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門功課每周兩課時,連續開三個月。授課的教授看上去好脾氣,學識同樣不賴,基於仰慕和欽佩,我沒逃課,硬是塞些東西進自己腦袋。但後來情況發生變化,越往下聽,漸漸不對味。教授本人對孔子及《論語》推崇備至,原無可非議,可我從頭到尾沒聽他此有半分負麵評論,這使我覺得有失偏頗,引發些許微詞。

    我們專業課授課的教授從我們一開始進學,便給我們輸入了這樣的思想,對作品評價,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從正反兩方麵入手,無論優點和缺陷,分析明朗,使其清晰可鑒。即使是些既成事實、蓋棺論定的作品隨時代變遷,又會有不同的發現。

    對《史記》,教授動用一切資源,終於挑出來一兩處瑕疵。不足處是這樣的:

    由於司馬遷自小受儒家文化熏陶,以及世代為吏的家世傳承,司馬遷不可能去盡自己身上對帝王的崇拜。他對帝王昏庸無度的生活僅僅止限於諷刺和揭露,不可能提出解決的辦法。當他寫到一位“賢明”君主時,自然以此為藍本,大放讚歌,希望當世的皇帝劉徹借鑒。雖然他也記述了下層人民的反抗,但談不上歌頌,僅僅是為了告誡當世的皇帝——假如您不施仁民政策,將天下危急,這幫群氓將如風卷葉般攻下您的皇宮,太危險了。本質上還是為統治階級服務。

    由於時代的局限,司馬遷不可能劃清忠君與愛國之間的界線,因此,他書中所讚頌的沙場英雄無一不是愚忠,給後代統治者提供了曆史的依據,民族情感有一點點,忠君卻是百分百的確定——這就是《史記》中作者思想的局限性和缺陷。

    這幾年,我雖不長進,但受其熏陶日長月久,多多少少於潛移默化中接受了這種治學的精神。當我們為孔子和《論語》展開討論,我一人站起來說反話,分外顯眼。我同學拉拉我的手,小聲說:別鑽牛角尖,會吃虧的!

    教授剛開始還能平靜,極有風度地說:說說你的理由。

    我說我有三個觀點和理由:

    第一,孔子不識時務,盡幹些不合適宜的事。

    那個時代,各諸侯國實力大增、野心膨脹,大家開始你殺我殺的,相互爭奪土地和人口、財富,戰禍已經蔓延。孔子如果是真是憂心天下,仁人愛物,他最應該做的是怎麽樣去消除戰爭,而不是抱殘守缺,拚力提倡已被各國拋棄不用的”仁”。想通過人的修身養性,達到道德的完善,從而消除戰爭,妄想以道德的力量說服勸誡某個君主放棄戰爭,真是一廂情願。

    對於天下大勢了如指掌,以及對世事的趨勢如何,應該是每一個時代所謂“智者”和“聖人”的基本功。孔子在個諸侯國連連受挫,磕磕碰碰卻仍不知退悔,實在是難當“智者”和“聖人”稱號。何況這是後來太平盛世的皇帝出於政治目的而給予的,這也說明他的學說不適合當時;孔子最多在個人道德和情操上堪稱“為人師表”,在當時的政治和文化領域不名一文。

    第二,孔子以及他的語錄《論語》中片麵提倡自我道德的完善,這很容易使人失去個性,失去創新意識,萬千人共一模子,缺乏血性、缺乏活力。

    孔子學說未流行的年代華夏帝國何其威武——黃帝敗三苗於三危、敗蚩尤,周向北驅戎狄,秦北築長城、東服百夷、南征百族開象郡,漢武北擊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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