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娘宮裏,侯平將陳愚衷的三封信交給了朱由校,同時也將信件背後也隱射的大明國朝弊病如實相告。


    朱由校聽完久久無語,好半晌才問道:“夫子,你說的這些,皇爺爺知道嗎?”


    侯平深吸了一口氣:“以前不好說,但是後來,肯定是知道了的,如果皇上不知道這些事情,也就不會有東林黨的出現了。”


    朱由校驚訝道:“東林黨人?夫子這是何意?”


    侯平遺憾的道:“皇上就是因為知道‘陽明心學’的可怕,才會扶持東林黨,企圖用他們來製衡‘陽明心學’……”


    萬曆皇帝為了對付江南仕林,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分化瓦解。


    其中重點扶持的是以趙誌皋為代表的浙黨。


    其實在江南仕林全麵反撲之前,萬曆皇帝肯定是沒有意識到‘陽明心學’真正危險之處的。


    或者說有認識,但也並不深刻。


    直到萬曆二十六年,江南仕林發起了全麵反撲,瞬間就將他辛苦建立大好局麵毀於一旦。


    此時才真正讓萬曆皇帝意識到‘陽明心學’真正的危害。


    其實將‘陽明心學’視為威脅的也不僅是萬曆皇帝,大權獨攬後的張居正也同樣將‘陽明心學’視為大敵。


    最早打壓‘陽明心學’的正是張居正本人。


    有個標誌性的事件可說明這一點。


    何心隱,本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陽明心學’之泰州學派弟子。


    萬曆七年(1579年),他由於在講學過程中,多有抓擊時政之舉,受到張居正的厭惡。


    最終被湖廣巡撫王之垣以“妖逆”之名逮捕入獄,最終慘死獄中。


    何心隱之死說明張居正對‘陽明心學’的危害已經有了清楚的認知。


    ‘陽明心學’是天然挑唆下層對抗上層的學問,任何當權者都無法容其學說的存在。


    張居正真正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由於在他當政之初對‘陽明心學’的擴散持支持態度。


    使得‘陽明心學’已經成為了當代顯學,尤其是他的支持者,都將心學當做自己的主學科目。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對‘陽明心學’重拳出擊,著手打壓,這就逼著他的擁躉不得不改換門庭。


    那些真正將‘陽明心學’學到骨子裏的人當然不可能輕言放棄。


    於是這些人,自然而然的就成為了張居正的敵人。


    但是有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卻是輕易的就轉變了過來,成為張居正打擊‘陽明心學’的最大受益者。


    隨著隆慶開海,商道大興,仕林中一股新興力量逐漸崛起。


    他們最早從‘陽明心學’中汲取了力量,在‘陽明心學’被張居正打壓後,他們又給自己裹上了傳統理學的外衣。


    這一個群體就是新興的商人士族勢力。


    商人逐利是天性,又慣會迎俸獻媚,他們以最快的速度適應了張居正的政治號召,扛起了複興‘程朱理學’的大旗。


    但這個群體的表麵上將‘程朱理學’奉為圭臬,實際上奉行著“心即理”的行事準則。


    他們目無皇權,唯利是圖。


    最終在萬曆皇帝與‘陽明心學’爭鬥的夾縫裏成長。


    萬曆皇帝在未能完全掌控朝局之時,對這股勢力多有倚重。


    不過以萬曆皇帝的精明,很快就將他們的本來麵目看穿,


    而讓萬曆皇帝看穿這個群體真麵目的事件,正是迷霧重重的“碧陶館之戰”。


    高歌猛進的李如鬆突然之間就背上了一個不是敗戰的敗戰罪名,將萬曆皇帝徹底警醒。


    為什麽這個群體會對大明與日本之戰如此敏感。


    因為這些人的根本麵目是大明自鄭和之後的航海先驅家族,也是隆慶開海和一條鞭法的最大受益者:海盜商人。


    在馬尼拉行道開通之前,大明海貿最大的合作夥伴正是日本。


    一但大明與日本開戰,他們的利益就會受到最嚴重的衝擊。


    所以他們反對“搗巢之策”,想盡一切辦法也要讓大明與日倭言和。


    萬曆皇帝也是看穿了此點,先是假意同意了這個群體的政治訴求,然後找出具體人物目標,逐一清除。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前後,萬曆皇帝都有果斷出手,將這個群體盡數打壓。


    顧憲成、高攀龍、趙南星等東林黨的核心人物便都是在這一時期被趕出朝堂。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開征的礦稅,更是針對這一群體的命脈進行斷其根本的打擊。


    隻不過這一群體已經汲取了足夠的力量,他們遠比想象中的堅韌。


    他們自身雖然在政治上潰敗不堪,但是因為有馬尼拉海貿的持續輸血,他們還有足夠多的金錢力量。


    通過不斷的滲透,慢慢改變舊有的力量格局。


    而金錢的力量又正好擊中了萬曆皇帝最大的軟肋。


    這也是為什麽東林黨可以一次又一次無視皇權的威懾,頂著皇威硬剛帝王之怒。


    他們根本有恃無恐,篤定萬曆皇帝不敢冒天下動亂的風險將他們趕盡殺絕。


    隻是他們還是低估萬曆皇帝的決心和雷霆手段。


    在趙誌皋先受攻訐、李如鬆後遭毒手,萬曆皇帝已經下定決心將他們徹底鏟除。


    萬曆二十七年(1599),萬曆皇帝已經沒有耐性再用常規手段解決問題,由此礦監稅使四出,大明一時間遍地烽火。


    這一時期的鬥爭已經達到白熱化的地步。


    萬曆皇帝不惜賭上大明國運也要將他們徹底鏟除。


    但遺憾的是,最終萬曆皇帝還是一敗塗地。


    萬曆皇帝給予他們了雷霆萬鈞的一擊,但是他沒想到,敵人的手段更為下作。


    萬曆皇帝可以說是一個可悲的皇帝,在當政的前四十三年裏,他從未在真正意義上的擁有過完整皇權。


    也就是所謂的掌控天下的權力。


    明麵上跟他鬥爭的,是張居正一手扶持起來的江南仕林的勢力。


    但背地裏,卻是還有來自孝定皇太後這位母親的威壓。


    萬曆當政的前四十三年,有兩個明顯的分水嶺。


    第一個分水嶺就是從趙誌皋入閣開始。


    這標誌著萬曆皇帝厲精圖誌,正式出手改造腐朽的大明王朝。


    第二個分水嶺則是朱常洛立為太子,國本之爭落下帷幕。


    這是萬曆皇帝皇權被製,再無銳意進取之心,從此自暴自棄,懈怠朝政的開始。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皇權與文官集團的爭鬥已經到了決定勝負的階段。


    萬曆皇帝以礦稅商稅的名義對江南仕林進行刨根打擊。


    而江南仕林則以‘國本之爭’發起了最為兇猛的迴擊。


    就在萬曆皇帝即將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時候,江南仕林背後真正的核心終於坐不住親自出手了。


    而這個人是萬曆皇帝想破了腦袋也沒想到的人。


    更是他無法反抗的人。


    她正是多年禮佛,不問政事的孝定皇太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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