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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風雲 作者：邢群麟/許長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清朝前中期屢興文字獄，搞得人人自危，手足無措。在這種文化專製主義的統治下，許多知識分子不敢涉及政治，隻能埋頭考訂古書。當時有個叫梁詩正的老臣，總結出這樣一條處世經驗：“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詩人龔自珍《詠史》一詩中的這兩句深刻地反映了那時文人做文章隻為謀生存，提及文字獄，就麵有異色，真是談虎色變。由於當時朝廷規定揭發檢舉此類案件者有功，隱瞞不報或辦理不力者有罪。一時告密誣陷之風大盛。有些人斷章取義，牽強附會，告密邀功；有些人挾嫌誣陷，以報私怨，導致文人士子人人自危，唯恐一不小心，陷於羅網。
在清代的文字獄中，被判處死刑的有200多人，受到株連而被判處各種刑罰的更不可勝數。文字獄的“罪犯”，上至朝廷大員，下至一般生員、鄉愚迂儒，以及江湖術士、轎夫、船工，等等。
文字獄其實是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的思想和靈魂的鉗製。封建統治者不僅要人民俯首帖耳，而且要他們心甘情願，無怨無悔。難怪易中天先生感慨道：“專製君主殘害他人，真比強盜還要厲害。強盜不過要人錢財，最多謀人性命，專製君主不但要別人的性命，還要別人的靈魂，而且還要說這是為你好，是慈悲為懷菩薩心腸，真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從文字獄的本質來看，清朝的文字獄因為其鮮明的民族矛盾而具有獨特性，但作為一種統治的手段來講則具有普遍性。文字獄和八股文，是統治知識分子的兩條途徑，它們並不是清朝的發明，而是從明朝早已經開始。
朱元璋是這兩項政策運用得最熟練的人，清朝隻不過是承襲了明朝舊製而已。在明朝，因為文字而被殺的數不勝數。比如：禦史張尚禮作詩：“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下獄死。兗州知府盧熊把“兗”錯寫成“袞”，被明太祖視為不敬，斬。中書詹希原給太學寫匾額，“門”字少最後一勾，被視為阻礙納賢，斬。朱元璋私遊一寺，見壁上有詩：“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大怒，將全寺僧人都殺了。
朝鮮國王李成旦進表箋，有犯上字樣，明太祖當即下令將進貢物品全部打迴，還要朝鮮交出撰寫此文的鄭總發配雲南。連孟子也遭了殃，明太祖曾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因為孟子的“對君不遜”難以讓他容忍。
但如果說朱元璋這樣變態的猜忌是出於他特殊的出身而造成的心理上的陰暗，清朝統治者尤其是自詡為“十全老人”的幹隆也步朱元璋後塵，確實是自甘墮落了。
平民的墮落關乎一人一家，君主的墮落則直接造成了民族的悲哀。清朝的文字獄“使知識分子專心一意從事考據工作。所謂考據，就是用這本古書去考證那本古書，用這本古書上的字去考證那本古書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鑽在古書的舊紙堆裏，成為一個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隻要鑽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稱或被稱為學者。這種學術，自然不會觸怒任何人”。魯迅曾稱“清文字獄殺滅了中國人的骨氣”。對此，柏楊先生調侃道：“我們想到倉頡造字時，神鬼曾經夜哭，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
天下文人“入彀中”
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來形容清初漢族知識分子所處的環境再貼切不過了。麵對歷史的興亡交替，清初的文人們麵對的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儒家忠君報國的傳統思想使他們左右為難。“忠君”不是要求他們要忠於清朝的君，而是要忠於亡明。他們不願承認亡國的事實，心中交織著一種破敗感、失落感、憂患感。報國使命感又要他們與當權者合作，也就是與清政府合作。
入關以後的清政府在對待漢族知識分子的問題上也陷入了尷尬。王朝的統治要求他們倚重漢族知識分子，但以漢族知識分子為骨幹的風起雲湧的“反清復明”運動又讓他們對漢族知識分子心懷疑慮。所以，在清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以打擊反清思想，但同時又對漢族知識分子進行籠絡，使其成為王朝統治的中堅力量。
滿族雖然依靠軍事的強勢得以入主華夏，但在文化上，他們自己深深懂得，要統治中國，必須要用漢族的文化。從皇太極時起，他就通過一係列政策，積極拉攏和優撫漢族知識分子。
滿族對漢族知識分子的重視從入關前就已經開始。皇太極優禮漢官，以此作為籠絡漢族上層人物的一項重要政策。範文程是一個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每逢議事，總問：“範章京知道嗎？”遇有奏事不當之處，總是說：“為什麽不和範章京商量呢？”大家說：“範章京也這麽說。”太宗就認可。後來，範文程做到內秘院大學士，這是清朝漢人任相的開始。
“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為此，皇太極改變了努爾哈赤對明朝生員的屠殺政策，對在滿族家中為奴的明朝生員進行考試，擇優錄用，他們從原來為奴的身份，盡被“拔出”，獲得自由，得到獎賞。後又舉行漢人生員考試，取中228人，從中錄取舉人，加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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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詩人龔自珍《詠史》一詩中的這兩句深刻地反映了那時文人做文章隻為謀生存，提及文字獄，就麵有異色，真是談虎色變。由於當時朝廷規定揭發檢舉此類案件者有功，隱瞞不報或辦理不力者有罪。一時告密誣陷之風大盛。有些人斷章取義，牽強附會，告密邀功；有些人挾嫌誣陷，以報私怨，導致文人士子人人自危，唯恐一不小心，陷於羅網。
在清代的文字獄中，被判處死刑的有200多人，受到株連而被判處各種刑罰的更不可勝數。文字獄的“罪犯”，上至朝廷大員，下至一般生員、鄉愚迂儒，以及江湖術士、轎夫、船工，等等。
文字獄其實是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的思想和靈魂的鉗製。封建統治者不僅要人民俯首帖耳，而且要他們心甘情願，無怨無悔。難怪易中天先生感慨道：“專製君主殘害他人，真比強盜還要厲害。強盜不過要人錢財，最多謀人性命，專製君主不但要別人的性命，還要別人的靈魂，而且還要說這是為你好，是慈悲為懷菩薩心腸，真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從文字獄的本質來看，清朝的文字獄因為其鮮明的民族矛盾而具有獨特性，但作為一種統治的手段來講則具有普遍性。文字獄和八股文，是統治知識分子的兩條途徑，它們並不是清朝的發明，而是從明朝早已經開始。
朱元璋是這兩項政策運用得最熟練的人，清朝隻不過是承襲了明朝舊製而已。在明朝，因為文字而被殺的數不勝數。比如：禦史張尚禮作詩：“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下獄死。兗州知府盧熊把“兗”錯寫成“袞”，被明太祖視為不敬，斬。中書詹希原給太學寫匾額，“門”字少最後一勾，被視為阻礙納賢，斬。朱元璋私遊一寺，見壁上有詩：“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大怒，將全寺僧人都殺了。
朝鮮國王李成旦進表箋，有犯上字樣，明太祖當即下令將進貢物品全部打迴，還要朝鮮交出撰寫此文的鄭總發配雲南。連孟子也遭了殃，明太祖曾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因為孟子的“對君不遜”難以讓他容忍。
但如果說朱元璋這樣變態的猜忌是出於他特殊的出身而造成的心理上的陰暗，清朝統治者尤其是自詡為“十全老人”的幹隆也步朱元璋後塵，確實是自甘墮落了。
平民的墮落關乎一人一家，君主的墮落則直接造成了民族的悲哀。清朝的文字獄“使知識分子專心一意從事考據工作。所謂考據，就是用這本古書去考證那本古書，用這本古書上的字去考證那本古書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鑽在古書的舊紙堆裏，成為一個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隻要鑽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稱或被稱為學者。這種學術，自然不會觸怒任何人”。魯迅曾稱“清文字獄殺滅了中國人的骨氣”。對此，柏楊先生調侃道：“我們想到倉頡造字時，神鬼曾經夜哭，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
天下文人“入彀中”
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來形容清初漢族知識分子所處的環境再貼切不過了。麵對歷史的興亡交替，清初的文人們麵對的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儒家忠君報國的傳統思想使他們左右為難。“忠君”不是要求他們要忠於清朝的君，而是要忠於亡明。他們不願承認亡國的事實，心中交織著一種破敗感、失落感、憂患感。報國使命感又要他們與當權者合作，也就是與清政府合作。
入關以後的清政府在對待漢族知識分子的問題上也陷入了尷尬。王朝的統治要求他們倚重漢族知識分子，但以漢族知識分子為骨幹的風起雲湧的“反清復明”運動又讓他們對漢族知識分子心懷疑慮。所以，在清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以打擊反清思想，但同時又對漢族知識分子進行籠絡，使其成為王朝統治的中堅力量。
滿族雖然依靠軍事的強勢得以入主華夏，但在文化上，他們自己深深懂得，要統治中國，必須要用漢族的文化。從皇太極時起，他就通過一係列政策，積極拉攏和優撫漢族知識分子。
滿族對漢族知識分子的重視從入關前就已經開始。皇太極優禮漢官，以此作為籠絡漢族上層人物的一項重要政策。範文程是一個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每逢議事，總問：“範章京知道嗎？”遇有奏事不當之處，總是說：“為什麽不和範章京商量呢？”大家說：“範章京也這麽說。”太宗就認可。後來，範文程做到內秘院大學士，這是清朝漢人任相的開始。
“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為此，皇太極改變了努爾哈赤對明朝生員的屠殺政策，對在滿族家中為奴的明朝生員進行考試，擇優錄用，他們從原來為奴的身份，盡被“拔出”，獲得自由，得到獎賞。後又舉行漢人生員考試，取中228人，從中錄取舉人，加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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