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頭來我們手上就隻剩下這些……剩下夢境。蜂蜜一般的，苦艾酒一般的，長著毒刺的，平凡無奇的，畸形的，熱的，冷的，自我滿足的。它們幹擾記憶……不是篡改，幹擾，就像給你的眼睛安上一塊透鏡，雖然河流還是河流，天空還是天空，但是顏色和形狀變了，丟失原來的輪廓。我對安德烈的描述真的準確嗎？我能不偏不倚地講萊納的故事嗎？可是，誰又能做到呢？我們從來都沒法真正了解一個人，所有人都隻能是陌生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
再讓我喝一杯酒好嗎？就一杯。我知道醫生怎麽說，等你老了，你的醫生也會禁止這個，禁止那個，別聽他們的。我年輕的時候喝得不多，現在隻不過是補上那些錯過的份額而已。我以前是個異類，竟然不用酒精也可以運轉，大概從四十歲開始就不行了。把威士忌拿出來，要好的那瓶，你送我的那瓶。
你原本期待聽到愛情故事嗎？人們總是期待愛情故事的，仿佛那是唯一值得講的故事。但我們要怎麽定義“愛”？是親吻和性嗎？還是短暫占據大腦的調皮化合物？婚姻？寫進遺囑裏的名字？我所聽過的愛情故事，充滿了說不出的話，寄不出的信，在黑暗中才敢牽起的手，永別前的最後一眼。我是悲觀主義者嗎？我想不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是經驗主義者。
我不知道安德烈是否真的愛過任何人。他從來沒有和除了萊納之外的線人上過床，但這不代表什麽，也許隻是劇情不需要罷了。他這種人——我們這種人，有能力愛嗎？用哪個身份去愛？一個牧羊人有那麽多名字……有時候我睡不著，會翻看以前的護照，按照規定是必須上交的，但我沒這麽做，也沒人追究，就留著了。最舊的是西德護照，然後是法國護照，我甚至有一本波蘭簽發的蘇聯護照，我不是在迴憶我扮演過的角色，而是這些角色遇到的人，我曾經是他們的同事、不太熟的朋友或者情人，但任務結束之後，我就必須砍斷一切聯係，殺死我的角色，它再也不存在了，有人想念它嗎？
再也不會有第二個像柏林那樣的地方了，五十年代的柏林，好一個瘋狂的派對。炸毀的街道逐漸修複了，有了顏色，亮起了燈光。先是肉店和麵包店迴來了，雜貨店擺出了糖果和罐頭，然後裁縫店和畫廊也迴來了。舞廳和酒館像樹根旁邊的小蘑菇一樣冒出來，間諜們聚集在這些音樂喧囂的地方，像口渴的叢林狼圍在泉水旁，有些人獨自來，獨自走，大部分人挽著女伴。最受歡迎的那家酒館叫“金色鵜鶘”，用英文寫的，本來瞄準的顧客群體是駐紮在柏林的英美空軍，卻慢慢落滿了外交官、情報官、投機客、有固定主人的殺手、待價而沽的殺手、詐騙犯、走私者和剛剛輪班完畢的警察。常駐間諜們全都互相認識，有一段時間，為了捉弄克格勃，科裏亞一走進“金色鵜鶘”，在裏麵喝酒的英國人就會塞小費給樂隊，讓他們演奏《知更鳥之死》，一首兒歌，曲調快樂，內容血腥。科裏亞不為所動，踩著“誰殺了知更鳥”的節奏走向吧台，差不多在“魚說，我用盤子接住了知更鳥的血”這句坐下，點一杯黑啤酒，酒保動作很快，在兒歌唱到掘墳墓的貓頭鷹之前就把啤酒送過去了。半醉的英國傻瓜們在吧台另一頭七零八落地唱完剩下的段落，“可憐的知更鳥！”什麽的，安德烈要是在場，也會跟著一起笑。
“金色鵜鶘”的特別之處在於，桌子下麵安裝了氣動管，你不一定見過，是舊世界的古董，戰前流行過，郵局和銀行裏都有，金屬圓筒在管網裏嗖嗖飛過，運送信封、鈔票、珠寶和文件。酒館前身就是一家郵局，空氣壓縮機和管網都保留了下來，原本的設想是方便顧客邀請陌生人跳舞的，但在你看來，管子每晚運送的成千上萬張紙條裏，有多少在邀舞，有多少是間諜在悄悄交談？
紙片是午夜剛過的時候竄到安德烈的桌子上的。他已經等了超過四小時了，新年假期剛剛結束，“金色鵜鶘”還沒有恢複平常的熱鬧，隻有一半桌子是有人的。他懶洋洋地挪開酒杯，揭開金屬蓋，壓縮空氣發出細微的**聲。管道裏躺著一張名片，正麵印著鈴蘭和紫色緞帶，背麵有一個用鉛筆寫上去的數字，17。安德烈把名片收進外套內袋，抬起頭，假裝尋找侍應，看向第17號桌子。那裏坐了個留了絡腮胡的男人，臉色紅通通的，不知道是本來如此，還是喝多了酒。絡腮胡子掏出火柴盒，在桌子邊緣磕了磕，似乎發現裏麵沒有火柴了，把盒子塞迴衣袋裏。
安德烈短暫地和絡腮胡子對上視線，拿出自己的煙，放到桌子上，開口朝外，暗號對上了。絡腮胡子移開目光，抬手招來侍應，點了酒。安德烈取出一疊緊緊卷起的鈔票，丟進金屬管，送到17號桌。五百西德馬克，現金，用來買一條關於克格勃的信息，不算貴。氣動管又發出響聲，17號桌送來了一個信封。絡腮胡子再也沒有看安德烈一眼，喝掉啤酒，結賬，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走了。
安德烈收好信封，仿佛什麽也沒有發生，繼續坐了十來二十分鍾，假裝欣賞鋼琴師醉醺醺的演奏，直到侍應禮貌地告訴他“鵜鶘”要打烊了，才付了錢，離開小酒館。他像平常那樣迴家，放上唱片，跟著旋律吹口哨，坐在床上，打開了信封。
一張紙條滑了出來，附帶一張照片，一個高瘦的男人，站在某個無法辨認的建築物門洞裏，一隻手探進外套裏，不知道是準備拿香煙還是槍。照片是黑白的，但紙條描述了陌生人的外貌，棕色頭發，藍眼睛，大約六英尺高，名字碰巧也是安德烈，安德烈·奧爾洛夫，官方身份是蘇聯駐巴黎大使館的防務參讚，但種種證據表明這人大概率是個克格勃。早在克格勃還叫“內務部”的年代，業內就有傳言說莫斯科訓練了一批“獵人”，專門在西歐活動，擊落克裏姆林宮不喜歡的鳥兒，不管這些鳥來自哪裏，受誰的保護。漢斯極有可能死在這位獵人槍下，三年前，安德烈被迫造訪太平間的那個晚上，這位可疑的“防務參讚”恰好就在柏林。而且，奧爾洛夫後天會再次途徑柏林，妻子病危，他必須趕迴莫斯科。
安德烈短暫地考慮過在機場攔住這位可能的“獵人”，馬上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奧爾洛夫有正式的外交保護，就算沒有，直接拖住一個奔赴重病親屬的人，實在是野蠻行為。他留下照片，把紙條帶到廚房去，在水槽裏燒掉了，灰燼衝進下水道。
他當然把這件事告訴了霍恩斯比，寫在報告最後一行，仿佛這個信息並不重要，是發出電報前三秒才想起來的。確實，在那一刻，一個過路的蘇聯“獵人”並不顯得十分重要。照片存入相應的檔案，從安德烈寫在頁邊的筆記看來，原本是打算分發給監控組的，出於至今不明的原因，最後沒有發出去，也許覺得沒有必要，也許就是忘了。奧爾洛夫的活動範圍畢竟不在柏林。安德烈更加沒有理由向萊納提起這件事，小羊隻是小羊，不需要知道幕後的運作。
1955年2月，隧道修建完畢，中情局如願以償，把長柄勺伸進了莫斯科和柏林之間奔湧的信息流裏，秘密像瀑布一樣傾瀉而下，巨大的錄音設備日夜運轉，錄下嚴肅談話、下流玩笑、調動指令、抱怨、對罵和令人困惑的黑話。隧道如此成功，以至於霍恩斯比一度認為，“麻雀”已經沒有用處，安德烈是時候把他放歸野外，再不聯絡。
安德烈也許同意上司的看法，也許不同意。無論如何，他二月份還是和萊納在閣樓裏見了一次。這沒有道理，你看，“赫爾曼先生”近來並沒有發出什麽指令，從隧道竊取的對話聽來，他也沒有在斯塔西總部露麵。這些安德烈已經知道了，沒有必要特意問萊納。要是有人問起，他有一百個理由，他可以說，這個線人需要額外的心理支持，定期見麵必不可少。也可以說，是他自己有新指令要給萊納。不過，幸好，沒有人問起，他躲過了解釋，也不必思考自己是否也想見萊納這個令人尷尬的問題了。
這次碰麵沒有留下書麵痕跡，又是那種不適宜寫報告的場合。倫敦不需要知道這些瑣碎小事，泥地裏擦出來的小小火花，高高地坐在辦公室裏的人是看不見的，也不屑於去看。我想再要一杯威士忌，你不要喝，你保持清醒。聽故事的人最好醒著，幹杯。
再讓我喝一杯酒好嗎？就一杯。我知道醫生怎麽說，等你老了，你的醫生也會禁止這個，禁止那個，別聽他們的。我年輕的時候喝得不多，現在隻不過是補上那些錯過的份額而已。我以前是個異類，竟然不用酒精也可以運轉，大概從四十歲開始就不行了。把威士忌拿出來，要好的那瓶，你送我的那瓶。
你原本期待聽到愛情故事嗎？人們總是期待愛情故事的，仿佛那是唯一值得講的故事。但我們要怎麽定義“愛”？是親吻和性嗎？還是短暫占據大腦的調皮化合物？婚姻？寫進遺囑裏的名字？我所聽過的愛情故事，充滿了說不出的話，寄不出的信，在黑暗中才敢牽起的手，永別前的最後一眼。我是悲觀主義者嗎？我想不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是經驗主義者。
我不知道安德烈是否真的愛過任何人。他從來沒有和除了萊納之外的線人上過床，但這不代表什麽，也許隻是劇情不需要罷了。他這種人——我們這種人，有能力愛嗎？用哪個身份去愛？一個牧羊人有那麽多名字……有時候我睡不著，會翻看以前的護照，按照規定是必須上交的，但我沒這麽做，也沒人追究，就留著了。最舊的是西德護照，然後是法國護照，我甚至有一本波蘭簽發的蘇聯護照，我不是在迴憶我扮演過的角色，而是這些角色遇到的人，我曾經是他們的同事、不太熟的朋友或者情人，但任務結束之後，我就必須砍斷一切聯係，殺死我的角色，它再也不存在了，有人想念它嗎？
再也不會有第二個像柏林那樣的地方了，五十年代的柏林，好一個瘋狂的派對。炸毀的街道逐漸修複了，有了顏色，亮起了燈光。先是肉店和麵包店迴來了，雜貨店擺出了糖果和罐頭，然後裁縫店和畫廊也迴來了。舞廳和酒館像樹根旁邊的小蘑菇一樣冒出來，間諜們聚集在這些音樂喧囂的地方，像口渴的叢林狼圍在泉水旁，有些人獨自來，獨自走，大部分人挽著女伴。最受歡迎的那家酒館叫“金色鵜鶘”，用英文寫的，本來瞄準的顧客群體是駐紮在柏林的英美空軍，卻慢慢落滿了外交官、情報官、投機客、有固定主人的殺手、待價而沽的殺手、詐騙犯、走私者和剛剛輪班完畢的警察。常駐間諜們全都互相認識，有一段時間，為了捉弄克格勃，科裏亞一走進“金色鵜鶘”，在裏麵喝酒的英國人就會塞小費給樂隊，讓他們演奏《知更鳥之死》，一首兒歌，曲調快樂，內容血腥。科裏亞不為所動，踩著“誰殺了知更鳥”的節奏走向吧台，差不多在“魚說，我用盤子接住了知更鳥的血”這句坐下，點一杯黑啤酒，酒保動作很快，在兒歌唱到掘墳墓的貓頭鷹之前就把啤酒送過去了。半醉的英國傻瓜們在吧台另一頭七零八落地唱完剩下的段落，“可憐的知更鳥！”什麽的，安德烈要是在場，也會跟著一起笑。
“金色鵜鶘”的特別之處在於，桌子下麵安裝了氣動管，你不一定見過，是舊世界的古董，戰前流行過，郵局和銀行裏都有，金屬圓筒在管網裏嗖嗖飛過，運送信封、鈔票、珠寶和文件。酒館前身就是一家郵局，空氣壓縮機和管網都保留了下來，原本的設想是方便顧客邀請陌生人跳舞的，但在你看來，管子每晚運送的成千上萬張紙條裏，有多少在邀舞，有多少是間諜在悄悄交談？
紙片是午夜剛過的時候竄到安德烈的桌子上的。他已經等了超過四小時了，新年假期剛剛結束，“金色鵜鶘”還沒有恢複平常的熱鬧，隻有一半桌子是有人的。他懶洋洋地挪開酒杯，揭開金屬蓋，壓縮空氣發出細微的**聲。管道裏躺著一張名片，正麵印著鈴蘭和紫色緞帶，背麵有一個用鉛筆寫上去的數字，17。安德烈把名片收進外套內袋，抬起頭，假裝尋找侍應，看向第17號桌子。那裏坐了個留了絡腮胡的男人，臉色紅通通的，不知道是本來如此，還是喝多了酒。絡腮胡子掏出火柴盒，在桌子邊緣磕了磕，似乎發現裏麵沒有火柴了，把盒子塞迴衣袋裏。
安德烈短暫地和絡腮胡子對上視線，拿出自己的煙，放到桌子上，開口朝外，暗號對上了。絡腮胡子移開目光，抬手招來侍應，點了酒。安德烈取出一疊緊緊卷起的鈔票，丟進金屬管，送到17號桌。五百西德馬克，現金，用來買一條關於克格勃的信息，不算貴。氣動管又發出響聲，17號桌送來了一個信封。絡腮胡子再也沒有看安德烈一眼，喝掉啤酒，結賬，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走了。
安德烈收好信封，仿佛什麽也沒有發生，繼續坐了十來二十分鍾，假裝欣賞鋼琴師醉醺醺的演奏，直到侍應禮貌地告訴他“鵜鶘”要打烊了，才付了錢，離開小酒館。他像平常那樣迴家，放上唱片，跟著旋律吹口哨，坐在床上，打開了信封。
一張紙條滑了出來，附帶一張照片，一個高瘦的男人，站在某個無法辨認的建築物門洞裏，一隻手探進外套裏，不知道是準備拿香煙還是槍。照片是黑白的，但紙條描述了陌生人的外貌，棕色頭發，藍眼睛，大約六英尺高，名字碰巧也是安德烈，安德烈·奧爾洛夫，官方身份是蘇聯駐巴黎大使館的防務參讚，但種種證據表明這人大概率是個克格勃。早在克格勃還叫“內務部”的年代，業內就有傳言說莫斯科訓練了一批“獵人”，專門在西歐活動，擊落克裏姆林宮不喜歡的鳥兒，不管這些鳥來自哪裏，受誰的保護。漢斯極有可能死在這位獵人槍下，三年前，安德烈被迫造訪太平間的那個晚上，這位可疑的“防務參讚”恰好就在柏林。而且，奧爾洛夫後天會再次途徑柏林，妻子病危，他必須趕迴莫斯科。
安德烈短暫地考慮過在機場攔住這位可能的“獵人”，馬上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奧爾洛夫有正式的外交保護，就算沒有，直接拖住一個奔赴重病親屬的人，實在是野蠻行為。他留下照片，把紙條帶到廚房去，在水槽裏燒掉了，灰燼衝進下水道。
他當然把這件事告訴了霍恩斯比，寫在報告最後一行，仿佛這個信息並不重要，是發出電報前三秒才想起來的。確實，在那一刻，一個過路的蘇聯“獵人”並不顯得十分重要。照片存入相應的檔案，從安德烈寫在頁邊的筆記看來，原本是打算分發給監控組的，出於至今不明的原因，最後沒有發出去，也許覺得沒有必要，也許就是忘了。奧爾洛夫的活動範圍畢竟不在柏林。安德烈更加沒有理由向萊納提起這件事，小羊隻是小羊，不需要知道幕後的運作。
1955年2月，隧道修建完畢，中情局如願以償，把長柄勺伸進了莫斯科和柏林之間奔湧的信息流裏，秘密像瀑布一樣傾瀉而下，巨大的錄音設備日夜運轉，錄下嚴肅談話、下流玩笑、調動指令、抱怨、對罵和令人困惑的黑話。隧道如此成功，以至於霍恩斯比一度認為，“麻雀”已經沒有用處，安德烈是時候把他放歸野外，再不聯絡。
安德烈也許同意上司的看法，也許不同意。無論如何，他二月份還是和萊納在閣樓裏見了一次。這沒有道理，你看，“赫爾曼先生”近來並沒有發出什麽指令，從隧道竊取的對話聽來，他也沒有在斯塔西總部露麵。這些安德烈已經知道了，沒有必要特意問萊納。要是有人問起，他有一百個理由，他可以說，這個線人需要額外的心理支持，定期見麵必不可少。也可以說，是他自己有新指令要給萊納。不過，幸好，沒有人問起，他躲過了解釋，也不必思考自己是否也想見萊納這個令人尷尬的問題了。
這次碰麵沒有留下書麵痕跡，又是那種不適宜寫報告的場合。倫敦不需要知道這些瑣碎小事，泥地裏擦出來的小小火花，高高地坐在辦公室裏的人是看不見的，也不屑於去看。我想再要一杯威士忌，你不要喝，你保持清醒。聽故事的人最好醒著，幹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