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講會更是不可數計。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嶽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還有泰州的心齋講堂……
誠如顧炎武所說：“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弼」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陽明」之良知矣”「《日知錄》卷18」。明人王世貞說：“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自嘉靖、隆慶年間以後，幾乎沒有篤信程朱的了。上至達觀貴人，下至工商市井，競相講學陽明學。他要取代朱子的少年心願變成了現實，他要成聖的誌向也變成了現實。他真不朽了。
明代發生過四次全國性的禁毀書院事件，前三次都是針對心學的。嘉靖十六年為打擊陽明的邪學;嘉靖十七年，嚴嵩反對自由講學，藉口書院耗財擾民而毀天下書院;萬曆七年，張居正主要為打擊泰州學派等王學的支派而禁毀天下書院。第四次是天啟五年，魏宗賢為打擊東林而禁毀天下書院。
然而每次禁毀差不多都是一次推動，明代已不同於以往，已有了“社會”，已非隻有官方之國家。在野的力量已成為相當可觀的自主集團。王學的流傳主要在社會。以王學異端的姿態發展了王學精義的東林，則起於山林，講於書院，堅持於牢獄。並能贏得全社會的同情，也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東林領袖肯定陽明之學是聖人之學，但認為陽明之教不是聖人之教。肯定陽明，否定王門後學。因為王門後學既無陽明萬死一生的實際體驗，又無陽明的天才，故失去孔子之真精神。他們也有認為陽明起腳於道士的養生，格竹子路子就不對，爾後也沒往對裏走，在龍場悟得的也是他的老主意，以後就以“格物在致知”來對抗朱子的“致知在格物”;就算是格物在致知，也應該在致善，而不該滑到無善無惡上去，一旦以無善無惡為教，就勢必導致天理滅絕，隻變成了養神。再說王學末流的討厭程度與東林末流的討厭程度都出後人的意料。明代人的氣質是很有共性的，有人稱之為戾氣，庶幾近之矣。在粗枝大葉的外國人看來，什麽理學、心學;東林、閹黨都是東方學。
陽明獲得官方的最後、最高的認可，到了萬曆十二年，由毫無心學氣質的古板宰相申時行提議將兩路心學大師陳獻章、王陽明入祀孔廟。起因在於萬曆皇帝覺得陽明學與朱子學“將毋同”--“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嚐因此廢彼。”老申的論證很簡明，先排除說他們是偽學、伯術的胡說--“原未知守仁，不足申辯”，再說立門戶，他說宋儒主敬主仁也都是立門戶，陽明的致知出於《大學》，良知出於《孟子》，不能單責備陽明立門戶。第三是所謂心學是禪宗的問題，他說必外倫理、遺世務才是禪，而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再說怕崇王則廢朱也是不對的，朱子學當年不因陸九淵而廢，今天會因王而廢了嗎?他以上的論證都是相當常識而平庸的，最後他說出了崇王的必要性：“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覽洽聞而以為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痼，久矣!”讓陽明入祀孔廟，就可以讓世人明白儒學之有用，實學之自得，大大有功於聖化。還是因為推崇王學有實用價值。這也從一個側麵看出王學的確是能滿足時代需要的好東西。因為老申沒有為王門豎旗杆的義務。他倒有點我大明入祀孔廟的隻有一個薛 ，不足以顯示文運之盛，這樣虛榮心。--至少是在利用皇帝的虛榮心。
萬曆皇帝曰“可”。於是，陽明從形式上也成為他一向為之奮鬥的聖人。入祀了孔廟就算正式的聖人了。
《春明夢餘錄》卷21講將王、陳，還有胡居仁從祀孔廟時，迴顧了當初朝野對陽明的審查、批判。當時有人覺得賞陽明個伯爵隻是一時之典，但讓他入孔廟是萬世之典，斷斷使不得。重溫了當年嘉靖對陽明的嚴厲申飭：放言自肆，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都察院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然後，又點明為什麽當時嚴厲申飭，今日「即申提議時」入祀，卻無一人言及，因為良知之說盛行了也。這也是申時行說王學有用的緣由。
自然入祀之後還是可以再踢出來的。這種人工的紀念碑不如心頭的紀念碑長久。
3.巨星隕落
陽明不知道身後的這些時毀時榮的麻煩事了。人都隻能活在現實的感覺中，活著時的小事也是大事，死後大事也成了小事。
他給皇帝上了乞骸骨的奏疏之後，就慢慢地往老家走，他還想在韶關一帶等待皇帝的命令，但他在南寧就添了水泄，日夜不停，兩腳因長瘡而不能站立，致命的是肺病，他年輕時臉色就是綠的，思田之行，雖不費心卻費力，關鍵是水土氣候成了催命鬼。後人研究他可能是肺癌。
他坐船沿水路往迴繞。還是不斷地迴信，解答學生的修練心學的疑難，幫他們找那失之毫釐差之千裏的微妙之處。如聶豹問怎樣才算勿忘勿助?因為一著意便是助，一不著意便是忘。陽明的辦法是先破後立。問，你忘是忘個什麽，助是助個什麽?然後說我這裏隻說個必有事焉，而不說勿嗚勿助。若不去必有事上用功，隻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隻做得個沉守空寂，學成一個癡呆漢。事來，便不知所措。這是最可怕的學術誤人。
他在離開山陰之前，與周沖很深入的闡述了“致良知便是擇乎中庸的工夫，倏忽之間有過不及，即是不致良知。”關鍵看立心有差否，必須“正感正應”。有些意思隻要曉得便了，不能張皇說出來。生銅開鏡，乃是用私知鑿出。心法之要，就是執中。而且講得圓活周遍，到那耳順處，才能觸處洞然，周流無滯。不然則恐固執太早，未免有滯心。“以有滯之心而欲應無窮之變，能事皆當理乎?”工夫若不精明，就難免夾雜、支離，自己把自己攪糊塗。再好的意思一旦耽著，就僵化，就有病。如邵康節、陳獻章耽著於靜觀，卒成隱逸。向裏之學，亦須資於外。「吳昌碩保留的陽明與周沖的講學答問書，是陽明晚年化境的體現」。
幾乎可以說，後學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他都預料到了，也想對治之。但他象任何聖人一樣不是萬能的。現在他的大限已到，他坐船在灕江上航行，路過孤峰獨秀的伏波山時，對素有“伏波勝境”之稱的美境無大感受，他隻勉力進伏波廟去朝拜了一番，因為他十五歲時曾作夢夢見過這位對付少數民族而立功的西漢馬援將軍，他覺得這預示著他必定得來這蠻荒之地平定變亂，以了結這段宿命故事。他和他的學生都是很信命的。此時，他覺得眼前所見與四十年夢中所見一模一樣。
他還題詩兩首，說自己不能社會危機非常慚愧。而且“勝算從來歸廊廟”，不要談自己的貢獻;不用殺伐建立起的權威才是真正的權威，上古的感化原則才令人嚮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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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顧炎武所說：“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弼」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陽明」之良知矣”「《日知錄》卷18」。明人王世貞說：“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自嘉靖、隆慶年間以後，幾乎沒有篤信程朱的了。上至達觀貴人，下至工商市井，競相講學陽明學。他要取代朱子的少年心願變成了現實，他要成聖的誌向也變成了現實。他真不朽了。
明代發生過四次全國性的禁毀書院事件，前三次都是針對心學的。嘉靖十六年為打擊陽明的邪學;嘉靖十七年，嚴嵩反對自由講學，藉口書院耗財擾民而毀天下書院;萬曆七年，張居正主要為打擊泰州學派等王學的支派而禁毀天下書院。第四次是天啟五年，魏宗賢為打擊東林而禁毀天下書院。
然而每次禁毀差不多都是一次推動，明代已不同於以往，已有了“社會”，已非隻有官方之國家。在野的力量已成為相當可觀的自主集團。王學的流傳主要在社會。以王學異端的姿態發展了王學精義的東林，則起於山林，講於書院，堅持於牢獄。並能贏得全社會的同情，也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東林領袖肯定陽明之學是聖人之學，但認為陽明之教不是聖人之教。肯定陽明，否定王門後學。因為王門後學既無陽明萬死一生的實際體驗，又無陽明的天才，故失去孔子之真精神。他們也有認為陽明起腳於道士的養生，格竹子路子就不對，爾後也沒往對裏走，在龍場悟得的也是他的老主意，以後就以“格物在致知”來對抗朱子的“致知在格物”;就算是格物在致知，也應該在致善，而不該滑到無善無惡上去，一旦以無善無惡為教，就勢必導致天理滅絕，隻變成了養神。再說王學末流的討厭程度與東林末流的討厭程度都出後人的意料。明代人的氣質是很有共性的，有人稱之為戾氣，庶幾近之矣。在粗枝大葉的外國人看來，什麽理學、心學;東林、閹黨都是東方學。
陽明獲得官方的最後、最高的認可，到了萬曆十二年，由毫無心學氣質的古板宰相申時行提議將兩路心學大師陳獻章、王陽明入祀孔廟。起因在於萬曆皇帝覺得陽明學與朱子學“將毋同”--“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嚐因此廢彼。”老申的論證很簡明，先排除說他們是偽學、伯術的胡說--“原未知守仁，不足申辯”，再說立門戶，他說宋儒主敬主仁也都是立門戶，陽明的致知出於《大學》，良知出於《孟子》，不能單責備陽明立門戶。第三是所謂心學是禪宗的問題，他說必外倫理、遺世務才是禪，而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再說怕崇王則廢朱也是不對的，朱子學當年不因陸九淵而廢，今天會因王而廢了嗎?他以上的論證都是相當常識而平庸的，最後他說出了崇王的必要性：“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覽洽聞而以為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痼，久矣!”讓陽明入祀孔廟，就可以讓世人明白儒學之有用，實學之自得，大大有功於聖化。還是因為推崇王學有實用價值。這也從一個側麵看出王學的確是能滿足時代需要的好東西。因為老申沒有為王門豎旗杆的義務。他倒有點我大明入祀孔廟的隻有一個薛 ，不足以顯示文運之盛，這樣虛榮心。--至少是在利用皇帝的虛榮心。
萬曆皇帝曰“可”。於是，陽明從形式上也成為他一向為之奮鬥的聖人。入祀了孔廟就算正式的聖人了。
《春明夢餘錄》卷21講將王、陳，還有胡居仁從祀孔廟時，迴顧了當初朝野對陽明的審查、批判。當時有人覺得賞陽明個伯爵隻是一時之典，但讓他入孔廟是萬世之典，斷斷使不得。重溫了當年嘉靖對陽明的嚴厲申飭：放言自肆，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都察院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然後，又點明為什麽當時嚴厲申飭，今日「即申提議時」入祀，卻無一人言及，因為良知之說盛行了也。這也是申時行說王學有用的緣由。
自然入祀之後還是可以再踢出來的。這種人工的紀念碑不如心頭的紀念碑長久。
3.巨星隕落
陽明不知道身後的這些時毀時榮的麻煩事了。人都隻能活在現實的感覺中，活著時的小事也是大事，死後大事也成了小事。
他給皇帝上了乞骸骨的奏疏之後，就慢慢地往老家走，他還想在韶關一帶等待皇帝的命令，但他在南寧就添了水泄，日夜不停，兩腳因長瘡而不能站立，致命的是肺病，他年輕時臉色就是綠的，思田之行，雖不費心卻費力，關鍵是水土氣候成了催命鬼。後人研究他可能是肺癌。
他坐船沿水路往迴繞。還是不斷地迴信，解答學生的修練心學的疑難，幫他們找那失之毫釐差之千裏的微妙之處。如聶豹問怎樣才算勿忘勿助?因為一著意便是助，一不著意便是忘。陽明的辦法是先破後立。問，你忘是忘個什麽，助是助個什麽?然後說我這裏隻說個必有事焉，而不說勿嗚勿助。若不去必有事上用功，隻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隻做得個沉守空寂，學成一個癡呆漢。事來，便不知所措。這是最可怕的學術誤人。
他在離開山陰之前，與周沖很深入的闡述了“致良知便是擇乎中庸的工夫，倏忽之間有過不及，即是不致良知。”關鍵看立心有差否，必須“正感正應”。有些意思隻要曉得便了，不能張皇說出來。生銅開鏡，乃是用私知鑿出。心法之要，就是執中。而且講得圓活周遍，到那耳順處，才能觸處洞然，周流無滯。不然則恐固執太早，未免有滯心。“以有滯之心而欲應無窮之變，能事皆當理乎?”工夫若不精明，就難免夾雜、支離，自己把自己攪糊塗。再好的意思一旦耽著，就僵化，就有病。如邵康節、陳獻章耽著於靜觀，卒成隱逸。向裏之學，亦須資於外。「吳昌碩保留的陽明與周沖的講學答問書，是陽明晚年化境的體現」。
幾乎可以說，後學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他都預料到了，也想對治之。但他象任何聖人一樣不是萬能的。現在他的大限已到，他坐船在灕江上航行，路過孤峰獨秀的伏波山時，對素有“伏波勝境”之稱的美境無大感受，他隻勉力進伏波廟去朝拜了一番，因為他十五歲時曾作夢夢見過這位對付少數民族而立功的西漢馬援將軍，他覺得這預示著他必定得來這蠻荒之地平定變亂，以了結這段宿命故事。他和他的學生都是很信命的。此時，他覺得眼前所見與四十年夢中所見一模一樣。
他還題詩兩首，說自己不能社會危機非常慚愧。而且“勝算從來歸廊廟”，不要談自己的貢獻;不用殺伐建立起的權威才是真正的權威，上古的感化原則才令人嚮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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