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3章 重農抑商
學霸穿越大明帶木匠皇帝大殺四方 作者：生活艱難又無限好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大明的重農抑商，其實是國家壟斷經營，是帝國經濟模式。
這並不是大明太祖首創，這個議題其實並不新鮮。
早在漢昭帝始元六年，在長安便舉行了一場“問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的辯論。
其目的就是討論漢武帝在位時，任用桑弘羊壟斷鹽鐵貿易所帶來的‘弊端’。
當時霍光授意心腹杜延年諫言“宜修孝文明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然後順勢詔令三輔、太常各舉“賢良”兩人，各郡國察舉“文學”一人，總共召集了六十多位來自民間的“賢良方正”（主要是儒生）來跟桑弘羊打擂台。
雙方這個問題討論了一百六十多天，成就了大名鼎鼎的桑弘羊之辯。
鹽鐵會議上，所謂的“賢良方正”們一上來就集火攻擊鹽鐵專營，明確指出了這一政策是禍國害民的惡政。
比如官營製度形成壟斷，貨物質次價高，而且還強買強賣；
比如鹽鐵專營是與民爭利，導致百姓生活困苦、商人無利可圖；
再比如官營製度的真正受益者唯有權貴，製造了一個依靠貪腐和假公濟私的食利階層等等。
而桑弘羊並沒有直接替他的鹽鐵專營政策辯護，而是提出了三個問題。
沒有官營製度帶來的收入，大漢朝日益龐大的財政赤字怎麽解決？
一旦遇到戰爭和災害如何應對？
怎樣壓製地方郡國的不臣之心？
儒生無法迴答桑弘羊的問題，便避重就輕。
他們以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在這場長達五個月的辯論中，桑弘羊與儒生爭辯的焦點從國家的經濟政策到對外政策，從治國理念到義利之爭，幾乎無所不包。
不過隻要桑弘羊一提差錢，儒生就大講仁政；
桑弘羊一提強兵，儒生就高唿以德服人；
桑弘羊再提富國，儒生就大聲疾唿“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兩邊算是雞同鴨講，對牛彈琴了。
“桑弘羊之問”即便在後世依舊無解。
無數人明知道這是個坑，卻依然不得不閉著眼睛跳下去，因為這個陷阱避無可避。
王莽改革是如此；王安石變法也是如此；張居正的變法也依舊是萬變不離其宗。
以桑弘羊為代表的法家經濟主張，本質上就是“與民爭利”四字而已，儒生的指責本身無錯。
可是與民爭利的本體並非桑弘羊，也不是法家，而是帝製時代皇帝無法抑製的欲望。
桑弘羊認為，‘國強’和‘民富’這兩者根本是對立。
想要‘國強’就要不斷的征發，這是秦之所以強大的秘訣。
然而由於強秦不斷的征發，致使民貧，也直接導致了二世而亡。
漢初劉邦吸取了秦朝的教訓，以黃老之學治國。
結果被匈奴圍困於白登山，成為有漢一朝最大的恥辱。
而‘民富’則在宋朝可以說達到了極致。
即便是用現代最苛刻的眼光去看它的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藝術、人口、大城市的數量和人均收入等等綜合實力，都是當時世界上真正的遙遙領先。
可是宋朝強嗎？
‘強’到周邊誰都能上來踹它兩腳。
南宋孝宗時期，“乾淳之治”讓宋朝的國力達到了巔峰。
宋孝宗趙昚野心勃勃，任命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史浩為右相；陳康伯為左相開啟了轟轟烈烈的隆興北伐。
這場聲勢浩大，兩代君王齊心合力的北伐，真正開打僅二十天後便草草收兵議和。
一場‘君有複國之心，國有北伐之力，但無肱骨之臣’的北伐鬧劇就此結束。
宋孝宗從此再不言北伐，開始專注於對內發展。
自此宋、金兩國迎來了四十年和平。
這一時期，出現了焦煤煉鐵，冶金水平大幅度提升。
管型火器也被發明了出來，而造船業更是突飛猛進。
於是宋朝的商船隊伍就滿載著絲綢、瓷器開始了他們的遠航。
一度到了阿拉伯海、印度洋、太平洋，成為了當時的海洋王者。
這才是世界曆史上的真正大航海時代。
盡管宋朝富得流油，但是一到與外敵發生戰爭，那窩囊氣……就別提了。
事實證明，國強、民富似乎是不可兼得之物。
侯平就以“桑弘羊之辯”這一命題為開端，提出了自己建議。
要實現君與民利益的和諧，就要將財富的大餅做大到二者都能得到滿足的地步。
不過這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是幾乎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就要實行工業改革。
所謂的工業改革，便是朝廷在基礎民生方麵的商業事務上麵徹底放開，遵循市場經濟原則，用合理的稅收平衡市場收支。
而在創新發展的商業事務上麵，朝廷要起到引領市場動向，積極創新的作用。
他以自己在漷縣開辦的眾多產業為例證，闡述了這一觀點。
讓朝廷將精力投入到更多的於民有利的百工技術發展上。
而要達成這一點的前提，是要先廢除士、農、工、商的歧視政策。
士階層被視為社會的精英，享有極高的地位和特權；
農民作為國家的根基，雖然重要但生活困苦且社會地位不高；
工匠的技藝往往被輕視，其勞動成果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商人更是處於社會底層，麵臨著諸多限製和歧視。
這種等級製度導致了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合理，人才流動受限，經濟發展缺乏活力。
隻有打破士、農、工、商的界限，可以讓人才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才能自由選擇職業。
讓有才華的人不再局限於通過科舉進入士階層，而是可以在商業、工業等領域發揮自己的才能。
這樣可以充分挖掘社會的人才潛力，提高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同時也能讓空談誤國的儒生退出治國理政之行列。
讓有真實幹才，有一技之長的真儒能為國所用，而國則能用其之長。
為此侯平提出對六部改革的建議，六部之外再加兩部。
一為農部，專司農事。
農部負責主要職責是開發農業科技，擴廣農業技術，凡有益於農事之事，都由農業部主管。
一為商部，專司商事。
商部專門研究商業相關事宜，如商品如何定價等……
這並不是大明太祖首創，這個議題其實並不新鮮。
早在漢昭帝始元六年，在長安便舉行了一場“問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的辯論。
其目的就是討論漢武帝在位時，任用桑弘羊壟斷鹽鐵貿易所帶來的‘弊端’。
當時霍光授意心腹杜延年諫言“宜修孝文明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然後順勢詔令三輔、太常各舉“賢良”兩人，各郡國察舉“文學”一人，總共召集了六十多位來自民間的“賢良方正”（主要是儒生）來跟桑弘羊打擂台。
雙方這個問題討論了一百六十多天，成就了大名鼎鼎的桑弘羊之辯。
鹽鐵會議上，所謂的“賢良方正”們一上來就集火攻擊鹽鐵專營，明確指出了這一政策是禍國害民的惡政。
比如官營製度形成壟斷，貨物質次價高，而且還強買強賣；
比如鹽鐵專營是與民爭利，導致百姓生活困苦、商人無利可圖；
再比如官營製度的真正受益者唯有權貴，製造了一個依靠貪腐和假公濟私的食利階層等等。
而桑弘羊並沒有直接替他的鹽鐵專營政策辯護，而是提出了三個問題。
沒有官營製度帶來的收入，大漢朝日益龐大的財政赤字怎麽解決？
一旦遇到戰爭和災害如何應對？
怎樣壓製地方郡國的不臣之心？
儒生無法迴答桑弘羊的問題，便避重就輕。
他們以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在這場長達五個月的辯論中，桑弘羊與儒生爭辯的焦點從國家的經濟政策到對外政策，從治國理念到義利之爭，幾乎無所不包。
不過隻要桑弘羊一提差錢，儒生就大講仁政；
桑弘羊一提強兵，儒生就高唿以德服人；
桑弘羊再提富國，儒生就大聲疾唿“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兩邊算是雞同鴨講，對牛彈琴了。
“桑弘羊之問”即便在後世依舊無解。
無數人明知道這是個坑，卻依然不得不閉著眼睛跳下去，因為這個陷阱避無可避。
王莽改革是如此；王安石變法也是如此；張居正的變法也依舊是萬變不離其宗。
以桑弘羊為代表的法家經濟主張，本質上就是“與民爭利”四字而已，儒生的指責本身無錯。
可是與民爭利的本體並非桑弘羊，也不是法家，而是帝製時代皇帝無法抑製的欲望。
桑弘羊認為，‘國強’和‘民富’這兩者根本是對立。
想要‘國強’就要不斷的征發，這是秦之所以強大的秘訣。
然而由於強秦不斷的征發，致使民貧，也直接導致了二世而亡。
漢初劉邦吸取了秦朝的教訓，以黃老之學治國。
結果被匈奴圍困於白登山，成為有漢一朝最大的恥辱。
而‘民富’則在宋朝可以說達到了極致。
即便是用現代最苛刻的眼光去看它的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藝術、人口、大城市的數量和人均收入等等綜合實力，都是當時世界上真正的遙遙領先。
可是宋朝強嗎？
‘強’到周邊誰都能上來踹它兩腳。
南宋孝宗時期，“乾淳之治”讓宋朝的國力達到了巔峰。
宋孝宗趙昚野心勃勃，任命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史浩為右相；陳康伯為左相開啟了轟轟烈烈的隆興北伐。
這場聲勢浩大，兩代君王齊心合力的北伐，真正開打僅二十天後便草草收兵議和。
一場‘君有複國之心，國有北伐之力，但無肱骨之臣’的北伐鬧劇就此結束。
宋孝宗從此再不言北伐，開始專注於對內發展。
自此宋、金兩國迎來了四十年和平。
這一時期，出現了焦煤煉鐵，冶金水平大幅度提升。
管型火器也被發明了出來，而造船業更是突飛猛進。
於是宋朝的商船隊伍就滿載著絲綢、瓷器開始了他們的遠航。
一度到了阿拉伯海、印度洋、太平洋，成為了當時的海洋王者。
這才是世界曆史上的真正大航海時代。
盡管宋朝富得流油，但是一到與外敵發生戰爭，那窩囊氣……就別提了。
事實證明，國強、民富似乎是不可兼得之物。
侯平就以“桑弘羊之辯”這一命題為開端，提出了自己建議。
要實現君與民利益的和諧，就要將財富的大餅做大到二者都能得到滿足的地步。
不過這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是幾乎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就要實行工業改革。
所謂的工業改革，便是朝廷在基礎民生方麵的商業事務上麵徹底放開，遵循市場經濟原則，用合理的稅收平衡市場收支。
而在創新發展的商業事務上麵，朝廷要起到引領市場動向，積極創新的作用。
他以自己在漷縣開辦的眾多產業為例證，闡述了這一觀點。
讓朝廷將精力投入到更多的於民有利的百工技術發展上。
而要達成這一點的前提，是要先廢除士、農、工、商的歧視政策。
士階層被視為社會的精英，享有極高的地位和特權；
農民作為國家的根基，雖然重要但生活困苦且社會地位不高；
工匠的技藝往往被輕視，其勞動成果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商人更是處於社會底層，麵臨著諸多限製和歧視。
這種等級製度導致了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合理，人才流動受限，經濟發展缺乏活力。
隻有打破士、農、工、商的界限，可以讓人才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才能自由選擇職業。
讓有才華的人不再局限於通過科舉進入士階層，而是可以在商業、工業等領域發揮自己的才能。
這樣可以充分挖掘社會的人才潛力，提高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同時也能讓空談誤國的儒生退出治國理政之行列。
讓有真實幹才，有一技之長的真儒能為國所用，而國則能用其之長。
為此侯平提出對六部改革的建議，六部之外再加兩部。
一為農部，專司農事。
農部負責主要職責是開發農業科技，擴廣農業技術，凡有益於農事之事，都由農業部主管。
一為商部，專司商事。
商部專門研究商業相關事宜，如商品如何定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