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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風雲 作者：邢群麟/許長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柏楊先生曾經說過：清政府為中國開疆拓土是它光榮的一麵，但它也有不光榮的一麵，那就是它所發動的先後持續一百餘年之久的文字獄措施。
李自成推翻明朝，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清朝坐收漁人之利，成功入主紫禁城。但從漢族傳統觀念來看，這叫做“幹坤翻覆，中原陸沉”，這種思想是清朝統治者不能用武力奪得的。這對清朝統治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潛在威脅。為鞏固清朝的統治地位，清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清代的文字獄始於康熙，發展於雍正，到幹隆時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康熙二年，發生了莊廷龍明史獄。莊廷龍雙目皆盲，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很受鼓舞，也想學左丘明寫一部傳世的史作。於是他出錢購買了明末年間朱國禎寫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並增補了明末天啟、崇禎兩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滿洲的文句，定名為《明書》，作為自己的著作。書中直書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將降清者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號，而用南明永曆等朝的年號。後來被人告發，當時莊廷龍已死，仍被刨棺焚屍，另外共有七百多人受到株連被殺，還有數千人充軍邊疆。另外，康熙時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也是由於編寫清朝前朝歷史而招禍的。從總體來看，康熙時期的文字獄是有意識的小題大做，其目的是給具有反清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一個暴力的威脅。
清代文字獄中唯一的謀反案件，是發生在雍正六年呂留良、曾靜之獄，呂留良是一個學者，明朝滅亡以後，他參加反清鬥爭失敗，就在家裏收子弟教書。他所寫的許多詩文和日記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後來曾靜讀了呂留良評選的時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盜竊天位”，並採取了反清的實際行動。呂留良早死，曾靜與弟子張熙，列舉了雍正帝九條罪狀，並勸嶽飛後裔四川總督嶽鍾琪反清，結果嶽鍾琪密報朝廷，將呂留良的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
雍正時期的文字獄除了加強思想控製外，還有另一個目的，即排斥朝廷中的異己。雍正朝時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題“維民所止”，被告發“維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大怒，將查嗣庭入獄。結果是查連驚帶嚇死於獄中，其屍被戮，查的親屬或處斬或淩遲，或流放。其實，查嗣庭之所以被殺，並非因為出了“維民所止”的題目，割去了“雍正”兩字的頭，因為他原是隆科多的舊屬。
柏楊先生在評價清朝文字獄時說：我們可以了解文字獄的本質，即有權人物對文字所加的奇異曲解。像賈士芬的咒語“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不過是巫師們一貫的“口中念念有詞”的勾當，竟然成為謀反的證據，可以當作文字獄的典型說明。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這是一句古老的成語，但弘曆卻酸溜溜地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麽也敢自稱古稀老人？”
柏楊先生這裏提到了幹隆年間的一樁文字獄。幹隆皇帝自稱“古稀皇帝”，有個名叫尹嘉銓的三品官員，也自稱“古稀老人”。幹隆認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於是造了一個“為父請諡並從祀文廟案”這個文字獄，把他絞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魯迅先生在《買小學大全記》中，談到尹嘉銓的文字案時說：“幹隆時代的一定辦法，就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麵拿辦，一麵查抄，這並非看中他的家產，乃是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併治罪。因為幹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兩聲，非徹底根治不可。”可見清朝文字獄的“莫須有”的荒唐。
到幹隆中期，文字獄達到了高潮。轟動一時的偽造孫嘉淦奏稿案就是這時的代表。孫嘉淦以敢於直言進諫著稱，在社會上有很高的聲望。後來江西千總盧魯生與守備劉時達合謀，編造了一個指責幹隆帝錯誤的奏稿，假託是孫嘉淦寫的。假奏稿流傳到雲南時被幹隆帝發現，於是開始了在全國範圍的追查偽稿作者的活動，結果發現全國都在暗中流傳。為了避免影響進一步擴大，幹隆沒有繼續追究，隻處理幾個直接責任人。
幹隆帝接受了偽稿案的教訓，決心大力強化對思想意識的控製，於是清代文字獄，在中國古代文字獄史中達到了空前高峰。
在康熙朝，清軍入關不久，民族矛盾還很尖銳，作為清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對穩固清朝的統治確實是有必要的。但康熙以後很多文字獄則是有意的羅織罪名、栽贓陷害了。到了幹隆的文字獄，已經不再是針對民族矛盾，隨著政治形勢的演變，文字獄打擊的對象也隨著發生變化。到了幹隆年間，文字獄的主要打擊對象不再是漢族上層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也不再是鎮壓反清力量和排除政府內部的異己勢力，而主要為了打擊下層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
幹隆即位後，沈德潛的《詠黑牡丹詩》雲：“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其中的“奪朱”用的是《論語》裏的典故，可“奪朱”被說成是奪了明的天下；“異種”意為“奇異之種”，但也被解為“非我族類”的滿族。幹隆帝大怒，當時沈德潛已死，就把他的屍體拉出鞭打一通。沈德潛之於幹隆，也不是因為“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的《詠黑牡丹詩》，而是因為他把代替幹隆修改或捉刀的詩一併收入了自己的集子，戳穿了西洋鏡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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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推翻明朝，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清朝坐收漁人之利，成功入主紫禁城。但從漢族傳統觀念來看，這叫做“幹坤翻覆，中原陸沉”，這種思想是清朝統治者不能用武力奪得的。這對清朝統治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潛在威脅。為鞏固清朝的統治地位，清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清代的文字獄始於康熙，發展於雍正，到幹隆時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康熙二年，發生了莊廷龍明史獄。莊廷龍雙目皆盲，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很受鼓舞，也想學左丘明寫一部傳世的史作。於是他出錢購買了明末年間朱國禎寫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並增補了明末天啟、崇禎兩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滿洲的文句，定名為《明書》，作為自己的著作。書中直書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將降清者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號，而用南明永曆等朝的年號。後來被人告發，當時莊廷龍已死，仍被刨棺焚屍，另外共有七百多人受到株連被殺，還有數千人充軍邊疆。另外，康熙時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也是由於編寫清朝前朝歷史而招禍的。從總體來看，康熙時期的文字獄是有意識的小題大做，其目的是給具有反清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一個暴力的威脅。
清代文字獄中唯一的謀反案件，是發生在雍正六年呂留良、曾靜之獄，呂留良是一個學者，明朝滅亡以後，他參加反清鬥爭失敗，就在家裏收子弟教書。他所寫的許多詩文和日記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後來曾靜讀了呂留良評選的時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盜竊天位”，並採取了反清的實際行動。呂留良早死，曾靜與弟子張熙，列舉了雍正帝九條罪狀，並勸嶽飛後裔四川總督嶽鍾琪反清，結果嶽鍾琪密報朝廷，將呂留良的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
雍正時期的文字獄除了加強思想控製外，還有另一個目的，即排斥朝廷中的異己。雍正朝時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題“維民所止”，被告發“維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大怒，將查嗣庭入獄。結果是查連驚帶嚇死於獄中，其屍被戮，查的親屬或處斬或淩遲，或流放。其實，查嗣庭之所以被殺，並非因為出了“維民所止”的題目，割去了“雍正”兩字的頭，因為他原是隆科多的舊屬。
柏楊先生在評價清朝文字獄時說：我們可以了解文字獄的本質，即有權人物對文字所加的奇異曲解。像賈士芬的咒語“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不過是巫師們一貫的“口中念念有詞”的勾當，竟然成為謀反的證據，可以當作文字獄的典型說明。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這是一句古老的成語，但弘曆卻酸溜溜地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麽也敢自稱古稀老人？”
柏楊先生這裏提到了幹隆年間的一樁文字獄。幹隆皇帝自稱“古稀皇帝”，有個名叫尹嘉銓的三品官員，也自稱“古稀老人”。幹隆認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於是造了一個“為父請諡並從祀文廟案”這個文字獄，把他絞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魯迅先生在《買小學大全記》中，談到尹嘉銓的文字案時說：“幹隆時代的一定辦法，就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麵拿辦，一麵查抄，這並非看中他的家產，乃是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併治罪。因為幹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兩聲，非徹底根治不可。”可見清朝文字獄的“莫須有”的荒唐。
到幹隆中期，文字獄達到了高潮。轟動一時的偽造孫嘉淦奏稿案就是這時的代表。孫嘉淦以敢於直言進諫著稱，在社會上有很高的聲望。後來江西千總盧魯生與守備劉時達合謀，編造了一個指責幹隆帝錯誤的奏稿，假託是孫嘉淦寫的。假奏稿流傳到雲南時被幹隆帝發現，於是開始了在全國範圍的追查偽稿作者的活動，結果發現全國都在暗中流傳。為了避免影響進一步擴大，幹隆沒有繼續追究，隻處理幾個直接責任人。
幹隆帝接受了偽稿案的教訓，決心大力強化對思想意識的控製，於是清代文字獄，在中國古代文字獄史中達到了空前高峰。
在康熙朝，清軍入關不久，民族矛盾還很尖銳，作為清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對穩固清朝的統治確實是有必要的。但康熙以後很多文字獄則是有意的羅織罪名、栽贓陷害了。到了幹隆的文字獄，已經不再是針對民族矛盾，隨著政治形勢的演變，文字獄打擊的對象也隨著發生變化。到了幹隆年間，文字獄的主要打擊對象不再是漢族上層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也不再是鎮壓反清力量和排除政府內部的異己勢力，而主要為了打擊下層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
幹隆即位後，沈德潛的《詠黑牡丹詩》雲：“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其中的“奪朱”用的是《論語》裏的典故，可“奪朱”被說成是奪了明的天下；“異種”意為“奇異之種”，但也被解為“非我族類”的滿族。幹隆帝大怒，當時沈德潛已死，就把他的屍體拉出鞭打一通。沈德潛之於幹隆，也不是因為“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的《詠黑牡丹詩》，而是因為他把代替幹隆修改或捉刀的詩一併收入了自己的集子，戳穿了西洋鏡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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