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楊一清等也沒想到，時隔不久，傳來的竟是陽明客死南安的消息。他們心頭的滋味是複雜的，既有如釋重負的輕快，也有隨之而來的空虛。桂萼說，我要參他擅離職守、江西軍功濫冒。楊一清說，即使他還活著，我也要說服聖上查禁他的新學。若不查禁，大明江山非亡在這些異端邪說上不可。他們提議開會，清洗之。
其實，他們倒王的真正動力在於與張璁的矛盾。張援陽明入閣，以分楊、桂之勢;楊、桂便來個先剪除新患再去舊病，唆使錦衣衛聶能遷奏陽明用金銀百萬通過黃綰送給了張璁，張璁才推薦陽明去兩廣。張璁、黃綰也不吃素，起而抗擊。結果是聶能遷在錦衣衛的監獄活活被打死。皇帝也沒別的高招，便用掛起來的老辦法。按說應該頒發恩蔭贈諡諸典禮，現在卻什麽也沒有。嘉靖忘了他當初為了讓陽明去兩廣，說了那些誇獎陽明的話--魯迅說流氓的特徵就是沒標準。皇帝一沒標準，大臣就更沒標準了--宮廷成了唱大戲的舞台，後來他們之間互有勝負的鬥了幾個迴合，忽而張、桂去職;忽而一清落馬。反正一天也不能閑著。
陽明的沉浮，從一開始，真正的導演就是上層的這種權力鬥爭。平定江西後，張、楊同具揭帖，桂個人單具揭帖一致反對陽明入閣。陽明赴廣西，楊與桂謀，他勢必成功迴京，張璁、黃綰還得推薦他入閣。於是讓他巡撫兩廣，把他鉚死在那裏。有時加官是帶鎖。黃綰、方獻夫等王門學生的存在也是他們必打掉陽明的動力。一查禁王學，他們就在皇帝麵前成了偽學之士。否了陽明的事功，才能否了他的學說，否了他的學說，才能掃除列於宮廷的這些張狂的傢夥。
嘉靖八年春二月，嘉靖郊遊，桂萼密上揭帖，揭帖的內容還是那一套，什麽擅離職守，事不師古，言不稱師，立異為高，非議朱子，偽造朱子晚年定論，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悖謬彌甚。但平叛捕盜，功有足錄。宜追奪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
喜不常居而怒則到底的嘉靖大老官，大怒，將桂萼等人奏本下轉各部，命廷臣會議該定何罪。此時黃綰等陽明的學生被排擠到南京或說不上話，望風承旨的眾臣自然以皇帝和閣臣的意見為意見，最後的結果就是：奪伯爵，禁邪說。事實上等於想將陽明的事功、學說都一掃光。
孫中山死後有副對聯，大意是：舉國哀痛，舉國憤恨，若分清哀痛和憤恨是些什麽人，便愈見先生偉大; 畢生功業，畢生學說，若分功業與學說是兩件事，便非我黨精神。
庶幾可移贈陽明乎?
2. 悟透之後須物化
陽明走的問心無愧，他已經將各種問題都處理停當，暫時不會有任何變亂發生。他覺得自己的一係列措施夷夏交和，公私兩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義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長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有治法而無治人，則百姓倒黴，國家生事，他們風光而已。隻要有良知就能判斷誰是人才誰是庸才，他們的良知哪裏去了呢?怎麽才能給予他們良知呢?
陽明想除了普及我的學說別無良策。他又報病給山陰的學生寫了信。對龍山中天閣的講會能堅持下來表示欣慰。他大概預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這種有組織的講會了。一種思想不是它一產生，隻要正確就能光照人間，還必須靠學生去廣泛傳播，必須有穩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於天下。悟透之後須物化。他能運用的方式就是講學、辦書院，改造舊書院。別看他嘴上說他的學說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但他還是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遺餘力講學、辦學。《明史》卷231載：在王陽明的帶動下，正德、嘉靖之際，“縉紳之士、遺佚諸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連淡泊的湛甘泉還走到哪裏都大建書院以祀他的老師陳獻章呢，他當然是為了擴大江門之學的影響，以補救白沙學門孤行獨詣、其傳不遠的遺憾。這也表明建書院已成“形勢”。
客觀的說，起腳於弘治年間的陽明是趕上了開發搞活的年頭，弘治廣開言路，正德不管，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全國的社會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點多元共生的空間和張力。純粹隱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會成為終南捷徑，反而會湮沒不聞。然而連孔子都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講學、講會、書院是社會行為，不在官僚體製內運轉，就其本質而言是可以不依賴權力係統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來，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發展壯大的。盡管有權能夠營造良好的外部條件，但那是量的問題，不決定事情的本質。王學的流行不靠科舉考試等權力渠道，而是靠祖國各地的學生，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學生。但能保持學魂與否不看官大小，而看其學的深淺精粗。
陽明的貼身大弟子，王艮是個不識字的灶丁，不可能參加科舉走仕途，但他的泰州學派是推行陽明學最有力氣的一支。錢德洪、王畿雖都當了幾天小官，但他倆私語：當今之世豈是你我出仕時!遂很快退出官場，以在野的身份講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學，而且無一日不講學，週遊著講。一邊當官一邊講學的，當了官又退出來專門講學的更多，如劉君亮、聶文蔚、何廷仁、黃宏綱、鄒守益、羅洪先、歐陽德、程文德，他們在廣建書院和長期書院講學的實踐中，成為陽明學派的支派領袖，他們在政治、學術上的地位和影響，使陽明學以書院為中心向全社會推進。
有明一代的書院約有1200餘所，大多興起於正德至萬曆年間，其中最著名的是稽山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東林書院。稽山書院是陽明創建的“母雞工廠”，明中晚期霍霍有名的學派領袖多從此“黃埔”出身。陽明在江西時有意大力將白鹿洞改造成講心學的基地。陽明赴龍場時，路過長沙，在嶽麓書院住過，後來陽明的弟子季本將嶽麓改造為陽明學為主導學術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為長沙知府的季本，不顧剛剛頒布的禁毀書院令，大力修復嶽麓書院，並親自登壇開掘講官方正在禁毀的陽明學，爾後不斷有王門高足主教嶽麓。東林書院以反王學末流、恢復朱子學為號召的，這證明了王學的影響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們實際上推動了真王學的進步革新，日本學者就認為是挽救了王學。這是中國異端發展主流這一通則的又一次顯現。而且誠如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所說的：“東林言是非、好惡，其實即陽明良知、立誠、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環境既變，意趣自別;激於事變，遂成異彩。若推究根柢，則東林氣節，與王門良知，實本一途。東林所以挽王學末流之蔽，而亦頗得王學初義之精。”大哉斯言!
嘉靖十一年，大學士方獻夫為抗議桂萼學的禁毀，公然在京城聯合學派同仁「多是翰林、科道官員」40餘人，定期宣講陽明學，聚會的地點為慶壽山房。十二年，歐陽德、季本等在南京大會同誌，講會地點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國子監，使陽明學呈現繼興氣象。除了前麵提到的王門書院，爾後的書院、精舍、祠堂真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及全中國，較早的如十三年在衢州「今金華市附近」的講社，分為龍遊會、水南會、蘭西會，是王門各種講會的先聲;貴陽的王公祠。十四年，九華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精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莊。山陰的新建伯祠、龍山的陽明祠、南昌的仰止祠、廬陵「今吉安」的報功祠都是紀念堂、講會地。秀水文湖的書院、永康壽岩的書院，還有混元書院「青田」、虎溪精舍「辰州」、雲興書院「萬安」、明經書院「在韶關」、嘉議書院「在溧陽，刻印了陽明的《山東甲子鄉試錄》」、新泉精舍「在南京大同樓」。建祠堂的還有龍場、贛州鬱孤山「在鬱孤台前」、南安、信豐、南康、安遠、瑞金、崇義、琅鋣山。爾後再傳弟子建的書院，有名的是耿定向、羅汝芳在宣城建的誌學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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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們倒王的真正動力在於與張璁的矛盾。張援陽明入閣，以分楊、桂之勢;楊、桂便來個先剪除新患再去舊病，唆使錦衣衛聶能遷奏陽明用金銀百萬通過黃綰送給了張璁，張璁才推薦陽明去兩廣。張璁、黃綰也不吃素，起而抗擊。結果是聶能遷在錦衣衛的監獄活活被打死。皇帝也沒別的高招，便用掛起來的老辦法。按說應該頒發恩蔭贈諡諸典禮，現在卻什麽也沒有。嘉靖忘了他當初為了讓陽明去兩廣，說了那些誇獎陽明的話--魯迅說流氓的特徵就是沒標準。皇帝一沒標準，大臣就更沒標準了--宮廷成了唱大戲的舞台，後來他們之間互有勝負的鬥了幾個迴合，忽而張、桂去職;忽而一清落馬。反正一天也不能閑著。
陽明的沉浮，從一開始，真正的導演就是上層的這種權力鬥爭。平定江西後，張、楊同具揭帖，桂個人單具揭帖一致反對陽明入閣。陽明赴廣西，楊與桂謀，他勢必成功迴京，張璁、黃綰還得推薦他入閣。於是讓他巡撫兩廣，把他鉚死在那裏。有時加官是帶鎖。黃綰、方獻夫等王門學生的存在也是他們必打掉陽明的動力。一查禁王學，他們就在皇帝麵前成了偽學之士。否了陽明的事功，才能否了他的學說，否了他的學說，才能掃除列於宮廷的這些張狂的傢夥。
嘉靖八年春二月，嘉靖郊遊，桂萼密上揭帖，揭帖的內容還是那一套，什麽擅離職守，事不師古，言不稱師，立異為高，非議朱子，偽造朱子晚年定論，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悖謬彌甚。但平叛捕盜，功有足錄。宜追奪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
喜不常居而怒則到底的嘉靖大老官，大怒，將桂萼等人奏本下轉各部，命廷臣會議該定何罪。此時黃綰等陽明的學生被排擠到南京或說不上話，望風承旨的眾臣自然以皇帝和閣臣的意見為意見，最後的結果就是：奪伯爵，禁邪說。事實上等於想將陽明的事功、學說都一掃光。
孫中山死後有副對聯，大意是：舉國哀痛，舉國憤恨，若分清哀痛和憤恨是些什麽人，便愈見先生偉大; 畢生功業，畢生學說，若分功業與學說是兩件事，便非我黨精神。
庶幾可移贈陽明乎?
2. 悟透之後須物化
陽明走的問心無愧，他已經將各種問題都處理停當，暫時不會有任何變亂發生。他覺得自己的一係列措施夷夏交和，公私兩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義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長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有治法而無治人，則百姓倒黴，國家生事，他們風光而已。隻要有良知就能判斷誰是人才誰是庸才，他們的良知哪裏去了呢?怎麽才能給予他們良知呢?
陽明想除了普及我的學說別無良策。他又報病給山陰的學生寫了信。對龍山中天閣的講會能堅持下來表示欣慰。他大概預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這種有組織的講會了。一種思想不是它一產生，隻要正確就能光照人間，還必須靠學生去廣泛傳播，必須有穩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於天下。悟透之後須物化。他能運用的方式就是講學、辦書院，改造舊書院。別看他嘴上說他的學說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但他還是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遺餘力講學、辦學。《明史》卷231載：在王陽明的帶動下，正德、嘉靖之際，“縉紳之士、遺佚諸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連淡泊的湛甘泉還走到哪裏都大建書院以祀他的老師陳獻章呢，他當然是為了擴大江門之學的影響，以補救白沙學門孤行獨詣、其傳不遠的遺憾。這也表明建書院已成“形勢”。
客觀的說，起腳於弘治年間的陽明是趕上了開發搞活的年頭，弘治廣開言路，正德不管，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全國的社會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點多元共生的空間和張力。純粹隱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會成為終南捷徑，反而會湮沒不聞。然而連孔子都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講學、講會、書院是社會行為，不在官僚體製內運轉，就其本質而言是可以不依賴權力係統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來，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發展壯大的。盡管有權能夠營造良好的外部條件，但那是量的問題，不決定事情的本質。王學的流行不靠科舉考試等權力渠道，而是靠祖國各地的學生，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學生。但能保持學魂與否不看官大小，而看其學的深淺精粗。
陽明的貼身大弟子，王艮是個不識字的灶丁，不可能參加科舉走仕途，但他的泰州學派是推行陽明學最有力氣的一支。錢德洪、王畿雖都當了幾天小官，但他倆私語：當今之世豈是你我出仕時!遂很快退出官場，以在野的身份講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學，而且無一日不講學，週遊著講。一邊當官一邊講學的，當了官又退出來專門講學的更多，如劉君亮、聶文蔚、何廷仁、黃宏綱、鄒守益、羅洪先、歐陽德、程文德，他們在廣建書院和長期書院講學的實踐中，成為陽明學派的支派領袖，他們在政治、學術上的地位和影響，使陽明學以書院為中心向全社會推進。
有明一代的書院約有1200餘所，大多興起於正德至萬曆年間，其中最著名的是稽山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東林書院。稽山書院是陽明創建的“母雞工廠”，明中晚期霍霍有名的學派領袖多從此“黃埔”出身。陽明在江西時有意大力將白鹿洞改造成講心學的基地。陽明赴龍場時，路過長沙，在嶽麓書院住過，後來陽明的弟子季本將嶽麓改造為陽明學為主導學術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為長沙知府的季本，不顧剛剛頒布的禁毀書院令，大力修復嶽麓書院，並親自登壇開掘講官方正在禁毀的陽明學，爾後不斷有王門高足主教嶽麓。東林書院以反王學末流、恢復朱子學為號召的，這證明了王學的影響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們實際上推動了真王學的進步革新，日本學者就認為是挽救了王學。這是中國異端發展主流這一通則的又一次顯現。而且誠如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所說的：“東林言是非、好惡，其實即陽明良知、立誠、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環境既變，意趣自別;激於事變，遂成異彩。若推究根柢，則東林氣節，與王門良知，實本一途。東林所以挽王學末流之蔽，而亦頗得王學初義之精。”大哉斯言!
嘉靖十一年，大學士方獻夫為抗議桂萼學的禁毀，公然在京城聯合學派同仁「多是翰林、科道官員」40餘人，定期宣講陽明學，聚會的地點為慶壽山房。十二年，歐陽德、季本等在南京大會同誌，講會地點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國子監，使陽明學呈現繼興氣象。除了前麵提到的王門書院，爾後的書院、精舍、祠堂真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及全中國，較早的如十三年在衢州「今金華市附近」的講社，分為龍遊會、水南會、蘭西會，是王門各種講會的先聲;貴陽的王公祠。十四年，九華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精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莊。山陰的新建伯祠、龍山的陽明祠、南昌的仰止祠、廬陵「今吉安」的報功祠都是紀念堂、講會地。秀水文湖的書院、永康壽岩的書院，還有混元書院「青田」、虎溪精舍「辰州」、雲興書院「萬安」、明經書院「在韶關」、嘉議書院「在溧陽，刻印了陽明的《山東甲子鄉試錄》」、新泉精舍「在南京大同樓」。建祠堂的還有龍場、贛州鬱孤山「在鬱孤台前」、南安、信豐、南康、安遠、瑞金、崇義、琅鋣山。爾後再傳弟子建的書院，有名的是耿定向、羅汝芳在宣城建的誌學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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