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親自住蹕上杭，算是靠近前線指揮，命令假裝撤軍，揚言秋季等大軍來會剿。卻分兵三路，占據險要，於二月十九晦夜，全線突襲，各路並進，直搗象湖山，拿下了主要的隘口。這是軍事上常說的“出其不意”，造成敵人的相對劣勢，我變被動為主動。
對手畢竟是水平不高的民間武裝，他們以為官軍還會像往常一樣，受挫之後，或走或來召降。沒想到這次官軍勇敢又能耐了。他們想攀登到懸崖絕壁上去，沒想到上麵早有王布置的從小道上去的伏兵。上麵滾下圓木石頭，他們隻有四處逃奔，但依然邊跑邊打，官軍人數不是很多，但有“勢”，尤其是三股鼓譟穿插，遂喊聲遍山野。暴動部隊既離開了老巢又失去了地利，便大勢已去。
官軍乘勝追剿，攻破長富村、水竹、大重坑等四十三所據點，殺了暴亂首領詹師富、溫火燒等共七千餘人，把遍布在山中的“賊洞”都搗平了。用正史上的話說：這一次僅用了三個月，樟南數十年賊寇悉平。
陽明原先做了兩套準備：賊若據險相鬥，就學鄧艾破蜀--間道以出;賊若盤踞山洞不出，就學充國破羌--用小部隊困住他們。這個方案有陰有陽，萬無一失。廣東兵不走間道，打亂了部署，一度受挫，諸將灰心，請調大軍，他的獨特超人之處在於能透過一層，不肯自懈失機，親自督師，卒獲成功。
他出發前，在山陰，王思輿跟另一個朋友說：“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問：“何以知之?”答：“吾觸之不動矣。”--這個觸之不動，就是“心”有了定力，有了主意。果然如此。這個王思輿就是當年去拜訪他人未到而他已先知的那個拜訪者。
4.物質變精神
細看王陽明關於這一仗給皇帝上的五、六道上疏，真覺得這個人還有極瑣鄙的一麵。疏文長得要命，仔細得近乎糊塗，什麽打手、殺手的姓名，古裏古怪的賊名都一一開列，每一小戰繳獲的牛馬都計數上報。莫非怕皇帝不信?--自然朝中是有一批文官專門在哪兒挑剔勘驗，怕謊報軍功。事實上也是主要寫給他們看，因謊報軍功的太多，朝廷總是煞價--你報四千，他按二千算。這次對王也是如此，兵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嘉獎令，就讓他殺賊的數目少了一半。
最不可解的是說重複話，幾天之內寫幾萬字的公文，反覆請求給他專職專權，累不累?--沒工作時，身體不好，有了工作，身體就好了。不給權責，不幹不就得了麽，還何必像要飯似的去乞求效忠君國的工作機會。比皇帝還積極。救民水火的責任感並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恐怕是功名心，不願意一事無成。若不能成功，他就既難成聖也難成雄，而無權就什麽事也幹不成。然而貪則必敗，怯則無功。這中間有許多微妙的道道。不管怎麽說，他也是個勤於王事的典範。大明朝的官成千上萬，若都像他這樣，就出不了李自成，女真族也很難進關了。但是朝廷很有辦法，偏能不讓這種人得誌行道，象是偏要召喚李自成起來、女真族進來。
皇帝因他平樟南匪患之功，賞了他銀子二十兩、獎狀一張，升官一級。他又上疏謝恩，說不是我的功勞，是那些做具體工作人的功勞。盡管這點賞賜還不如皇帝一次賞給某個和尚、道士、優伶、太監的那個零頭呢。但朝廷還隻是先賞他一個人，別人經勘驗明白後再說。他並不是一個貪功冒賞的人，他一再聲明自己隻是盡了點催督之責。事實上差不多也是如此，他沒有像別的官僚那樣成為“梗阻”，能夠把底下的願望體現出來，把上頭的意誌貫徹下去，就是上上好官了。
王本人的確不在乎那點獎勵，但他要能夠行使賞罰的權力。這時他又要運用法家的理論了。道德教化解決不了燃眉之急。他接二連三地給皇帝上“賞不愈時，罰不後事”的常識課。用當代眼光看，那種體製真夠厲害的，能把每個人都弄得可憐兮兮的，像個要飯的叫花子。然而這正是自古“士不遇”悲歌的總帳。陽明的感慨何嚐少淺!現在，他來操作，不是空嘆了。
不過，大思想家即使談雞毛問題亦言近旨遠--隻要是他在談，而不是跟皇帝報殺人的帳單，就還可看，而且可以看出官軍無能到什麽程度。
他說近年來，嶺北一帶謝誌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遙為聲勢，等著匪散圍自解，而終不去決一死戰，原因蓋在於無賞罰以激勵人心。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免坐視之罰;應名追捕，聊為招撫之媒。南、贛之兵本有數千，然而卻不見敵就跑，不等打就敗。原因在於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罰。最後，他請求朝廷讓他用已練出來的這兩千兵便宜行事，不限期限，再給他提督軍務的全權，再借給他朝廷的旗牌，給他直接賞罰下屬的權力。他保證能取得比大軍會剿要省半費而加倍的功效。他等於向朝廷立了軍令狀：給了我令旗令牌，得以行大軍誅賞之法，便宜行事的自由，而兵不精、賊不滅，臣亦無以逃其死矣。
朝廷一幹文官反對這樣做，就一直拖著--低下辦事不利，皆由上邊形式主義養成的官僚主義，大明朝後來不得不亡也以此。
而搞“團練”這一套，陽明教會了曾國藩。成了國潰時期的救命稻草。
王陽明在民眾那裏獲得了肯定。在班師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頂禮的跪拜。迴師上杭，正趕上那裏久旱不雨，他就祁雨，還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麵歡唿，一麵覺得不滿足，讓他再求雨。他就又求，並向上天保證馬上班師，不再起刀兵。還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為他是神仙，說他的軍隊和求來的雨都是及時雨。他就作了篇《時雨堂記》--因為人們要把他求雨的那個台子叫做“時雨堂”。
他去時還為“瘡痍到處曾無補”而說氣話--還不如迴南京舊草堂過清燈苜蓿生涯。今天看見自己的“作品”了又高興得喜氣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農蓑下夕煙，人們又過上太平日子了。為了這場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詩。他是從心裏熱愛老百姓的。
為了讓百姓長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陽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後代不再當土匪，他熱情地響應了下層的請求--在樟南河頭地方建立一個平和縣。他將下級官員、民眾的一致要求轉達了之後，加以深度論證。他不像別的官員那樣成為“梗阻”反而成為變壓器，這就是民眾之福了。他一開始有這樣的顧慮：大軍過後繼以重役，百姓難以承受。他還實地考察了一番，詢問父老，眾口一辭，都盼望著建縣，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動奉獻木料和石頭，他們自發的來義務勞動，但不敢擅自蓋縣衙門。他們最怕的就是上邊不同意，應了毛澤東的判斷：人民群眾當中蘊藏著巨大積極性。好官能夠將這種積極性組織起來，讓他們發揮出來，而壞官則把他們壓製下去。王陽明“教導”皇帝：河頭形勢，係江西、福建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盪，但難保有餘黨不再嘯聚。過去，亂亂相承，皆因縣治不立。若於此地開設縣治，正可以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化為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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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畢竟是水平不高的民間武裝，他們以為官軍還會像往常一樣，受挫之後，或走或來召降。沒想到這次官軍勇敢又能耐了。他們想攀登到懸崖絕壁上去，沒想到上麵早有王布置的從小道上去的伏兵。上麵滾下圓木石頭，他們隻有四處逃奔，但依然邊跑邊打，官軍人數不是很多，但有“勢”，尤其是三股鼓譟穿插，遂喊聲遍山野。暴動部隊既離開了老巢又失去了地利，便大勢已去。
官軍乘勝追剿，攻破長富村、水竹、大重坑等四十三所據點，殺了暴亂首領詹師富、溫火燒等共七千餘人，把遍布在山中的“賊洞”都搗平了。用正史上的話說：這一次僅用了三個月，樟南數十年賊寇悉平。
陽明原先做了兩套準備：賊若據險相鬥，就學鄧艾破蜀--間道以出;賊若盤踞山洞不出，就學充國破羌--用小部隊困住他們。這個方案有陰有陽，萬無一失。廣東兵不走間道，打亂了部署，一度受挫，諸將灰心，請調大軍，他的獨特超人之處在於能透過一層，不肯自懈失機，親自督師，卒獲成功。
他出發前，在山陰，王思輿跟另一個朋友說：“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問：“何以知之?”答：“吾觸之不動矣。”--這個觸之不動，就是“心”有了定力，有了主意。果然如此。這個王思輿就是當年去拜訪他人未到而他已先知的那個拜訪者。
4.物質變精神
細看王陽明關於這一仗給皇帝上的五、六道上疏，真覺得這個人還有極瑣鄙的一麵。疏文長得要命，仔細得近乎糊塗，什麽打手、殺手的姓名，古裏古怪的賊名都一一開列，每一小戰繳獲的牛馬都計數上報。莫非怕皇帝不信?--自然朝中是有一批文官專門在哪兒挑剔勘驗，怕謊報軍功。事實上也是主要寫給他們看，因謊報軍功的太多，朝廷總是煞價--你報四千，他按二千算。這次對王也是如此，兵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嘉獎令，就讓他殺賊的數目少了一半。
最不可解的是說重複話，幾天之內寫幾萬字的公文，反覆請求給他專職專權，累不累?--沒工作時，身體不好，有了工作，身體就好了。不給權責，不幹不就得了麽，還何必像要飯似的去乞求效忠君國的工作機會。比皇帝還積極。救民水火的責任感並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恐怕是功名心，不願意一事無成。若不能成功，他就既難成聖也難成雄，而無權就什麽事也幹不成。然而貪則必敗，怯則無功。這中間有許多微妙的道道。不管怎麽說，他也是個勤於王事的典範。大明朝的官成千上萬，若都像他這樣，就出不了李自成，女真族也很難進關了。但是朝廷很有辦法，偏能不讓這種人得誌行道，象是偏要召喚李自成起來、女真族進來。
皇帝因他平樟南匪患之功，賞了他銀子二十兩、獎狀一張，升官一級。他又上疏謝恩，說不是我的功勞，是那些做具體工作人的功勞。盡管這點賞賜還不如皇帝一次賞給某個和尚、道士、優伶、太監的那個零頭呢。但朝廷還隻是先賞他一個人，別人經勘驗明白後再說。他並不是一個貪功冒賞的人，他一再聲明自己隻是盡了點催督之責。事實上差不多也是如此，他沒有像別的官僚那樣成為“梗阻”，能夠把底下的願望體現出來，把上頭的意誌貫徹下去，就是上上好官了。
王本人的確不在乎那點獎勵，但他要能夠行使賞罰的權力。這時他又要運用法家的理論了。道德教化解決不了燃眉之急。他接二連三地給皇帝上“賞不愈時，罰不後事”的常識課。用當代眼光看，那種體製真夠厲害的，能把每個人都弄得可憐兮兮的，像個要飯的叫花子。然而這正是自古“士不遇”悲歌的總帳。陽明的感慨何嚐少淺!現在，他來操作，不是空嘆了。
不過，大思想家即使談雞毛問題亦言近旨遠--隻要是他在談，而不是跟皇帝報殺人的帳單，就還可看，而且可以看出官軍無能到什麽程度。
他說近年來，嶺北一帶謝誌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遙為聲勢，等著匪散圍自解，而終不去決一死戰，原因蓋在於無賞罰以激勵人心。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免坐視之罰;應名追捕，聊為招撫之媒。南、贛之兵本有數千，然而卻不見敵就跑，不等打就敗。原因在於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罰。最後，他請求朝廷讓他用已練出來的這兩千兵便宜行事，不限期限，再給他提督軍務的全權，再借給他朝廷的旗牌，給他直接賞罰下屬的權力。他保證能取得比大軍會剿要省半費而加倍的功效。他等於向朝廷立了軍令狀：給了我令旗令牌，得以行大軍誅賞之法，便宜行事的自由，而兵不精、賊不滅，臣亦無以逃其死矣。
朝廷一幹文官反對這樣做，就一直拖著--低下辦事不利，皆由上邊形式主義養成的官僚主義，大明朝後來不得不亡也以此。
而搞“團練”這一套，陽明教會了曾國藩。成了國潰時期的救命稻草。
王陽明在民眾那裏獲得了肯定。在班師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頂禮的跪拜。迴師上杭，正趕上那裏久旱不雨，他就祁雨，還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麵歡唿，一麵覺得不滿足，讓他再求雨。他就又求，並向上天保證馬上班師，不再起刀兵。還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為他是神仙，說他的軍隊和求來的雨都是及時雨。他就作了篇《時雨堂記》--因為人們要把他求雨的那個台子叫做“時雨堂”。
他去時還為“瘡痍到處曾無補”而說氣話--還不如迴南京舊草堂過清燈苜蓿生涯。今天看見自己的“作品”了又高興得喜氣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農蓑下夕煙，人們又過上太平日子了。為了這場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詩。他是從心裏熱愛老百姓的。
為了讓百姓長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陽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後代不再當土匪，他熱情地響應了下層的請求--在樟南河頭地方建立一個平和縣。他將下級官員、民眾的一致要求轉達了之後，加以深度論證。他不像別的官員那樣成為“梗阻”反而成為變壓器，這就是民眾之福了。他一開始有這樣的顧慮：大軍過後繼以重役，百姓難以承受。他還實地考察了一番，詢問父老，眾口一辭，都盼望著建縣，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動奉獻木料和石頭，他們自發的來義務勞動，但不敢擅自蓋縣衙門。他們最怕的就是上邊不同意，應了毛澤東的判斷：人民群眾當中蘊藏著巨大積極性。好官能夠將這種積極性組織起來，讓他們發揮出來，而壞官則把他們壓製下去。王陽明“教導”皇帝：河頭形勢，係江西、福建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盪，但難保有餘黨不再嘯聚。過去，亂亂相承，皆因縣治不立。若於此地開設縣治，正可以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化為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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