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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風雲 作者：邢群麟/許長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清朝初年，由於連年戰爭，黃河泛濫成災。康熙上任後，為治理水患曾六次巡視江南，親自沿堤勘察地勢，與臣子討論治河方案，並總結出“上流既理則下流自治”的治河思想，設計了引黃河水入海的具體措施，經過多年的治理，黃淮水患得到了有效控製，出現了“海口大通，河底日深、去路甚速，淮水暢出，黃河絕倒灌之虞，下河等處窪下之區，俱得田禾豐收，居民安晏”的景象。
此外，康熙時期還改革了順治時期流傳下來的圈占百姓土地，用以供養皇室、滿洲貴族以及八旗將士的弊政，下令停止圈占民間房地的行為，並要求將當年已經圈占的土地還給原來的所有者，逐步改善了圈地之風，對於社會穩定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針對盛世人口繁增的現狀，康熙採取了鼓勵墾荒的政策，並動用財政撥款獎勵墾荒流民，為其建造房屋、置備生活及農業用具，規定所墾田地給予本人，“永遠為業”。當時，即使在地廣人稀的邊外，都有人前去墾荒。從順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間，全國新增土地近60萬頃，新增人口也能夠擁有土地，農民大都安居樂業。為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康熙還要求駐地官兵就地墾荒，軍隊墾荒也同農民一樣交納賦稅，這種做法既增加了稅收又減輕了國家經濟負擔，一舉兩得。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山西巡撫穆爾賽在其所轄範圍內多加“火耗”，並向屬官索禮之事被曝光，這嚴重違反了康熙製止官員濫征私派、額外苛索的禁令，經調查核實後，穆爾賽被判死刑。不僅對官員要求嚴格，即使對於皇室一些興土木之事，康熙都本著節省民力的原則，能儉則儉。
由於康熙多年實施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到雍正帝即位時，地方的存銀數量都不多。地方財政經常處於捉襟見肘的困境。雍正五年時就開始由朝廷向地方撥“留儲銀”以備應急之需。對於這些錢的使用，朝廷有嚴格規定：官員如要動用“留儲銀”，應先奏請。各省對於“留儲銀”的適應和存儲情況要按季度造冊，上呈戶部檢查。“留儲銀”的數量很大，是地方財政經費的重要來源。
農業方麵，雍正繼續執行康熙時期的墾荒政策，並製定了一係列新的鼓勵措施。要求凡有可墾之地，應由人們自行開墾，官吏不得阻撓或者從中勒索錢財。墾荒作為各地官員政績的一部分，可作為升職的參考。從地方官員的角度來鼓勵墾荒，這是雍正措施的一個高明之處。
經過康熙、雍正兩代的大力墾荒，到幹隆時期，大片荒地已較為稀少，隻剩了一些未開墾的零星小塊。但是，正如學者宋連生說“在大清皇帝中，幹隆是個敢於提出新思想的人”。在墾荒這件事上，幹隆就製定了比以往更寬鬆的政策，並加大了鼓勵力度。他規定：“凡邊省、內地零星土地可以開墾者，悉聽本地民、夷墾種，免其生科，並嚴禁豪強首告爭奪。”對於邊疆荒地，幹隆則用當地駐兵開墾，“凡駐軍在2500人的地方，都要以3／5的人力用來墾荒”。後來，戰爭平息，各地駐兵減少，不足屯種，幹隆就下令可以召集“流人”，分給他們田地耕種。另外還分給商人每戶30畝承墾新地，免稅6年。幹隆甚至開放了前朝封禁的東北地區，將關外閑散旗人遷移過去進行墾荒種地。這一係列措施，很好地調動了社會各階層的墾荒熱情，緩解了日益增長的人口數量帶來的社會壓力，有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
在減輕農民負擔方麵，幹隆效仿康熙帝，多次減免錢糧徵收，還曾四次普免全國錢糧12000餘兩白銀。其減免的規模、次數和數量都超過了前朝。幹隆時期還曾用七年時間將全國漕糧普免一遍，後又兩次普免天下糙糧，普免金額達1000萬兩白銀。為防備災荒歉收，幹隆朝還通過官儲、民儲、商儲的途徑，實行大規模儲糧，總數達到1億石。在災荒之年，這些儲糧能夠起到保證民生的作用，體現了幹隆作為一代帝王的長遠眼光，也使幹隆時期國庫充盈、國力強盛，所以才有能力支付幹隆六下江南的奢華之需。
“康幹盛世”延續百餘年，是我國封建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個階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盛世的形成與康、雍、幹三代帝王所採取的連貫性的、目標明確的經濟策略密切相關。不管後世對這三代帝王的功過如何評價，他們為促進清朝經濟發展製定的種種措施，都體現了政治家的謀略，為清朝近三百年的延續打下了穩固的根基。
清朝文化上的陷阱——文字獄
習習微風翻動書頁，擾動讀書人的心神，於是他隨口吟道“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他不曾想，他的這句詩以後會流傳千古，被人引用的頻率甚至超過李太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他付出的代價也太慘重了，他因為這首詩被砍頭了，雍正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駿就這樣稀裏糊塗地因為文字獄而做了雍正的刀下之鬼。
在西方，當布魯諾被捆在火刑柱上炙烤的時候，在東方，文人已經在統治者的刀下呻吟了千餘年。焚書坑儒隻是一個開始。明清時期，當統治者把秦始皇開創的中央集權統治推向極致的同時，文字獄也被發展到一個新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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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康熙時期還改革了順治時期流傳下來的圈占百姓土地，用以供養皇室、滿洲貴族以及八旗將士的弊政，下令停止圈占民間房地的行為，並要求將當年已經圈占的土地還給原來的所有者，逐步改善了圈地之風，對於社會穩定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針對盛世人口繁增的現狀，康熙採取了鼓勵墾荒的政策，並動用財政撥款獎勵墾荒流民，為其建造房屋、置備生活及農業用具，規定所墾田地給予本人，“永遠為業”。當時，即使在地廣人稀的邊外，都有人前去墾荒。從順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間，全國新增土地近60萬頃，新增人口也能夠擁有土地，農民大都安居樂業。為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康熙還要求駐地官兵就地墾荒，軍隊墾荒也同農民一樣交納賦稅，這種做法既增加了稅收又減輕了國家經濟負擔，一舉兩得。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山西巡撫穆爾賽在其所轄範圍內多加“火耗”，並向屬官索禮之事被曝光，這嚴重違反了康熙製止官員濫征私派、額外苛索的禁令，經調查核實後，穆爾賽被判死刑。不僅對官員要求嚴格，即使對於皇室一些興土木之事，康熙都本著節省民力的原則，能儉則儉。
由於康熙多年實施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到雍正帝即位時，地方的存銀數量都不多。地方財政經常處於捉襟見肘的困境。雍正五年時就開始由朝廷向地方撥“留儲銀”以備應急之需。對於這些錢的使用，朝廷有嚴格規定：官員如要動用“留儲銀”，應先奏請。各省對於“留儲銀”的適應和存儲情況要按季度造冊，上呈戶部檢查。“留儲銀”的數量很大，是地方財政經費的重要來源。
農業方麵，雍正繼續執行康熙時期的墾荒政策，並製定了一係列新的鼓勵措施。要求凡有可墾之地，應由人們自行開墾，官吏不得阻撓或者從中勒索錢財。墾荒作為各地官員政績的一部分，可作為升職的參考。從地方官員的角度來鼓勵墾荒，這是雍正措施的一個高明之處。
經過康熙、雍正兩代的大力墾荒，到幹隆時期，大片荒地已較為稀少，隻剩了一些未開墾的零星小塊。但是，正如學者宋連生說“在大清皇帝中，幹隆是個敢於提出新思想的人”。在墾荒這件事上，幹隆就製定了比以往更寬鬆的政策，並加大了鼓勵力度。他規定：“凡邊省、內地零星土地可以開墾者，悉聽本地民、夷墾種，免其生科，並嚴禁豪強首告爭奪。”對於邊疆荒地，幹隆則用當地駐兵開墾，“凡駐軍在2500人的地方，都要以3／5的人力用來墾荒”。後來，戰爭平息，各地駐兵減少，不足屯種，幹隆就下令可以召集“流人”，分給他們田地耕種。另外還分給商人每戶30畝承墾新地，免稅6年。幹隆甚至開放了前朝封禁的東北地區，將關外閑散旗人遷移過去進行墾荒種地。這一係列措施，很好地調動了社會各階層的墾荒熱情，緩解了日益增長的人口數量帶來的社會壓力，有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
在減輕農民負擔方麵，幹隆效仿康熙帝，多次減免錢糧徵收，還曾四次普免全國錢糧12000餘兩白銀。其減免的規模、次數和數量都超過了前朝。幹隆時期還曾用七年時間將全國漕糧普免一遍，後又兩次普免天下糙糧，普免金額達1000萬兩白銀。為防備災荒歉收，幹隆朝還通過官儲、民儲、商儲的途徑，實行大規模儲糧，總數達到1億石。在災荒之年，這些儲糧能夠起到保證民生的作用，體現了幹隆作為一代帝王的長遠眼光，也使幹隆時期國庫充盈、國力強盛，所以才有能力支付幹隆六下江南的奢華之需。
“康幹盛世”延續百餘年，是我國封建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個階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盛世的形成與康、雍、幹三代帝王所採取的連貫性的、目標明確的經濟策略密切相關。不管後世對這三代帝王的功過如何評價，他們為促進清朝經濟發展製定的種種措施，都體現了政治家的謀略，為清朝近三百年的延續打下了穩固的根基。
清朝文化上的陷阱——文字獄
習習微風翻動書頁，擾動讀書人的心神，於是他隨口吟道“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他不曾想，他的這句詩以後會流傳千古，被人引用的頻率甚至超過李太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他付出的代價也太慘重了，他因為這首詩被砍頭了，雍正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駿就這樣稀裏糊塗地因為文字獄而做了雍正的刀下之鬼。
在西方，當布魯諾被捆在火刑柱上炙烤的時候，在東方，文人已經在統治者的刀下呻吟了千餘年。焚書坑儒隻是一個開始。明清時期，當統治者把秦始皇開創的中央集權統治推向極致的同時，文字獄也被發展到一個新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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