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8章 禍根的由來
學霸穿越大明帶木匠皇帝大殺四方 作者：生活艱難又無限好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李如鬆僅用了三個月就徹底平定了哱拜之亂給了萬曆皇帝極大的鼓舞。
在隨後的朝鮮戰爭中，萬曆皇帝顯然信心十足。
朝鮮戰場上的南兵與北兵之爭，實際上也可以看成是皇權與江南仕林的爭鬥縮影。
說到這裏，就不得不先理清一個問題，江南仕林到底是什麽。
實際上江南仕林並非是單指來自江南的仕族大夫這麽一狹隘的概念。
張居正做為大明第一相，不可能如此狹隘。
江南仕林的核心，其實是認可並學習‘陽明心學’的仕林學子。
無論是徐階，還是張居正本人，都是王陽明心學的忠實擁躉。
而在趙誌皋之前的三任首輔，張四維、申時行、王家屏也都是以‘陽明心學’為自己的學術思想核心。
而這些人，才是江南仕林真正的核心人物。
其次則是因張居正改革而受益，因此堅定支持改革的各路官員。
最後才是聽話，又不反對改革的官員群體。
這些人共同組成了江南仕林這個利益共同體。
萬曆十二年（1584年），在清算張居正之後，萬曆皇帝暗中使人發起過一場針對心學的議論。
讓一些官員提議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讓九卿及科道官議論。
當年的十一月十八日（1584年12月19日），萬曆下詔陳獻章從祀學宮，也就是配享孔廟。
這是萬曆皇帝企圖以‘白沙心學’來削弱‘陽明心學’對朝堂的影響。
他之所以如此忌憚‘陽明心學’也並非沒有根由。
“心學”祖師爺是南宋著名的學者，象山先生陸九淵，他的代表名言就是：“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明代的心學發展基本曆程，可以歸結為：陳獻章開啟，湛若水完善，王陽明集大成。
因湛若水與陳獻章有師承關係，二人學說總體上有繼承性與一致性，白沙心學、甘泉心學可合稱為“陳湛心學”。
陽明心學則是在陸九淵的基礎上再延伸出“心即理”，“知行合一”等道理。
後世有種比較小眾的明亡之論，就是有些人認為“陽明心學”才是明朝滅亡的根源。
此種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
大明建國，太祖以程朱理學為顯學，做為國朝的主導思想。
而在具體的治國方針上，則在元朝的戶籍製度上進一步加強和固化階層壁壘，使百姓能快速安居和繁衍。
在百廢待興的大明初期，這種階層固化的戶籍製度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使得新生的大明百姓得以快速穩定下來，並恢複了農業生產。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渴望進階的新生代們則對這種固化的階層製度有了極大的不滿。
宣德時期，這種矛盾便已經初現端倪。
開海和禁海之爭，便是這種矛盾具象化的體現。
永樂二年（1404年），成祖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這種禁海政策的背後，其實隱射的是海利被以皇權為代表的大明勳貴階級獨享。
要知道成祖禁民間海船，但是他自己卻派鄭和七下西洋。
而能夠在這七次大航海活動中分到利益的，就隻有當時朝廷的勳貴階級。
其它階層出身的文臣武將，則毛都沒分到一根。
這也是為什麽宣德皇帝想要再次派人下西洋的時候，文官們會如此激烈反對的主要原因。
在大明的製度下，科舉是其它階層跨越仕族階層的唯一出路。
然而就算是在萬馬千軍中廝殺出來的科舉文臣，實際上也與大明國朝真正與國同休的勳貴階層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關鍵就在於：“凡爵非社稷軍功不得封，封號非特旨不得予”。
這是太祖為了優待軍人，保持部隊戰鬥力的政策。
然而也正是因為爵位製度的存在，把大明王朝的文武天然割裂為兩個陣營。
在永樂後期，大明進入了相對平穩的時期。
周邊能打的都打的差不多了，所謂鳥盡弓藏，以武立身的勳貴集團也開始集體享受生活。
此時，跨越階層上位的文官集團漸漸坐大。
到宣德時期，跨越仕族階層的文官集團已經初步有了與勳貴集團叫板的實力。
於是便有了初步的交鋒，阻止以皇權為首的勳貴集團下海獲利，就是文官集團對勳貴集團開的第一槍。
此時的文官集團都是以“理學”為根基，在科舉大潮中廝殺出來的佼佼者，他們的武器自然就是“理學”。
所以在這一時期，大明的“理學”思潮被進一步固化起來。
文官集團也逐漸壓製住了勳貴集團。
而後‘大明戰神朱祁鎮’的登場，則是得以讓文官集團用一場‘土木堡之變’，把大明勳貴階層的精英全體葬送。
使得文官集團在與勳貴階層的戰鬥中取得了完勝，皇權就此被徹底壓製。
其實把‘土木堡之變’完全歸於朱祁鎮一人的過錯，並不公平。
要知道朱祁鎮幼年繼位，誠孝張皇後雖然不垂簾聽政但她攝政。
此時的大明軍國大事也基本由她一言而決。
然而她受‘理學’思想影響嚴重，牢記後宮不得幹政的祖訓。
製定以不破壞祖宗之法為前題，將一切不急的事務全部廢止，時時勉勵皇帝向前人學習，並委任得力的輔佐大臣的策略。
將軍國大事委任給五位大臣，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和英國公張輔及禮部尚書胡濙。
在誠孝張皇後的縱容下，文官集團第一次嚐到了淩駕於皇權之上的甜頭。
“三楊”對幼年皇帝的過度管製之下，使得君臣漸漸離心離德。
這也就為日後的‘土木堡之變’埋下了隱患。
正統七年（1442年）十月，誠孝張皇後薨逝，文官集團的靠山轟然倒塌。
年輕的正統皇帝，也開始迴收皇權，此時他對文官集團徹底失望，勳貴集團的代表張輔又因年紀老邁選擇了中立。
於是正統皇帝隻能扶持親近的宦官王振與文官集團爭鬥。
‘土木堡之變’表麵上是王振的慫恿，但實則是朱祁鎮企圖用一場驚天動地的赫赫武功，來扭轉自己受製於文官集團的窘境。
隻可惜，正統皇帝高估了自己，最終成為了一名受人唾棄的“瓦剌留學生。”
其實隻要仔細查看一下萬曆皇帝與正統皇帝的經曆就會發現，兩人前半生驚人的相似。
萬曆皇帝顯然是汲取了正統皇帝的失敗經驗，所以沒有將目光看向宦官群體，也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因為繼“三楊”之後的張居正，顯然也吸取“三楊”的寶貴經驗，將萬曆皇帝的身邊最親近的太監馮保拉攏了過來。
從而避免了第二個王振的出現，否則朝鮮戰爭，或將成為另一個‘土木堡之變’。
在隨後的朝鮮戰爭中，萬曆皇帝顯然信心十足。
朝鮮戰場上的南兵與北兵之爭，實際上也可以看成是皇權與江南仕林的爭鬥縮影。
說到這裏，就不得不先理清一個問題，江南仕林到底是什麽。
實際上江南仕林並非是單指來自江南的仕族大夫這麽一狹隘的概念。
張居正做為大明第一相，不可能如此狹隘。
江南仕林的核心，其實是認可並學習‘陽明心學’的仕林學子。
無論是徐階，還是張居正本人，都是王陽明心學的忠實擁躉。
而在趙誌皋之前的三任首輔，張四維、申時行、王家屏也都是以‘陽明心學’為自己的學術思想核心。
而這些人，才是江南仕林真正的核心人物。
其次則是因張居正改革而受益，因此堅定支持改革的各路官員。
最後才是聽話，又不反對改革的官員群體。
這些人共同組成了江南仕林這個利益共同體。
萬曆十二年（1584年），在清算張居正之後，萬曆皇帝暗中使人發起過一場針對心學的議論。
讓一些官員提議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讓九卿及科道官議論。
當年的十一月十八日（1584年12月19日），萬曆下詔陳獻章從祀學宮，也就是配享孔廟。
這是萬曆皇帝企圖以‘白沙心學’來削弱‘陽明心學’對朝堂的影響。
他之所以如此忌憚‘陽明心學’也並非沒有根由。
“心學”祖師爺是南宋著名的學者，象山先生陸九淵，他的代表名言就是：“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明代的心學發展基本曆程，可以歸結為：陳獻章開啟，湛若水完善，王陽明集大成。
因湛若水與陳獻章有師承關係，二人學說總體上有繼承性與一致性，白沙心學、甘泉心學可合稱為“陳湛心學”。
陽明心學則是在陸九淵的基礎上再延伸出“心即理”，“知行合一”等道理。
後世有種比較小眾的明亡之論，就是有些人認為“陽明心學”才是明朝滅亡的根源。
此種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
大明建國，太祖以程朱理學為顯學，做為國朝的主導思想。
而在具體的治國方針上，則在元朝的戶籍製度上進一步加強和固化階層壁壘，使百姓能快速安居和繁衍。
在百廢待興的大明初期，這種階層固化的戶籍製度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使得新生的大明百姓得以快速穩定下來，並恢複了農業生產。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渴望進階的新生代們則對這種固化的階層製度有了極大的不滿。
宣德時期，這種矛盾便已經初現端倪。
開海和禁海之爭，便是這種矛盾具象化的體現。
永樂二年（1404年），成祖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這種禁海政策的背後，其實隱射的是海利被以皇權為代表的大明勳貴階級獨享。
要知道成祖禁民間海船，但是他自己卻派鄭和七下西洋。
而能夠在這七次大航海活動中分到利益的，就隻有當時朝廷的勳貴階級。
其它階層出身的文臣武將，則毛都沒分到一根。
這也是為什麽宣德皇帝想要再次派人下西洋的時候，文官們會如此激烈反對的主要原因。
在大明的製度下，科舉是其它階層跨越仕族階層的唯一出路。
然而就算是在萬馬千軍中廝殺出來的科舉文臣，實際上也與大明國朝真正與國同休的勳貴階層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關鍵就在於：“凡爵非社稷軍功不得封，封號非特旨不得予”。
這是太祖為了優待軍人，保持部隊戰鬥力的政策。
然而也正是因為爵位製度的存在，把大明王朝的文武天然割裂為兩個陣營。
在永樂後期，大明進入了相對平穩的時期。
周邊能打的都打的差不多了，所謂鳥盡弓藏，以武立身的勳貴集團也開始集體享受生活。
此時，跨越階層上位的文官集團漸漸坐大。
到宣德時期，跨越仕族階層的文官集團已經初步有了與勳貴集團叫板的實力。
於是便有了初步的交鋒，阻止以皇權為首的勳貴集團下海獲利，就是文官集團對勳貴集團開的第一槍。
此時的文官集團都是以“理學”為根基，在科舉大潮中廝殺出來的佼佼者，他們的武器自然就是“理學”。
所以在這一時期，大明的“理學”思潮被進一步固化起來。
文官集團也逐漸壓製住了勳貴集團。
而後‘大明戰神朱祁鎮’的登場，則是得以讓文官集團用一場‘土木堡之變’，把大明勳貴階層的精英全體葬送。
使得文官集團在與勳貴階層的戰鬥中取得了完勝，皇權就此被徹底壓製。
其實把‘土木堡之變’完全歸於朱祁鎮一人的過錯，並不公平。
要知道朱祁鎮幼年繼位，誠孝張皇後雖然不垂簾聽政但她攝政。
此時的大明軍國大事也基本由她一言而決。
然而她受‘理學’思想影響嚴重，牢記後宮不得幹政的祖訓。
製定以不破壞祖宗之法為前題，將一切不急的事務全部廢止，時時勉勵皇帝向前人學習，並委任得力的輔佐大臣的策略。
將軍國大事委任給五位大臣，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和英國公張輔及禮部尚書胡濙。
在誠孝張皇後的縱容下，文官集團第一次嚐到了淩駕於皇權之上的甜頭。
“三楊”對幼年皇帝的過度管製之下，使得君臣漸漸離心離德。
這也就為日後的‘土木堡之變’埋下了隱患。
正統七年（1442年）十月，誠孝張皇後薨逝，文官集團的靠山轟然倒塌。
年輕的正統皇帝，也開始迴收皇權，此時他對文官集團徹底失望，勳貴集團的代表張輔又因年紀老邁選擇了中立。
於是正統皇帝隻能扶持親近的宦官王振與文官集團爭鬥。
‘土木堡之變’表麵上是王振的慫恿，但實則是朱祁鎮企圖用一場驚天動地的赫赫武功，來扭轉自己受製於文官集團的窘境。
隻可惜，正統皇帝高估了自己，最終成為了一名受人唾棄的“瓦剌留學生。”
其實隻要仔細查看一下萬曆皇帝與正統皇帝的經曆就會發現，兩人前半生驚人的相似。
萬曆皇帝顯然是汲取了正統皇帝的失敗經驗，所以沒有將目光看向宦官群體，也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因為繼“三楊”之後的張居正，顯然也吸取“三楊”的寶貴經驗，將萬曆皇帝的身邊最親近的太監馮保拉攏了過來。
從而避免了第二個王振的出現，否則朝鮮戰爭，或將成為另一個‘土木堡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