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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風雲 作者：邢群麟/許長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江蘇，兩淮鹽商為博皇帝歡心，竟在江南種植梅花萬株，以供觀賞。幹隆遊覽大虹園時，認為一處景觀與北海中的瓊島春陰非常相似，隻是遺憾沒有塔。大鹽商江春得此消息，立即召集工人在一夜之間建造了一座與北海中同樣的塔。這些“忠心之舉”自然也有迴報，幹隆就曾詔令“兩淮綱鹽食鹽於定額外，每引賞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內，俾得永遠沾受實惠”。還給各鹽商在本身職銜的基礎上又多加了頂戴一頂，以示嘉獎。自此，鹽商自耀富有，官員互競豪華之風愈演愈烈，所耗錢財無數。幹隆曾指出蘇杭二府有浮華之風，但他的首次南巡僅國庫耗銀就達568300兩，再加上地方捐助攤派，其數遠大於此。後來的五次南巡又一次更勝一次，助長了奢靡之風。各地官員也借迎駕之機，勒索百姓，加重了人民負擔。
為享受眾人擁戴之情，幹隆允許百姓沿途觀瞻，並規定，官員對此不得禁止。他每到一處，官員都要穿戴整齊前來接駕，百姓則在道路兩旁焚香跪拜。幹隆聽到百姓山唿萬歲，就會龍顏大悅，然後下令減免這個地方的賦稅，並賞賜官員“凡有罰俸降級之案，俱準其開復。無此等參罰案件者，各加一級”。在這種政策的鼓勵下，各地官員更是積極為皇帝到來營造太平盛世的表象。
當然，幹隆南巡也並非一味遊玩，他同康熙帝一樣，在各地都不忘批閱奏章，處理國家大事。在山東，他曾連續減免地方賦稅，賑濟災民。為體現對人才的重視，他還宣布給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增加進士名額。對前來接駕的老臣，他也表現出仁愛之心，對其噓寒問暖，多加賞賜，這些做法都很好地籠絡了人心。
歷次巡遊中，幹隆一直非常重視水利工程的修築。他曾說過“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江湖要工，所關尤鋸”。在修築浙江沿海塘堤時，有人說要築石塘，有人說應築柴塘，幹隆親自視察後發現，築石塘會毀掉很多百姓的田地，就下令築海塘，但每年都要裝石塊保證穩固。
幹隆南巡時採取的各項措施，客觀上起到了籠絡人心、親近百姓的作用，但是他南巡期間的費用是康熙時候的十倍還多，雖展示了盛世之繁華，但也給清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除去南巡耗費，幹隆時期的宮廷生活也揮霍成風。孝聖太後六十大壽時，幹隆為她舉辦了浩大的慶壽大典，“以展臣子祝嘏之誠”“仰承聖母歡心”。整個祝壽過程從準備到結束持續近一年，此時民間由於連年水患，已經發生災荒。但為給皇太後祝壽，各地還要增加攤派，官吏更是進一步受賄勒索，人民負擔日益沉重。
當帝王愛上小橋流水，民間會不堪重負；當奢侈浮華成為一種生活習慣，整個王朝都會傾覆。幹隆後期，盛世背後的陰影開始逐漸顯露。
荒蕪之地托起的盛世
中國明清時期有晉、徽、陝、魯、閩、粵、寧波、洞庭、江右、龍遊等十大商幫，類似於現在的企業集團。十大商幫中以晉商和徽商規模最大、實力最為雄厚，這兩大商幫跨明清兩朝，縱橫商界五百餘年，直到清末民初。
努爾哈赤時期，清朝崛起，戰爭中的軍需民用多由晉商供給，清入關以後，晉商中以範姓為代表的八家遂成為皇商，在蒙古商道自在穿行。蒙古商道上的各種貿易也都由晉商經營。晉商中富戶的收入，竟足以為請朝廷支援軍款，可見其實力雄厚。幹隆以後的嘉慶和道光時期，晉商開始發展票號、有利潤的放貸。到鹹豐時期，國家危難，晉商還曾代理省庫、國庫，在接濟官府的同時賺取了大量財富。
徽商則以鹽業為主，經營範圍包括四川到江南的大部，與晉商形成南北對應格局。除鹽業外，徽商的另一著名行業是典當，同樣是操弄資金的金融業務。許倬雲先生說“兩大商幫的發展史，反映中國清代中葉蓬勃的經濟。他們在清末的衰敗，也代表著中國傳統經濟的終結”。兩大商幫從明朝到清朝中期的興旺，與當時的國家實力是分不開的，尤其是“康幹盛世”時期，統治者放鬆了對商業與手工業的限製，實施了一係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社會各階層的購買力都有所增長，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康熙時期，台灣統一。康熙帝遂下令開放海禁，允許商人出海貿易，並開放廣州、漳州、寧波海關，與外國通商。這一措施擴大了商人的貿易範圍，晉商的商路蹤跡就發展到了俄羅斯、日本、蒙古等國。與此同時，康熙時期還放鬆了對手工業發展的限製，擴大織戶規模，允許民間采銅鐵礦，允許私營煉銅煮鹽等工業。這對於以經營鹽業為主，兼營茶、糧、棉、布、絲綢等業務的晉商來說，也是一個極好的發展機會。
在封建社會，農民是社會的主體力量，康熙帝對農民也非常照顧。從康熙二十四年開始普免百姓上交的賦稅錢糧。先是在直隸、河南、湖北、江南、四川、山東、貴州、福建等9省輪免一周，然後在全國大規模免稅。康熙時期全國共有20餘省區獲此權利，免稅總數達1.4億兩白銀。這種政策有效地減輕了農民負擔，對商業的發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為治理官吏對農民加派，康熙也想了很多辦法。他最初沿襲了順治時期提前向百姓明示納稅通知單的辦法，通知單上明確地列出了該交稅的款額，以免官吏私派。但後來，官吏又向農民加派通知單的印費。為避免這一弊端，康熙二十七年，宣布停止刊刻納稅通知單，改為三聯限票。此三聯一聯存州縣，一付差役，一給納戶，遏止了舞弊行為。康熙五十一年時還頒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固定了丁銀徵收的總額，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農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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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享受眾人擁戴之情，幹隆允許百姓沿途觀瞻，並規定，官員對此不得禁止。他每到一處，官員都要穿戴整齊前來接駕，百姓則在道路兩旁焚香跪拜。幹隆聽到百姓山唿萬歲，就會龍顏大悅，然後下令減免這個地方的賦稅，並賞賜官員“凡有罰俸降級之案，俱準其開復。無此等參罰案件者，各加一級”。在這種政策的鼓勵下，各地官員更是積極為皇帝到來營造太平盛世的表象。
當然，幹隆南巡也並非一味遊玩，他同康熙帝一樣，在各地都不忘批閱奏章，處理國家大事。在山東，他曾連續減免地方賦稅，賑濟災民。為體現對人才的重視，他還宣布給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增加進士名額。對前來接駕的老臣，他也表現出仁愛之心，對其噓寒問暖，多加賞賜，這些做法都很好地籠絡了人心。
歷次巡遊中，幹隆一直非常重視水利工程的修築。他曾說過“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江湖要工，所關尤鋸”。在修築浙江沿海塘堤時，有人說要築石塘，有人說應築柴塘，幹隆親自視察後發現，築石塘會毀掉很多百姓的田地，就下令築海塘，但每年都要裝石塊保證穩固。
幹隆南巡時採取的各項措施，客觀上起到了籠絡人心、親近百姓的作用，但是他南巡期間的費用是康熙時候的十倍還多，雖展示了盛世之繁華，但也給清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除去南巡耗費，幹隆時期的宮廷生活也揮霍成風。孝聖太後六十大壽時，幹隆為她舉辦了浩大的慶壽大典，“以展臣子祝嘏之誠”“仰承聖母歡心”。整個祝壽過程從準備到結束持續近一年，此時民間由於連年水患，已經發生災荒。但為給皇太後祝壽，各地還要增加攤派，官吏更是進一步受賄勒索，人民負擔日益沉重。
當帝王愛上小橋流水，民間會不堪重負；當奢侈浮華成為一種生活習慣，整個王朝都會傾覆。幹隆後期，盛世背後的陰影開始逐漸顯露。
荒蕪之地托起的盛世
中國明清時期有晉、徽、陝、魯、閩、粵、寧波、洞庭、江右、龍遊等十大商幫，類似於現在的企業集團。十大商幫中以晉商和徽商規模最大、實力最為雄厚，這兩大商幫跨明清兩朝，縱橫商界五百餘年，直到清末民初。
努爾哈赤時期，清朝崛起，戰爭中的軍需民用多由晉商供給，清入關以後，晉商中以範姓為代表的八家遂成為皇商，在蒙古商道自在穿行。蒙古商道上的各種貿易也都由晉商經營。晉商中富戶的收入，竟足以為請朝廷支援軍款，可見其實力雄厚。幹隆以後的嘉慶和道光時期，晉商開始發展票號、有利潤的放貸。到鹹豐時期，國家危難，晉商還曾代理省庫、國庫，在接濟官府的同時賺取了大量財富。
徽商則以鹽業為主，經營範圍包括四川到江南的大部，與晉商形成南北對應格局。除鹽業外，徽商的另一著名行業是典當，同樣是操弄資金的金融業務。許倬雲先生說“兩大商幫的發展史，反映中國清代中葉蓬勃的經濟。他們在清末的衰敗，也代表著中國傳統經濟的終結”。兩大商幫從明朝到清朝中期的興旺，與當時的國家實力是分不開的，尤其是“康幹盛世”時期，統治者放鬆了對商業與手工業的限製，實施了一係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社會各階層的購買力都有所增長，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康熙時期，台灣統一。康熙帝遂下令開放海禁，允許商人出海貿易，並開放廣州、漳州、寧波海關，與外國通商。這一措施擴大了商人的貿易範圍，晉商的商路蹤跡就發展到了俄羅斯、日本、蒙古等國。與此同時，康熙時期還放鬆了對手工業發展的限製，擴大織戶規模，允許民間采銅鐵礦，允許私營煉銅煮鹽等工業。這對於以經營鹽業為主，兼營茶、糧、棉、布、絲綢等業務的晉商來說，也是一個極好的發展機會。
在封建社會，農民是社會的主體力量，康熙帝對農民也非常照顧。從康熙二十四年開始普免百姓上交的賦稅錢糧。先是在直隸、河南、湖北、江南、四川、山東、貴州、福建等9省輪免一周，然後在全國大規模免稅。康熙時期全國共有20餘省區獲此權利，免稅總數達1.4億兩白銀。這種政策有效地減輕了農民負擔，對商業的發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為治理官吏對農民加派，康熙也想了很多辦法。他最初沿襲了順治時期提前向百姓明示納稅通知單的辦法，通知單上明確地列出了該交稅的款額，以免官吏私派。但後來，官吏又向農民加派通知單的印費。為避免這一弊端，康熙二十七年，宣布停止刊刻納稅通知單，改為三聯限票。此三聯一聯存州縣，一付差役，一給納戶，遏止了舞弊行為。康熙五十一年時還頒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固定了丁銀徵收的總額，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農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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