《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提案》。
《文解字》
《文解字》簡稱《文》。作者是東漢的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成書於公元100年到公元121年之間。許慎根據文字的形體，創立540個部首，將9353字分別歸入540部、14大類。先列出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則在後麵列出。然後解釋這個字的本義，再結實字形與字義或字音之間的關係。《文解字》開創了部首檢字的先河，後世的字典大多采用這個方式。段玉裁稱這部書“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
二讀史的智慧：讀書的學問才是真學問
盡信書不如無書
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樣的懷疑是有道理的。錢穆也專門對中國的第一部史書《尚書》做了考證辨偽。
錢穆，“《尚書》是一部多問題的書。”除了因為年代久遠，造成文字詰屈聱牙之外，還存在真偽問題。
《尚書》有兩種本子，一種叫今文《尚書》，一種叫古文《尚書》。秦始皇焚書時，有一個經學博士叫做伏生，他悄悄收藏了一部《尚書》，裝在家中的牆壁裏，待到漢代的時候，接近百歲的伏生藏有《尚書》的事情，傳到了漢皇的耳朵裏，皇帝便派了一個名叫晁錯的學者到他家求書。但伏生已經口齒不清，加上雙方口音不同，隻好由伏生的女兒幫忙翻譯。幾個月後，晁錯就帶著這部《尚書》迴到朝中。這個版本的《尚書》被稱作伏生《尚書》。還有一個問題，先秦是寫篆體，秦代漢代都寫隸體。於是把篆體的叫古文，拿通行的隸書寫的叫今文。伏生《尚書》本是一部篆體古文的，後來在伏生的幫助下由晁錯改寫成隸書，因此伏生《尚書》同時又稱今文《尚書》。漢廷把來設立博士，傳授學生，是官方版本。
後來，武帝時，有人建房子的時候弄壞了孔子舊居的牆壁，在壁中發現了許多古書。這些古書為孔子後人孔安國所有，其中就有一部《尚書》，則稱做孔壁《尚書》或孔安國《尚書》、古文《尚書》。
有了兩個版本的尚書，自然就要比較異同了。伏生《尚書》隻有二十八篇，而孔安國《尚書》多了十六篇。在這共有的二十八篇中，文字也不盡相同。孔安國《尚書》一直沒有列為官學，隻在社會學術界私下流行。漢末大亂，古文《尚書》不見了，到了東晉，忽然有人獻上《尚書》，稱是孔安國本。以後，學者便把兩種版本的《尚書》合而為一，成為今見到的《尚書》。
錢穆看到的《尚書》版本，又不知是經過了多少雙手傳抄、批注、謄刻了。這本書可以是“來曆不明”，因此難免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朱子就曾，為什麽伏生《尚書》都難懂，而孔安國《尚書》卻又都是容易明白的？到元代吳澄、明代梅鷟，開始出來懷疑古文《尚書》是假的，靠不住。知道清代，閻若璩寫了一書名《古文尚書疏證》，辨別真偽，此事才得成為定論。
但是錢穆並沒有完全相信閆若璩的結論，經過他反複對比和推敲，隻認為《尚書》中最可靠的是《西周書》，虞、夏、商書都有問題。但是在這十幾篇《西周書》裏麵，也還是有問題。為此錢穆曾寫過一篇文章，便是討論《西周書》的。
錢穆辨偽的思想，在他的《朱子學案》中也有體現。他對朱子思想作了全麵考察，共分五十八篇論述了朱子的整個學術，其中就有校勘辨偽。
清末，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認為一切古經都是西漢劉歆偽造，隻有今文經學才算是經書，今文經都是孔子假托古人來闡發自己的政治主張的。雖然當時康有為也很有影響力，但是錢穆毫不客氣地他是“一派胡言”。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有理有據地駁斥康有為的諸多不通之處，不僅洗刷了劉歆造偽經的不白之冤，也平息了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
錢穆身體力行，將“盡信書不如無書”的精神用於治學。但他不是在自自話，懷疑一切，紮紮實實的國學底子才是他敢於懷疑的勇氣來源。
第四章帶著思想讀曆史(2)
民國之前，錢穆的這句批語重在“門戶之見要不得”上，因為當時是師承派係明顯，而不夠開放。清代的學者們喜歡創立門戶，桐城派、浙東派、吳派皖派、漢學宋學、經今文經古文等等，將清朝的學術組建成一個立體複雜的大廈。雖然各家都有專長，但也有不足之處。學派是一種身份，也是學者繼續探索的桎梏。
但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錢穆做演講時所的批語重點則轉移到“師承傳統不可無”上麵了。當時年輕人接受西方思想，加上國學本身遭到批判，學術不興。新一代的年輕人變成無所師承，但信口批評的一代了。所以錢穆寄語，要循著一個學術派別來做學問。
世界史上，絕大多數學術創造都是在學派中產生的。古希臘有柏拉圖學派，春秋戰國時期有儒家學派，當代有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是一個集思廣益，前赴後繼的集體。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化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學術史上學派最多、最富個性的時代：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九流十家相互爭鳴，諸子百家遂成。孔子也可以是中國正統文化的學派領袖，而《論語》就是儒家學派的內部交流記錄。
師承學派，意味著一種綿延持久的努力，在知識的傳播過程中，一種思想的發展空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建一座精神大廈與建一座商城不同，因為精神上的建設到底能築到哪一層，是不知道的。隻有後人不斷去試探和思考，才能慢慢往上走。今的儒家，就可以是世代儒者不斷努力建立起來的一座巨塔。學有師承，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西學東漸愈演愈烈，國學大廈岌岌可危。這時候的年輕人隻想將這些建築一棟一棟摧毀，更談不上師承，隻是遇書便讀，無所取舍。錢穆：“長此以往，將沒有學術可言了。”
既要繼承前人的思想，又要防止自己囿於一家之言。進退都要把握好度，否則是過猶不及。這種學術太極，錢穆本人算得上一個高手。
錢穆本人師承的，可以是古典文獻當中的精華。他熟讀史書，也詳究經學，對以往的名家經典，都做足了研究的功夫。隻有調查研究才有發言權，錢穆在國學和史學上的發言權都是不容質疑的。但是錢穆又沒有將自己歸於某一個學派當中，他畢生都反對創立門戶。
林語堂曾寫了一篇《談錢穆先生之經學》，他將錢穆看成是一位平允篤實的經師、一個不持門戶之見的史學家、一位承前啟後和惠嘉百世的學者。林語堂：“賓四先生的學問，不能以訓詁、章句、音韻之學視之。惟其他是史學家，所以他對中國文化、倫理、哲學，及學術之隆替，三致意焉。”林語堂也非常推崇錢穆的《國學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學者取此二者細讀之，便知道錢先生十目乃一行，不肯放隻字的工夫，然後知道他學問之精純，思想之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工夫，作平正篤實的文章。”
所以，在後人討論錢穆是否是“新儒家”的時候，他的弟子餘英時，錢穆絕不是什麽派係中的人，他是一個獨立的學者。成為一個獨立學者，自己先要站在一個高度上，又要不斷突破這個高度，不斷向上看，這樣的狀態，正是一種在學派與門戶之間的得當拿捏。
曆史注腳：
曆代父子兵
曹氏三父子是建安文學的先驅，是中國史中第一個文學家庭；漢代大儒劉向著《別錄》，其子劉歆在此基礎上著《七略》；司馬遷寧願接受腐刑也要寫完《史記》，乃是為完成父親的遺誌；班固著漢書，沒有人知道其中有多少內容是他的父親班彪所寫；宋代的蘇門四學士、王安石王雱，清代的王念孫王引之，乃至近代的錢基博錢鍾書，都是師承家學的典範。
疇人之學
《史記》中將古代專門執掌文曆算之學、父子世代相傳的人叫做“疇人”。中國古代文學家和數學家多是師承家學，所以稱為疇人。清代阮元編寫了《疇人傳》，收有自上古至清乾隆末年的文、曆法、算學家300多人（包括外國41人），敘述他們的事業和貢獻。但是在古代，這種疇人之學並不被尊敬和推廣。
做足“文解字”的功夫
做學問要有一個大局的意識，明白學術之間的關係；也要有一個哲學的頭腦，來思考材料背後的精神；還要有所師承，避免信口開河，走了冤枉路。但即使這些都做到了，我們還不能開始研究曆史。因為等待我們研究的是墳籍史冊，我們首先要能讀通讀懂，才能有所創造。錢穆：“古書不明，由學不振。”這裏所的“學”，也就是文解字之學。
“通文字不僅為讀書，從更大意義上來，要研究民族文化種種要點，要從語言文字入手。也可以，此下中國文化不複興，也就因為我們的不識字，或者識字識得太粗淺、太浮薄，不能從精細深奧處去了解。”識字這個最基本的問題，竟然成了我們文化傳承的一大危機。
不管繁簡之爭的結果到底如何，對於一個有誌於學習曆史的人來，認識繁體字是最基礎的功課。也隻有在這個最基本的能力之上，才有更廣闊的空間去發展。
漢字是中國民族最獨特的創造，它自成一係，從象形到六書，而後隸變，成楷，甚至衍生出專門的書法字畫藝術。一個漢字，其中有形有聲，形聲會意，錯綜變化。如：古語中讀辟音的漢字，都有分開在旁的意思，故臂，上肢在身兩旁；壁，室之四旁；劈，刀剖物開；襞，布幅兩旁相縫疊；璧，玉佩身旁；嬖，女寵旁侍。僻，屏開一邊，側陋邪僻，不在正道；避，走向旁去；譬，以旁喻正，使人明了；癖，宿食不消，僻積一旁……。
漢字之妙，錢穆一直是讚不絕口。就從明白一個字的涵義和淵源而言，繁體字確實比簡體字更加接近本意，如季羨林先生堅持寫“愛”，因為“有心才有愛”。
但是錢穆所的“學”不僅僅是要認識繁體字。從學術上來，一般“學”要包括文字、音韻和訓詁，也就涉及到校勘、改正訛誤和辨偽。《呂氏春秋》中有一個經典的識字故事。
孔子的弟子子夏到晉國去，路過衛國。他聽到有個人在念曆史書：“晉國的部隊三豕過河。”子夏：“不對，是己亥（古代計時法）。那‘己’跟‘三’相近，‘豕’跟‘亥’相似。”後來子夏到了晉國，問晉國人那句話怎麽讀，晉國人是：“晉師己亥過河。”
古書因為傳抄、散佚，常常容易出現這種“三豕涉河”的情況，如果沒有一定的學底子，便不能弄清楚其中的含義。
漢字寓意深刻，春秋筆法中往往一字藏褒貶。“征、伐、侵、襲、討、攻”這六個詞，在古漢語中雖同指軍事上的進攻，但在意義、用法和感情色彩上卻有細微差別。
“征”帶有褒義，表示主動的一方在道義上占優勢，常用於上對下、有道對無道。“伐”是中性詞，多用於諸侯或平級之間的公開宣戰，一般師出有名，《左傳·莊公十年》中“齊師伐我”，“公將鼓之”，後來，因“征”“伐”二字經常連用，“伐”也逐漸有了褒義。“討”是先宣布罪行，後加以攻擊，有言字旁，明主要是輿論上的進攻。“襲”是乘人不備而突然發起進攻。“攻”是軍事進攻的泛稱，一般不帶有感情色彩，作者立場中立。“侵”則有明顯的貶義，是不宣而戰，直接侵犯別國。如我們現在還使用的“侵略”。
一字之中深意無窮，這既是我們閱讀史書的一大挑戰，但也是漢字的一大樂趣。簡潔的字句中有寫書者的一份感情，也有那些曆史人物複雜的心理和激烈的鬥爭。讀史並不是去搖頭晃腦地背史書，先明白了每一個字的藝術，史書之中的故事和史家的個性也會躍然紙上。把死書讀活，把複雜的曆史讀簡單，便能繼續下麵更深入的研究了。
曆史注腳：
繁簡之爭
國學大師季羨林曾明確提出，讀古文必須讀繁體字，並稱漢字簡化是歧途。此話一出，頓時激起千層浪。而在1954年，23名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季羨林便是其中之一。自從《漢字簡化方案》1956年1月由國務院正式公布以來，在半個多世紀裏，漢字的“繁簡之爭”不斷。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3月，由宋祖英、黃宏、鬱鈞劍、關牧村等21位文藝界的政協委員向兩會聯名遞交了一份《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提案》。
《文解字》
《文解字》簡稱《文》。作者是東漢的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成書於公元100年到公元121年之間。許慎根據文字的形體，創立540個部首，將9353字分別歸入540部、14大類。先列出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則在後麵列出。然後解釋這個字的本義，再結實字形與字義或字音之間的關係。《文解字》開創了部首檢字的先河，後世的字典大多采用這個方式。段玉裁稱這部書“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
二讀史的智慧：讀書的學問才是真學問
盡信書不如無書
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樣的懷疑是有道理的。錢穆也專門對中國的第一部史書《尚書》做了考證辨偽。
錢穆，“《尚書》是一部多問題的書。”除了因為年代久遠，造成文字詰屈聱牙之外，還存在真偽問題。
《尚書》有兩種本子，一種叫今文《尚書》，一種叫古文《尚書》。秦始皇焚書時，有一個經學博士叫做伏生，他悄悄收藏了一部《尚書》，裝在家中的牆壁裏，待到漢代的時候，接近百歲的伏生藏有《尚書》的事情，傳到了漢皇的耳朵裏，皇帝便派了一個名叫晁錯的學者到他家求書。但伏生已經口齒不清，加上雙方口音不同，隻好由伏生的女兒幫忙翻譯。幾個月後，晁錯就帶著這部《尚書》迴到朝中。這個版本的《尚書》被稱作伏生《尚書》。還有一個問題，先秦是寫篆體，秦代漢代都寫隸體。於是把篆體的叫古文，拿通行的隸書寫的叫今文。伏生《尚書》本是一部篆體古文的，後來在伏生的幫助下由晁錯改寫成隸書，因此伏生《尚書》同時又稱今文《尚書》。漢廷把來設立博士，傳授學生，是官方版本。
後來，武帝時，有人建房子的時候弄壞了孔子舊居的牆壁，在壁中發現了許多古書。這些古書為孔子後人孔安國所有，其中就有一部《尚書》，則稱做孔壁《尚書》或孔安國《尚書》、古文《尚書》。
有了兩個版本的尚書，自然就要比較異同了。伏生《尚書》隻有二十八篇，而孔安國《尚書》多了十六篇。在這共有的二十八篇中，文字也不盡相同。孔安國《尚書》一直沒有列為官學，隻在社會學術界私下流行。漢末大亂，古文《尚書》不見了，到了東晉，忽然有人獻上《尚書》，稱是孔安國本。以後，學者便把兩種版本的《尚書》合而為一，成為今見到的《尚書》。
錢穆看到的《尚書》版本，又不知是經過了多少雙手傳抄、批注、謄刻了。這本書可以是“來曆不明”，因此難免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朱子就曾，為什麽伏生《尚書》都難懂，而孔安國《尚書》卻又都是容易明白的？到元代吳澄、明代梅鷟，開始出來懷疑古文《尚書》是假的，靠不住。知道清代，閻若璩寫了一書名《古文尚書疏證》，辨別真偽，此事才得成為定論。
但是錢穆並沒有完全相信閆若璩的結論，經過他反複對比和推敲，隻認為《尚書》中最可靠的是《西周書》，虞、夏、商書都有問題。但是在這十幾篇《西周書》裏麵，也還是有問題。為此錢穆曾寫過一篇文章，便是討論《西周書》的。
錢穆辨偽的思想，在他的《朱子學案》中也有體現。他對朱子思想作了全麵考察，共分五十八篇論述了朱子的整個學術，其中就有校勘辨偽。
清末，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認為一切古經都是西漢劉歆偽造，隻有今文經學才算是經書，今文經都是孔子假托古人來闡發自己的政治主張的。雖然當時康有為也很有影響力，但是錢穆毫不客氣地他是“一派胡言”。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有理有據地駁斥康有為的諸多不通之處，不僅洗刷了劉歆造偽經的不白之冤，也平息了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
錢穆身體力行，將“盡信書不如無書”的精神用於治學。但他不是在自自話，懷疑一切，紮紮實實的國學底子才是他敢於懷疑的勇氣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