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9章 大明意難平
學霸穿越大明帶木匠皇帝大殺四方 作者：生活艱難又無限好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正統和萬曆兩朝可以說是整個大明王朝最令人意難平的時代。
兩朝都因為賢明的太後一度興盛，但也都因為皇帝的親政而斷送了大好的發展勢頭。
最為令人遺憾的則莫過於兩位太後，一位走的太早斷送了大明國運；而另一位又因為走的太晚，將大明最後的中興之機斷送。
誠孝張皇後的過早薨逝，使得能力平庸的‘大戰神朱祁鎮’過早親政，導致王振有機會在瓦剌入侵之前掌握大權。
孝定李太後卻因活的太久，將本應該有希望能成為‘千古一帝’的萬曆皇帝，壓製了一生。
正統和萬曆，同樣麵臨著文官集團的欺淩，兩個都同樣選擇了奮起反擊。
正統的結局自然是一敗塗地，即便是起複之後也隻能說勉強維持局麵。
萬曆與文官集團的鬥爭，以趙誌皋任首輔為標誌，可以說已經取得了局部的勝利。
以李如鬆平定寧夏之亂開始，已經將萬曆皇帝的宏圖大誌展現的淋漓盡致。
萬曆皇帝的所有政策和目標，都奔著同一個目標而去，那就是長治久安。
寧夏之戰是如此，播州之戰同樣如此，而朝鮮之戰也同樣是如此。
很少有人知道，在日本第二次入侵朝鮮的時候，萬曆皇帝的作戰計劃並非隻是入朝救援。
實際上在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前，大明朝廷已經在萬曆十九年（1591年）四月就得到了相關情報。
隨後立即就著手準備事變，首先是緊鄰朝鮮的遼東，如以原任副總兵李如柏為宣府東路參將，以原任山海關參將吳惟忠任薊鎮統兵遊擊。
而原來經曆過抗倭戰爭的東南沿海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增兵。
《全浙兵製考》在書中所記載的各基層軍事單位中，萬曆十九年有增兵記載的多達五十餘處，數量占基層軍事單位總數的一半以上。
這次大範圍增兵的緣由，便是為攻打日本本土做諸多軍事上的準備。
《明神宗實錄》萬曆十九年十一月壬午（二十）條記載：總督兩廣侍郎劉繼文備陳防倭條議。其議：仍將倭奴入犯情節曉諭澚夷，令其擒斬關白入獻，加賞賚，尤銷患安邦之一策也。著如議行。
這裏可以看出，最初萬曆皇帝是打算利用廣東境內的葡萄牙走私商人去打日本人。
但是葡萄牙商人認為這事性價比不高，弄不好還要虧本，所以就沒去。
萬曆二十年（1592年），朝鮮之役爆發，大明決定抗日援朝。
同時也打算集浙、直（南直隸）、福、粵瀕海四省之兵，入海搗日本之巢，以絕後患。
隻是這一次，由於江南仕林瘋狂的反對而被迫中止。
此時的趙誌皋才剛剛升任首輔，沒能掌握朝政的主導權，萬曆皇帝也隻能被迫放棄計劃。
萬曆二十五年（1597）八月，朝鮮閑山島失守。
福建巡按禦史徐兆魁再次提出了征討日本本土的“搗巢之策”。
經由兵部覽議，終在次年正月十三得到了萬曆皇帝本人的采納，決定實施的這一征討日本本土的戰略。
《明神宗實錄》記載主要有以下內容:
一、聯合日本國內反對豐臣秀吉的地方大名。
“關酋（指豐臣秀吉）背道逆天，虐用其眾，聞各島憤怨已非一日，糾合出奇，誠因勢利導之策也”；
二、“舉事莫先於浙”，由浙江率先出征；
三、福建、廣東兩省也一起出征，以兩省旅日商人作為內應，“尤莫便於閩廣，以日本多兩省之人，可以響應。”
萬曆皇帝還對此十分開明，同意“隨便酌行”，給予地方絕對的自主權，絕不掣肘。
這個計劃如果能夠施行，那麽萬曆皇帝必將被後世人稱之為‘千古大帝’。
隻可惜，由於江南仕林的反撲，萬曆皇帝數十年精心謀劃毀於一旦。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這是萬曆皇帝生命中最為黑暗的一年，也是江南仕林對萬曆皇帝做垂死反撲的一年。
前麵說過，江南仕林的核心是‘陽明心學’。
萬曆皇帝雖有注意防範，但他還是輕視了‘陽明心學’的威力。
受‘大明戰神’的影響，萬曆皇帝天真的以為，隻要自己掌控皇權江南仕林就會俯首聽命。
但是他萬萬想不到，他所麵對的文官集團，與‘戰神大大’所麵對的文官集團有本質上的區別。
‘戰神大大’麵臨的文官集團，是受‘理學’思想荼毒的頑固型腐儒集團，一但皇權穩固，他們也就老實下來了。
萬曆時期的文官集團則大不一樣。
隨著大明內地承平日久，階級固化的問題越來越凸顯。
仕林學子們的思想也在逐漸尋求突破口。
而民間的突破口，則是不斷出現從事外貿（海盜、倭寇等）的人員。
同時由於大明商稅低廉，使得商業過度繁榮，帶來大量各階層的人口流動。
使各階層的思想不停的交互碰撞，一股活躍的風氣開始自下而上在大明的國土中傳播。
於是一些開明的學者，就從其中真的尋求到了突破口，其中就有陳獻章、湛若水等傑出代表。
而王陽明的出現，更是將這種思潮集而大成從而創造出徹底解放的‘陽明心學’。
‘陽明心學’的主要思想：
“我心即是宇宙”，釋義：那你皇帝算哪門子天子，我自己也是天啊；
“宇宙便是我心”，釋義：這天下不是你皇帝的天下，我也有份，我願意尊誰就尊誰，實在不行我自己來也行；
“心即理”，釋義：“君臣父子”無從談起，我自己做主，過好自己的生活，天下！愛誰誰！
“致良知”，釋義：結合“心即理”的說法，良知不是你說了算，而是我說了算，要我打仗流血為了你，沒門兒；
“知行合一”，釋義：我知道是以上的那些道理了，那麽我就該逃避逃避，該投降投降，一切以自我、自由為主，也就是我想怎麽搞就怎麽搞。
從以上五點，全部都是針對大明立國根基發起的靈魂暴擊。
‘陽明心學’說穿了其實就是提倡個體主義，當大量的官員都在崇尚個體主義的時候，國家崩潰隻在旦夕？
後世的某個漂亮國就完美的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種思潮影響下的江南仕林，如何能甘願被皇權壓製？因此反擊也就成為必然。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趙誌皋被攻訐，李如鬆戰死，萬曆皇帝數十年的謀劃被徹底摧毀。
所以說‘陽明心學’是大明掘墓人，並非沒有道理。
而侯平手中的三封信，就正好就是江南仕林反攻皇權的開端。
它們說明了有人在暗中串聯，企圖再人為製造一場“土木堡之戰”，以此來壓製皇權。
陳愚衷也是感受到了這股力量的強大，才會不得不選擇犧牲自己，為後世子孫留下財富。
侯平拿著信，就像拿著燙手的山芋，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這些信的威力，其實絲毫不亞於紅封使徒名冊。
深歎一口氣，他還是做了一個無比艱難的決定。
心學雖好，但於大明目前的國情並無助益，用或不用到底如何抉擇，還是交給朱由校自己去決定吧……
兩朝都因為賢明的太後一度興盛，但也都因為皇帝的親政而斷送了大好的發展勢頭。
最為令人遺憾的則莫過於兩位太後，一位走的太早斷送了大明國運；而另一位又因為走的太晚，將大明最後的中興之機斷送。
誠孝張皇後的過早薨逝，使得能力平庸的‘大戰神朱祁鎮’過早親政，導致王振有機會在瓦剌入侵之前掌握大權。
孝定李太後卻因活的太久，將本應該有希望能成為‘千古一帝’的萬曆皇帝，壓製了一生。
正統和萬曆，同樣麵臨著文官集團的欺淩，兩個都同樣選擇了奮起反擊。
正統的結局自然是一敗塗地，即便是起複之後也隻能說勉強維持局麵。
萬曆與文官集團的鬥爭，以趙誌皋任首輔為標誌，可以說已經取得了局部的勝利。
以李如鬆平定寧夏之亂開始，已經將萬曆皇帝的宏圖大誌展現的淋漓盡致。
萬曆皇帝的所有政策和目標，都奔著同一個目標而去，那就是長治久安。
寧夏之戰是如此，播州之戰同樣如此，而朝鮮之戰也同樣是如此。
很少有人知道，在日本第二次入侵朝鮮的時候，萬曆皇帝的作戰計劃並非隻是入朝救援。
實際上在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前，大明朝廷已經在萬曆十九年（1591年）四月就得到了相關情報。
隨後立即就著手準備事變，首先是緊鄰朝鮮的遼東，如以原任副總兵李如柏為宣府東路參將，以原任山海關參將吳惟忠任薊鎮統兵遊擊。
而原來經曆過抗倭戰爭的東南沿海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增兵。
《全浙兵製考》在書中所記載的各基層軍事單位中，萬曆十九年有增兵記載的多達五十餘處，數量占基層軍事單位總數的一半以上。
這次大範圍增兵的緣由，便是為攻打日本本土做諸多軍事上的準備。
《明神宗實錄》萬曆十九年十一月壬午（二十）條記載：總督兩廣侍郎劉繼文備陳防倭條議。其議：仍將倭奴入犯情節曉諭澚夷，令其擒斬關白入獻，加賞賚，尤銷患安邦之一策也。著如議行。
這裏可以看出，最初萬曆皇帝是打算利用廣東境內的葡萄牙走私商人去打日本人。
但是葡萄牙商人認為這事性價比不高，弄不好還要虧本，所以就沒去。
萬曆二十年（1592年），朝鮮之役爆發，大明決定抗日援朝。
同時也打算集浙、直（南直隸）、福、粵瀕海四省之兵，入海搗日本之巢，以絕後患。
隻是這一次，由於江南仕林瘋狂的反對而被迫中止。
此時的趙誌皋才剛剛升任首輔，沒能掌握朝政的主導權，萬曆皇帝也隻能被迫放棄計劃。
萬曆二十五年（1597）八月，朝鮮閑山島失守。
福建巡按禦史徐兆魁再次提出了征討日本本土的“搗巢之策”。
經由兵部覽議，終在次年正月十三得到了萬曆皇帝本人的采納，決定實施的這一征討日本本土的戰略。
《明神宗實錄》記載主要有以下內容:
一、聯合日本國內反對豐臣秀吉的地方大名。
“關酋（指豐臣秀吉）背道逆天，虐用其眾，聞各島憤怨已非一日，糾合出奇，誠因勢利導之策也”；
二、“舉事莫先於浙”，由浙江率先出征；
三、福建、廣東兩省也一起出征，以兩省旅日商人作為內應，“尤莫便於閩廣，以日本多兩省之人，可以響應。”
萬曆皇帝還對此十分開明，同意“隨便酌行”，給予地方絕對的自主權，絕不掣肘。
這個計劃如果能夠施行，那麽萬曆皇帝必將被後世人稱之為‘千古大帝’。
隻可惜，由於江南仕林的反撲，萬曆皇帝數十年精心謀劃毀於一旦。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這是萬曆皇帝生命中最為黑暗的一年，也是江南仕林對萬曆皇帝做垂死反撲的一年。
前麵說過，江南仕林的核心是‘陽明心學’。
萬曆皇帝雖有注意防範，但他還是輕視了‘陽明心學’的威力。
受‘大明戰神’的影響，萬曆皇帝天真的以為，隻要自己掌控皇權江南仕林就會俯首聽命。
但是他萬萬想不到，他所麵對的文官集團，與‘戰神大大’所麵對的文官集團有本質上的區別。
‘戰神大大’麵臨的文官集團，是受‘理學’思想荼毒的頑固型腐儒集團，一但皇權穩固，他們也就老實下來了。
萬曆時期的文官集團則大不一樣。
隨著大明內地承平日久，階級固化的問題越來越凸顯。
仕林學子們的思想也在逐漸尋求突破口。
而民間的突破口，則是不斷出現從事外貿（海盜、倭寇等）的人員。
同時由於大明商稅低廉，使得商業過度繁榮，帶來大量各階層的人口流動。
使各階層的思想不停的交互碰撞，一股活躍的風氣開始自下而上在大明的國土中傳播。
於是一些開明的學者，就從其中真的尋求到了突破口，其中就有陳獻章、湛若水等傑出代表。
而王陽明的出現，更是將這種思潮集而大成從而創造出徹底解放的‘陽明心學’。
‘陽明心學’的主要思想：
“我心即是宇宙”，釋義：那你皇帝算哪門子天子，我自己也是天啊；
“宇宙便是我心”，釋義：這天下不是你皇帝的天下，我也有份，我願意尊誰就尊誰，實在不行我自己來也行；
“心即理”，釋義：“君臣父子”無從談起，我自己做主，過好自己的生活，天下！愛誰誰！
“致良知”，釋義：結合“心即理”的說法，良知不是你說了算，而是我說了算，要我打仗流血為了你，沒門兒；
“知行合一”，釋義：我知道是以上的那些道理了，那麽我就該逃避逃避，該投降投降，一切以自我、自由為主，也就是我想怎麽搞就怎麽搞。
從以上五點，全部都是針對大明立國根基發起的靈魂暴擊。
‘陽明心學’說穿了其實就是提倡個體主義，當大量的官員都在崇尚個體主義的時候，國家崩潰隻在旦夕？
後世的某個漂亮國就完美的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種思潮影響下的江南仕林，如何能甘願被皇權壓製？因此反擊也就成為必然。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趙誌皋被攻訐，李如鬆戰死，萬曆皇帝數十年的謀劃被徹底摧毀。
所以說‘陽明心學’是大明掘墓人，並非沒有道理。
而侯平手中的三封信，就正好就是江南仕林反攻皇權的開端。
它們說明了有人在暗中串聯，企圖再人為製造一場“土木堡之戰”，以此來壓製皇權。
陳愚衷也是感受到了這股力量的強大，才會不得不選擇犧牲自己，為後世子孫留下財富。
侯平拿著信，就像拿著燙手的山芋，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這些信的威力，其實絲毫不亞於紅封使徒名冊。
深歎一口氣，他還是做了一個無比艱難的決定。
心學雖好，但於大明目前的國情並無助益，用或不用到底如何抉擇，還是交給朱由校自己去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