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官員漲俸祿,其實也是一種投資手段。


    以前官員俸祿極低,低到部分官員一邊在朝廷任職,一邊還得擺攤替人寫信題字賺取基本生活費。


    就拿一名從九品通事舍人來舉例,以前一名從九品通事舍人,每月俸祿為五石大米,之後實施貨幣改革,按照一石大米一兩白銀的兌換比例,這名通事舍人的俸祿為每月五兩紋銀。


    這樣的俸祿,在糧價低廉的時期,或許還能讓其一家子保證溫飽,但如今北方生產能力才剛剛恢複,在京城這個物價居高不下的地界,五兩紋銀最多隻能購買三石大米。


    這樣的情況下,一家三口過日子還勉強,但大多數官員家裏,可不僅僅隻有三口人,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小孩還有可能不止一個,一家子七八口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個月三石(270斤)大米,家裏多幾張嘴的話,估計隻能喝粥了。


    而從九品還不算最少的,那些未入流(沒品級)的官員,一個月才三兩紋銀,甚至還比不上那些工廠的務工人員,至少大部分工廠不僅有基本工資,還有加班工資,甚至有些慷慨的老板,還能管上一頓飯。


    這些未入流的朝廷官員,每月的俸祿,真真隻夠養活一個三口之家.........


    後來,李鴻飛實施全國改革,官員的俸祿也有所增加,但由於李鴻飛更加注重軍隊,所以軍人們的俸祿增加較多(主要是撫恤金與戰時津貼),文官雖然也漲了一點,但卻十分有限。


    未入流的文官,從原本的月俸三兩紋銀,漲到了五兩,從九品通事舍人一類的,也隻有七兩紋銀,相當於每一品級,漲了二兩紋銀(商業部與科研部因為沒有實權,俸祿另算)。


    所以,史可法提出給朝廷官員漲俸祿,其實有點類似於後世的高薪養廉。


    隻有俸祿漲上去了,朝廷才有可能明令禁止這些官員的“兼職”行為。


    一來,官員迫於生計而“兼職”,朝廷臉上無光。


    二來,這其中難免會出現一些錢權交易。


    有些官員的字畫確實之前,而有些官員,或許是他身處的地位更值錢吧。


    對於這種明目張膽的受賄行為,隻有先解決了官員們的生計問題,朝廷才有資格命令禁止。


    “馬上就準備漲了,這幾天我們還在商議,打算將從九品官員俸祿直接提升至1000龍幣(十兩白銀),不出意外,很快就會提交國會討論了。五年時間,俸祿翻倍,加上如今物價有所迴落,再想往上漲那是不可能了。”吳浩說道。


    官員俸祿確實要漲,可也得有個極限,如今普通工人每月工資大約在350龍幣左右,而一名沒有品級的官員,俸祿卻達到了600龍幣,這已經是極限了。


    加上手工業越來越發達,土豆,紅薯等高產作物開始進入市場,各地物價有所迴落,官員們的俸祿,已經算是比較高的了,再漲,怕是要引發老百姓的不滿了。


    有了這麽高的俸祿,那些還打算以賣字畫為副業的官員,朝廷絕對會讓這些人,變成以賣字畫為主業。


    “國庫現有多少閑置資金?”李鴻飛忽然問道。


    聽到現在,李鴻飛算是明白了,恐怕吳浩是將所有能花錢的地方都算進去後,還剩下一大筆資金花不掉,否則吳浩也不會如此犯愁了。


    “此次發行龍幣,國庫總共收到了一億五千萬兩白銀,除掉還給華夏銀行的債務(當初的三千萬兩白銀貸款),以及國庫預留的儲備金,還剩一億兩白銀。”


    “這一億兩白銀,包括國防軍軍費,武器研究所經費,教育經費以及朝廷官員的俸祿,最終還有將近六千萬兩白銀花不出去。”吳浩感歎道。


    國庫的預留儲備金有兩千萬兩白銀足夠了,這在以前,那可是相當於國庫半年的稅收,有這筆錢在,什麽樣的意外,朝廷都能輕鬆應對。


    國防軍的軍費,之前財政困難時,財政部為了保證國防軍順利改革,硬是咬牙支付了將近一大半的軍費。


    剩餘的一小半,也就一千萬兩白銀左右,如今也是一並付清。


    教育部是大頭,吳浩調撥了足足三千五百萬兩白銀作為教育基金。


    曆經幾十年的戰亂之禍,如今大明人口總數僅為8000萬左右(算上收編的少數民族也才剛剛破億),六至十歲的適齡兒童,大約隻有800萬。


    就算寄宿學生占到了一半,每年教育部免費的金額,也不會超過七百萬兩白銀,吳浩等於是預留了足足五年的教育經費。


    而朝廷官員的俸祿則隻能算是蠅頭小利,地方官府的俸祿,一直都由地方財政負責,朝廷隻需下達詔令即可。


    吳浩拿出五百萬兩白銀,給京城官員發放俸祿完全夠了。


    所以最終算來算去,國庫還有六千萬兩白銀花不出去。


    “這還不止,上半年的稅收已經統計完畢,總計約為五千萬兩白銀,估計下個月就能陸續運抵京城。”史可法再次補充道。


    大明如今的各項稅收,皆為半年一次,然而受製於國土麵積的龐大,光是統計就得耗費兩三個月之久,等到將上半年的稅銀全部運抵京城,下半年的稅銀便已經開始征收了。


    不過這其中的複雜程序並不是關鍵,關鍵在於,要不了多久,國庫將再次補充進五千萬兩白銀。


    “我的天!再來兩次,國庫都得擴建了!”吳浩感慨道。


    錢多到國庫裝不下,也算是一大煩惱吧。


    “傳令下去,讓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州等地的稅銀,暫時不用運往京城了。”李鴻飛忽然說道。


    “是不運了,還是給他們免稅了?”吳浩沒聽明白。


    就算朝廷有錢,但也沒必要任性到免稅的程度吧!


    “李相肯定不是這意思,就算是免稅,也不可能單單隻有這幾個省份吧。”史可法看得比較通透。


    “自己先看看地圖。”李鴻飛並未解釋。


    “這些省份都是相連的,從南至北直接貫通了整個大明。”史可法似乎明白了什麽。


    “沒錯,如果修一條貫通南北的鐵路,還愁錢花不出去嗎?”李鴻飛笑著詢問道。


    北京至天津的鐵路早已成功運行,一眾朝廷官員,也看到了鐵路的便捷及其經濟效益。


    就在前段時間,還有商會代表請願,希望能以民間集資的形勢,修建跨省鐵路線。


    不過這種請願最終被駁迴,原因無他,鐵路不僅平時能作為民用,賺取大量金錢,更能在戰時作為必不可少的軍用設施,朝廷豈能將鐵路的經營權交由商會管理?


    如今李鴻飛重提鐵路修建,還是跨省鐵路,時機卻把握得剛剛好,朝廷現在有錢了,修一條完全由官府經營的鐵路,其阻力自然不會太大。


    “老李啊,你這下玩得有點大了吧。且不說別的,單修建跨省鐵路,橋梁技術就是一大難題,由北向南,一條黃河加一條長江,無論如何都繞不開,之前大家就討論過的,即使要建,也隻能分開建造啊!”吳浩說道。


    現在可不是花不花錢的問題了,而是以目前大明的造橋技術,還真無法在長江與黃河之上,建造一座能承載火車運行的橋梁。


    “不用造橋,我們用輪渡,火車渡黃河或者長江時,分成幾節依次乘蒸汽輪船過河,到對岸後再組裝就行了。”李鴻飛說道。


    這個思路,還是後世跨海大橋沒有出現前,火車渡海使用的方法。


    能承載上百噸蒸汽火車重量的輪船,一般木製輪船還真不行,隻有排水量超過千噸以上的鋼鐵輪船,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


    而恰巧,大明如今有幾家造船廠,已經能夠生產這種輪船了。


    隻要重新修改一下設計方案,即使不建造跨江大橋,也能保證蒸汽火車貫通南北。


    “這項工程,可堪比修築長城了,一旦完成,定能千古留名啊!”史可法感慨道。


    且不說這條鐵路的工程量絲毫不比萬裏長城差多少,單就它的經濟效益與戰略意義,同樣也絲毫不比萬裏長城差到哪裏去。


    有長城橫在北方,擋住外敵入侵的同時,極大的保住了北方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


    而鐵路橫貫南北,不僅能加速南北經濟流通,在戰爭時期,也能以最快的時間調集各省軍隊,無形之中加強了明朝的軍事力量。


    “幹了!我這就去統計這幾個省份上半年的稅收情況,並請專業人士做工程報價,多退少補,各省同時開工。史大人您也別拖遝,盡快督促國會通過議案,以保證在最短的時間內開工建造!”吳浩被這千古留名的功勞吸引,準備放手一搏了。


    “其實工程報價我早就讓人做了初步統計,財政部準備兩千五百萬兩白銀應該差不多了,待會兒我會將報價資料給你。”李鴻飛對吳浩說道。


    修建一條橫跨南北的鐵路,一直是李鴻飛的心願,哪能不提前做準備。


    當初北京至天津的那條鐵路,全長125公裏,總造價為160萬兩白銀。


    當然,這其中拆遷款以及人工費導致了造價有些離譜,誰讓這兩地屬於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又是整個大明的政治中心,地價與人工費用都要比其他城市高出不少。


    如果按照李鴻飛方才提出的路線修築鐵路,其成本應該能控製在一公裏一萬兩白銀這個水平。


    從北京到廣東深圳,全長約2300公裏左右,朝廷準備2500萬兩白銀應該能完成這條鐵路線的修築。


    “才這麽點錢?國庫可是有六千萬兩白銀啊!不對........加上即將入庫的稅收,哪怕修了這條鐵路,還剩將近八千五百萬兩白銀還沒花出去呢!”吳浩這會兒迴過神了。


    他可是在犯愁怎麽花錢,如今就算修了一條橫跨南北的鐵路,也才用掉了五分之一。


    其實吳浩還有一筆賬沒算,那便是修建鐵路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修個三五年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這樣算下來,每年的花費,也不過五六百萬兩白銀而已。


    “不行就多修兩條唄,把鐵路修到遼東去,順便再修一條連通東西的鐵路。”史可法提議道。


    “打住!你以為我不想?修鐵路是需要大量人工的,你們算過整個東北地區,如今有多少人口嗎?至於連通東西的鐵路,西部地勢偏高,其修建難度絕非你我能想象得到的,還是務實一點,將這條貫穿南北的鐵路先弄出來,累積一點經驗再說吧。”李鴻飛毫不留情地打斷道。


    他不是不想修,而是受製於人口與技術約束。


    以遼東地區目前的形勢,其實是最應該修建鐵路的地段。


    然而如今的東三省可謂是地廣人稀,哪來的勞動力修築鐵路?


    至於連通東西的鐵路線就更不必說了,西部地區多崇山峻嶺,鑿涵洞,架高架橋,哪怕在二十世紀初期,也是一個不小的技術難度,如今的大明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真要嫌錢沒地方花,可以在各省範圍內修橋鋪路,通渠引水,治理河堤,這些工程雖然不大,但全國範圍內實施,國庫就算有再多儲備,也是經不起消耗的。”李鴻飛指明了一條道路。


    這些小工程雖然看似不會給大明帶來多少實惠(財政部想要做的是投資,而不是公益事業),但卻是凝聚民心的一大善舉。


    而且修橋鋪路並不需要占用太多勞動力,當地老百姓完全可以在農閑之餘,通過打零工,賺取生活補貼。


    從長遠來看,既造福了百姓,還讓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更高。


    老百姓手上有了餘錢,消費水平自然會有所提升,整個大明的經濟也會步入良性增長。


    最關鍵的是,以大明目前的交通狀況,這些瑣碎的工程,真要堅持下去,少說也得做個四五十年,到時候吳浩也不會騷包到,抱怨有錢沒地方花了。


    “沒想到還有這麽一個花錢的無底洞,是我太過樂觀,有些得意忘形了。”聽完李鴻飛的講述,吳浩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


    一個國家的國庫,永遠不會充盈,隻是有時候,掌管國家的決策者們,為了顧及某一方麵,從而選擇性地忽略了其它方麵。


    比如為了發展軍事,從而忽略公益事業。


    為了發展經濟,從而忽略環境的惡化。


    ..........


    “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才是治國之根本啊!”史可法也感歎道。


    國庫擁有再多錢財,如果隻知投資獲利,而不懂還利於民,造福百姓,這與那些貪官汙吏又有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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