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可以安置新撫「招降過來的」之民兩千餘口，更重要的是設立學校，通過教育永久問題。他提醒皇帝：“若失今不圖，眾心一散，不可以複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俯順民情，是他的基本指導思想。就像孟子和焦玉祿說的隻要老百姓說好，就是對的。現在，地圖上的自然也是有實體的平和縣就是這麽出現的。
另外，他還在橫水建立了崇義縣。規劃土地建築民房，鼓勵山民修建梯田，以解決山多田少的矛盾。還鑿山辟路，以通險阻，用擴大交通的辦法達到開化民俗的作用。他的這些舉措證明他是誠心讓百姓好起來，不是單單鎮壓了事。所以不能說他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因為他還是農民生活的建設手。
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這樣評說陽明：“當桶岡橫水用兵時，敵偵知其講學，不甚為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
反正每當他與民眾在一起時，他就感到一種充實的發自內心的喜悅，這是心學有平民性的“內證”，也是心學受下等華人擁護的原因，因為它有種人情味、人道主義精神。這就很了不起了。
更讓他高興的是徐愛在 上買了塊地，和幾位同學在等著他同去過臥龍躬耕壟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筆調寫到：新地收穫少，那麽收稅也少，咱們再學學釣魚，--但是我現在卻須向千山萬壑夜發奇兵。“百戰自知非舊學”，我多麽想跟你們在一起，然而，然而……然而，他雖然知道徐愛病了，也甚為關切，幾次寫信垂問。但他沒想到他的這位顏迴，不久即到了別一世界。
而薛侃、陸澄等學生這一年都中了進士。陽明卻說：“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不粘泥貼網，亦自主張不得。”就是希望他們有所依傍--不是加入官僚網，而是在精神上有寄託，別滑坡。他知道官場是個銷魂鬼窟，心誌不“老”很難不受其斫傷。他很惦念他們，不知道他們他經得起這種害人的進步的考驗不?現在，他顧不上管他們，唯有用過去的教育效果來安慰自己了--“想平時功夫，亦須有得力處耳。”
他給別的同學寫信時說，他們考上，我真正高興的是可以日後一起隱居田間了。他之所以這麽說，大約是因為不當幾天官就沒有經濟能力去隱居。
5.心中賊在製度中
他給他的學生楊仕德寫信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我來剷除鼠竊毛賊，沒什麽了不起的;你們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這才是大丈夫不世之偉業。”
他這兩句話本來是他慣用的“仿辭”表達式，後來--在新中國卻名聲大噪，成了他反動透頂的鐵證。其實他的本意隻是：讓我來平定民間暴動，是殺雞用宰牛刀;真正難辦的是掃蕩心中的邪惡。心中的邪惡之所以難除，是因為人們不以為那是賊。國事如此不振，人心如此不古，就是因為心中賊在做祟。他這話主要是針對那些把持朝政的奸惡之徒，自然也包括人人心中不可告人的毛病。本來人性是善良的，卻因賊的盤踞而變了態。這個心中賊是指所有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缺陷，能破除之就是孟子說的大丈夫。他這是在激勵學生去進行艱苦的思想改造，並不反動。人人都能剷除了心中賊，則人人都是聖賢，就迴到了羲皇上古、三代聖世。
相比之下，還真是屬“山中賊”易破，去破山中賊的那一套“管理體製”的問題難破。因為山中賊是民，製度中的賊官。官比民難纏多了。他參劾一批失事官員，也獎勵了一批官員。製度問題又大於官僚之間的主體間性。難辦的還有財政，打仗是打錢呢。他想辦法疏通鹽法，以保證軍餉。最最難的是，須得到上邊的支持。他兩次疏請旗牌，還是在特拔他的王瓊力排阻力，才暫時給了。並把巡撫改為提督，使他有了可以現場發揮的自主權。
尤可惱的是，害群之馬太監，見打仗就以為來了發財的機會，浙江鎮守太監畢真走內線，讓皇帝旁邊的太監說服皇帝派他去當剿匪部隊的監軍。這是明朝的慣例，就像國民黨派軍統特務管地方部隊一樣。自然，太監監軍並不從明朝始，但在明代是登峰造極了，也是明軍在對外族時作戰屢屢失利的原因。陽明那種最怕受羈絡的英才，若頂上一個外行婆婆，便須帶上鐐銬跳舞了。朝裏有人好做官，又是王瓊保護了他，王瓊說：“兵法最忌遙製，若是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的鎮守，斷乎不可!”但還得給太監一點麵子--若省城有警，南、贛軍隊必須救應。王瓊打了個太極拳，算圓了這個場。要無王尚書如此知人善任，而且不避嫌疑地一再再而三地扶持他，他再有心學功夫也營造不出順利的官場環境，從而即使是龍，也得變成蟲。而王瓊也知道他陽明成功也是兵部尚書的功勞，瓊也是個別有奇情的幹材，才能英雄相惜，他憤慨的說：“國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權柄，還將有誰可用?”
現在有了“勢”，就可以作法使術了。他先改造部隊編製，以提高快速反應能力。他當年下過正經功夫，那時的紙上談兵現在都可以“精神變物質”了。他說：“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眾之法，莫先於分數。”這是兵法實相，不像小說家言那麽渲染戰將的神功，真正的戰爭不是《三國演義》式的陣前苦鬥貔貅將、陣旁旁觀草木兵的那種兒戲。將領的作用是決定攻防計劃、組織部隊去完成這個計劃。
他的“治眾之法”就是強化等級之間的權力和責任，即所謂“分數”。他的新編製如下：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隊為哨，二哨為營;三營為陣，二陣為軍，軍有副將。副將以下，層層管製。現代的科層製管理方式也是如此。這樣做其實並無什麽新意，盡管《明史》陽明本傳中赫然錄入，並說是“更兵製”之舉。隻是將每個單位的數目做了調整。
《周禮》記載周代的兵製是：五人為伍，五伍為兩，遞進為卒、旅、師、軍。宋代的李綱則調整為伍、甲、隊、部等。陽明這樣改為了剿匪時分進合擊的便利。他說這樣做可以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這幾句話李綱也說過。就像他的十家牌法是古代裏甲製度的翻版一樣。。
編伍完畢，發放兵符。每五個人給一牌，上寫本伍二十五人的姓名，使之聯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留陽明的總部，叫隊符。相遞有哨符、營符。凡有行動，發符徵調，比號而行，以防奸弊。平時訓練， 戰時進退都集體行動--這是否是現代部隊編製的先聲?反正有效地改變了明朝地方部隊一盤散沙，死了跑了都沒人管的疲軟局麵。現在他可以治眾如治寡，綱舉目張了。
他有了權勢以後是否也就有了心中賊了呢?這要看他拿權力去做什麽。譬如眼下，是去殺人還是去救人。他還是根據他的理解去盡量做“搶救”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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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還在橫水建立了崇義縣。規劃土地建築民房，鼓勵山民修建梯田，以解決山多田少的矛盾。還鑿山辟路，以通險阻，用擴大交通的辦法達到開化民俗的作用。他的這些舉措證明他是誠心讓百姓好起來，不是單單鎮壓了事。所以不能說他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因為他還是農民生活的建設手。
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這樣評說陽明：“當桶岡橫水用兵時，敵偵知其講學，不甚為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
反正每當他與民眾在一起時，他就感到一種充實的發自內心的喜悅，這是心學有平民性的“內證”，也是心學受下等華人擁護的原因，因為它有種人情味、人道主義精神。這就很了不起了。
更讓他高興的是徐愛在 上買了塊地，和幾位同學在等著他同去過臥龍躬耕壟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筆調寫到：新地收穫少，那麽收稅也少，咱們再學學釣魚，--但是我現在卻須向千山萬壑夜發奇兵。“百戰自知非舊學”，我多麽想跟你們在一起，然而，然而……然而，他雖然知道徐愛病了，也甚為關切，幾次寫信垂問。但他沒想到他的這位顏迴，不久即到了別一世界。
而薛侃、陸澄等學生這一年都中了進士。陽明卻說：“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不粘泥貼網，亦自主張不得。”就是希望他們有所依傍--不是加入官僚網，而是在精神上有寄託，別滑坡。他知道官場是個銷魂鬼窟，心誌不“老”很難不受其斫傷。他很惦念他們，不知道他們他經得起這種害人的進步的考驗不?現在，他顧不上管他們，唯有用過去的教育效果來安慰自己了--“想平時功夫，亦須有得力處耳。”
他給別的同學寫信時說，他們考上，我真正高興的是可以日後一起隱居田間了。他之所以這麽說，大約是因為不當幾天官就沒有經濟能力去隱居。
5.心中賊在製度中
他給他的學生楊仕德寫信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我來剷除鼠竊毛賊，沒什麽了不起的;你們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這才是大丈夫不世之偉業。”
他這兩句話本來是他慣用的“仿辭”表達式，後來--在新中國卻名聲大噪，成了他反動透頂的鐵證。其實他的本意隻是：讓我來平定民間暴動，是殺雞用宰牛刀;真正難辦的是掃蕩心中的邪惡。心中的邪惡之所以難除，是因為人們不以為那是賊。國事如此不振，人心如此不古，就是因為心中賊在做祟。他這話主要是針對那些把持朝政的奸惡之徒，自然也包括人人心中不可告人的毛病。本來人性是善良的，卻因賊的盤踞而變了態。這個心中賊是指所有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缺陷，能破除之就是孟子說的大丈夫。他這是在激勵學生去進行艱苦的思想改造，並不反動。人人都能剷除了心中賊，則人人都是聖賢，就迴到了羲皇上古、三代聖世。
相比之下，還真是屬“山中賊”易破，去破山中賊的那一套“管理體製”的問題難破。因為山中賊是民，製度中的賊官。官比民難纏多了。他參劾一批失事官員，也獎勵了一批官員。製度問題又大於官僚之間的主體間性。難辦的還有財政，打仗是打錢呢。他想辦法疏通鹽法，以保證軍餉。最最難的是，須得到上邊的支持。他兩次疏請旗牌，還是在特拔他的王瓊力排阻力，才暫時給了。並把巡撫改為提督，使他有了可以現場發揮的自主權。
尤可惱的是，害群之馬太監，見打仗就以為來了發財的機會，浙江鎮守太監畢真走內線，讓皇帝旁邊的太監說服皇帝派他去當剿匪部隊的監軍。這是明朝的慣例，就像國民黨派軍統特務管地方部隊一樣。自然，太監監軍並不從明朝始，但在明代是登峰造極了，也是明軍在對外族時作戰屢屢失利的原因。陽明那種最怕受羈絡的英才，若頂上一個外行婆婆，便須帶上鐐銬跳舞了。朝裏有人好做官，又是王瓊保護了他，王瓊說：“兵法最忌遙製，若是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的鎮守，斷乎不可!”但還得給太監一點麵子--若省城有警，南、贛軍隊必須救應。王瓊打了個太極拳，算圓了這個場。要無王尚書如此知人善任，而且不避嫌疑地一再再而三地扶持他，他再有心學功夫也營造不出順利的官場環境，從而即使是龍，也得變成蟲。而王瓊也知道他陽明成功也是兵部尚書的功勞，瓊也是個別有奇情的幹材，才能英雄相惜，他憤慨的說：“國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權柄，還將有誰可用?”
現在有了“勢”，就可以作法使術了。他先改造部隊編製，以提高快速反應能力。他當年下過正經功夫，那時的紙上談兵現在都可以“精神變物質”了。他說：“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眾之法，莫先於分數。”這是兵法實相，不像小說家言那麽渲染戰將的神功，真正的戰爭不是《三國演義》式的陣前苦鬥貔貅將、陣旁旁觀草木兵的那種兒戲。將領的作用是決定攻防計劃、組織部隊去完成這個計劃。
他的“治眾之法”就是強化等級之間的權力和責任，即所謂“分數”。他的新編製如下：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隊為哨，二哨為營;三營為陣，二陣為軍，軍有副將。副將以下，層層管製。現代的科層製管理方式也是如此。這樣做其實並無什麽新意，盡管《明史》陽明本傳中赫然錄入，並說是“更兵製”之舉。隻是將每個單位的數目做了調整。
《周禮》記載周代的兵製是：五人為伍，五伍為兩，遞進為卒、旅、師、軍。宋代的李綱則調整為伍、甲、隊、部等。陽明這樣改為了剿匪時分進合擊的便利。他說這樣做可以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這幾句話李綱也說過。就像他的十家牌法是古代裏甲製度的翻版一樣。。
編伍完畢，發放兵符。每五個人給一牌，上寫本伍二十五人的姓名，使之聯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留陽明的總部，叫隊符。相遞有哨符、營符。凡有行動，發符徵調，比號而行，以防奸弊。平時訓練， 戰時進退都集體行動--這是否是現代部隊編製的先聲?反正有效地改變了明朝地方部隊一盤散沙，死了跑了都沒人管的疲軟局麵。現在他可以治眾如治寡，綱舉目張了。
他有了權勢以後是否也就有了心中賊了呢?這要看他拿權力去做什麽。譬如眼下，是去殺人還是去救人。他還是根據他的理解去盡量做“搶救”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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