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思路和方法也最適合其散步漫談式的教法。就像蘇格拉底適合在街頭漫談對話，而馬融，鄭玄隻能設帳授課一樣。陽明和蘇氏運用以及傳授的是智慧，而不是學究式的知識。教的是"大學"，而不是"小學"。
現存的《大學問》以及"教條示龍場諸生"是展現陽明在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想及教育思想的最好的展品了。
錢德烘說:"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全功，使知從入之路。"錢是王的早期學生，是王後來的助教，但現存的這篇《大學問》是錢在王最後的日子裏記下的。所以我們隻能略見其意即可，不能完全算作現在的思想結晶。
《大學》本是教國君成為君子的教材，它的想像中的學生是首先是國君。當然教國君的必然是至理真言，從而也當之無愧的是教所有人成為君子的教材，而且還是教士人"學為君師"的第一教材。言簡意賅，能把教學目的與修養方法"一言以畢之"，的確能見聖學全功。總而言之是"大人之學"。《大學》成為王學的"教典"幾乎是理所當然的。
陽明認為"大學之道"的核心性難題和機會在"親民"二字。別的都是主觀性的指標，能親民與否才是區分真偽的實踐性的標準。隻有在親民的過程中才能體現出你是否知行合了一，才能將三綱五常等"明德"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親民"所有的說教都會淪為滑舌利口的惡談。有了親民的境界，才會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心態，這樣才能"盡性"。"盡性"與"止於至善"不是兩張皮，而是一體化。而且既不能獨善也不能空談，必須在"親民"的過程中"實修"，開放性的"修"。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確門徑。
他為來龍場的秀才定的"教條"，完整的體現了這一大思路。第一條是"立誌"。因為倫理態度是一種準信仰的態度，信與不信關鍵看怎樣起信，起什麽樣的信。陽明從"親民"的路逕入:"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君子?"這樣便接通了與傳統倫理的地氣，也接通了人人性善這一古老的信念。---"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誌矣。"
第二條是"勤學"。陽明雖然反對記誦辭章，沉溺於訓詁註疏的"支離之學"，並不反對學習。就像我們按"按說"式自以為是的邏輯推斷，主張"悟"的陽明一定偏好伶俐之士，然而他卻"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一樣。為什麽?因為前者不容易"篤實"而後者才能真學實修。更關鍵的是這個學不是記問之學，而是大人之學;是學做君子，而不是學做"講師"[所謂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陽明又從來不提意義深遠卻無法操作的口號，總是保持著可感可信的說服力引誘力。他問同學們，你們當中是那些資質雖然超邁卻大言欺人，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以為是的人受好評;還是那些雖然資質魯鈍卻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誌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表裏一致的人受好評?
陽明的心學雖然是高揚"吾性自足"，但又絕對反對自是自高，力斥任何奮其私智的自了漢。這也是陽明與其後學的本質區別。也是陽明偉大而其有的後徒幾趨下流的原因之所在。高揚主體性的王一生與好高好名的習氣做不歇息的鬥爭。這是陽明能得道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遵守著一個"敬道而修德以副之"的框架。儒講擴充主體能力以進德而符合道;道講去私去欲以進德而符合道。前者用"加法"，後者用"減法"。在偉大的道體麵前必須卑以自牧則是其共同的"口徑"。
第三條是"改過"，第四條是"責善"。這四條都是倫理教條，是自我修養的係統工程。責善是要求同學之間互相幫助。這個特別講究方法的人要求學生要"善道忠告"，即不要痛詆極毀，激之為惡;更不能專罵別人以沽取正直的名聲。善道忠告的標準是"直而不至於犯，婉而不至於隱。"他提議"諸生責善，當自我始。"--這即是心學的感動法，也是心學家"赤身承當"的基本態度。心學的英雄主義的魅力正在於"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實行精神。
有這樣的人在主持一個偏遠小區的書院，是怎樣一幅圖景?在他已求之不得，幾乎算是冬去春來的可喜的轉機。而當時普天之下，能有幾個這樣的人?國家讓他這樣的人才來如此"有所作為"，真了不起!是大明朝的人才太多了呢?還是太少了呢?少到了凡掌權的皆是不知好歹的渾蛋呢?還是集權政治，特務政治不整貪的懶的專整能幹的呢?---這都不是關鍵，關鍵的問題還是"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做他們的狗要什麽有什麽，否則能這樣在天高宦官遠的地方"進修"還是造化了。
這一年的記年文還有一篇《龍場生答問》足見他此時的"態度"。學生問他為什麽總想著離開這裏?他說，我又病了，所以想走。學生說，是否因為過去貴現在賤，過去在朝內現在放於外?孔子也當過小吏呀。他說，不是這麽說。君子出仕為行道，不以道而仕者，是"竊"。我家有田產，沒必要為了療貧而當官。我到這裏來，是被譴送來的，不是來當官的。但我要是不當官，也不可能來到這裏。所以，我現在還算是"仕"，而不是"役"。"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我之想走，是因為"不得其職"，再委屈下去隻是"妾婦之順"，是悖道了。學生說，聖賢都離職而去，國君靠誰治理國家呢?而且賢人是但求有益於人無論幹大事小事都一樣的。陽明的迴答很悲涼無奈也無賴:我並不是什麽聖賢，所以你的要求不對頭。
7.徐愛
也許因為此時才恢復了"人"的內外況味，陽明深情地懷念起他的妻子來。因為標準的"封建意識"作怪，一部"完整"得令古人妒忌今人慶幸的王氏全集及其年譜，幾乎沒有他與其夫人的任何細節性資料。好象陽明是個真正的道學家，或康德式的終生未有夫妻生活的哲學怪人。這也不單是陽明弟子人性不完全帶來的缺失，任何古人給王氏作的傳也都不及於此。對"古人"而言這很正常。除非王的夫人有過殺了賊王擒了反叛的業績，或是在她的領導下王才做出了那些業績，才可能讓她在青史上站幾行。若王真怕老婆，那更不能寫她，因為須為賢者諱。蘇格拉底有個潑婦夫人不影響學生對他的尊重和後人對他的評價。但在中國不行。
因為沒有"直接證據"，我們也隻好"虛席以待"。好象王氏的家庭觀念隻有父親沒有妻子。這顯然是文字編碼的缺失，不是事實真相。即使有文字資料過往的歷史尚不可復原，更何況隻字也無?王陽明遂成了20世紀60，70年代的樣板戲中的主人公--單身著吧。現有王氏這樣的兩首詩(居夷詩中的《水濱洞》《山石》)，雖不是明顯的思婦詩，更不足見王夫人的"麵目"，但可見王的"兒女之情"。他看見"好鳥忽雙下"悠然起相思。還得與心頭的理作"思想鬥爭":"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寧無思。"這樣解釋倒證明差不多是思念妻子的話，下一句是更有男女相思的味道:"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遊子一詞，固然也用於相對父母而言的時候，但更多的用於男女相思之時。從全詩的總情緒看，沒有什麽道學氣氛，純是自然感情的流露。他把它們包裹的很見得了人---無時無刻不在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家"理"應如此。
</br>
現存的《大學問》以及"教條示龍場諸生"是展現陽明在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想及教育思想的最好的展品了。
錢德烘說:"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全功，使知從入之路。"錢是王的早期學生，是王後來的助教，但現存的這篇《大學問》是錢在王最後的日子裏記下的。所以我們隻能略見其意即可，不能完全算作現在的思想結晶。
《大學》本是教國君成為君子的教材，它的想像中的學生是首先是國君。當然教國君的必然是至理真言，從而也當之無愧的是教所有人成為君子的教材，而且還是教士人"學為君師"的第一教材。言簡意賅，能把教學目的與修養方法"一言以畢之"，的確能見聖學全功。總而言之是"大人之學"。《大學》成為王學的"教典"幾乎是理所當然的。
陽明認為"大學之道"的核心性難題和機會在"親民"二字。別的都是主觀性的指標，能親民與否才是區分真偽的實踐性的標準。隻有在親民的過程中才能體現出你是否知行合了一，才能將三綱五常等"明德"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親民"所有的說教都會淪為滑舌利口的惡談。有了親民的境界，才會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心態，這樣才能"盡性"。"盡性"與"止於至善"不是兩張皮，而是一體化。而且既不能獨善也不能空談，必須在"親民"的過程中"實修"，開放性的"修"。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確門徑。
他為來龍場的秀才定的"教條"，完整的體現了這一大思路。第一條是"立誌"。因為倫理態度是一種準信仰的態度，信與不信關鍵看怎樣起信，起什麽樣的信。陽明從"親民"的路逕入:"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君子?"這樣便接通了與傳統倫理的地氣，也接通了人人性善這一古老的信念。---"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誌矣。"
第二條是"勤學"。陽明雖然反對記誦辭章，沉溺於訓詁註疏的"支離之學"，並不反對學習。就像我們按"按說"式自以為是的邏輯推斷，主張"悟"的陽明一定偏好伶俐之士，然而他卻"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一樣。為什麽?因為前者不容易"篤實"而後者才能真學實修。更關鍵的是這個學不是記問之學，而是大人之學;是學做君子，而不是學做"講師"[所謂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陽明又從來不提意義深遠卻無法操作的口號，總是保持著可感可信的說服力引誘力。他問同學們，你們當中是那些資質雖然超邁卻大言欺人，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以為是的人受好評;還是那些雖然資質魯鈍卻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誌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表裏一致的人受好評?
陽明的心學雖然是高揚"吾性自足"，但又絕對反對自是自高，力斥任何奮其私智的自了漢。這也是陽明與其後學的本質區別。也是陽明偉大而其有的後徒幾趨下流的原因之所在。高揚主體性的王一生與好高好名的習氣做不歇息的鬥爭。這是陽明能得道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遵守著一個"敬道而修德以副之"的框架。儒講擴充主體能力以進德而符合道;道講去私去欲以進德而符合道。前者用"加法"，後者用"減法"。在偉大的道體麵前必須卑以自牧則是其共同的"口徑"。
第三條是"改過"，第四條是"責善"。這四條都是倫理教條，是自我修養的係統工程。責善是要求同學之間互相幫助。這個特別講究方法的人要求學生要"善道忠告"，即不要痛詆極毀，激之為惡;更不能專罵別人以沽取正直的名聲。善道忠告的標準是"直而不至於犯，婉而不至於隱。"他提議"諸生責善，當自我始。"--這即是心學的感動法，也是心學家"赤身承當"的基本態度。心學的英雄主義的魅力正在於"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實行精神。
有這樣的人在主持一個偏遠小區的書院，是怎樣一幅圖景?在他已求之不得，幾乎算是冬去春來的可喜的轉機。而當時普天之下，能有幾個這樣的人?國家讓他這樣的人才來如此"有所作為"，真了不起!是大明朝的人才太多了呢?還是太少了呢?少到了凡掌權的皆是不知好歹的渾蛋呢?還是集權政治，特務政治不整貪的懶的專整能幹的呢?---這都不是關鍵，關鍵的問題還是"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做他們的狗要什麽有什麽，否則能這樣在天高宦官遠的地方"進修"還是造化了。
這一年的記年文還有一篇《龍場生答問》足見他此時的"態度"。學生問他為什麽總想著離開這裏?他說，我又病了，所以想走。學生說，是否因為過去貴現在賤，過去在朝內現在放於外?孔子也當過小吏呀。他說，不是這麽說。君子出仕為行道，不以道而仕者，是"竊"。我家有田產，沒必要為了療貧而當官。我到這裏來，是被譴送來的，不是來當官的。但我要是不當官，也不可能來到這裏。所以，我現在還算是"仕"，而不是"役"。"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我之想走，是因為"不得其職"，再委屈下去隻是"妾婦之順"，是悖道了。學生說，聖賢都離職而去，國君靠誰治理國家呢?而且賢人是但求有益於人無論幹大事小事都一樣的。陽明的迴答很悲涼無奈也無賴:我並不是什麽聖賢，所以你的要求不對頭。
7.徐愛
也許因為此時才恢復了"人"的內外況味，陽明深情地懷念起他的妻子來。因為標準的"封建意識"作怪，一部"完整"得令古人妒忌今人慶幸的王氏全集及其年譜，幾乎沒有他與其夫人的任何細節性資料。好象陽明是個真正的道學家，或康德式的終生未有夫妻生活的哲學怪人。這也不單是陽明弟子人性不完全帶來的缺失，任何古人給王氏作的傳也都不及於此。對"古人"而言這很正常。除非王的夫人有過殺了賊王擒了反叛的業績，或是在她的領導下王才做出了那些業績，才可能讓她在青史上站幾行。若王真怕老婆，那更不能寫她，因為須為賢者諱。蘇格拉底有個潑婦夫人不影響學生對他的尊重和後人對他的評價。但在中國不行。
因為沒有"直接證據"，我們也隻好"虛席以待"。好象王氏的家庭觀念隻有父親沒有妻子。這顯然是文字編碼的缺失，不是事實真相。即使有文字資料過往的歷史尚不可復原，更何況隻字也無?王陽明遂成了20世紀60，70年代的樣板戲中的主人公--單身著吧。現有王氏這樣的兩首詩(居夷詩中的《水濱洞》《山石》)，雖不是明顯的思婦詩，更不足見王夫人的"麵目"，但可見王的"兒女之情"。他看見"好鳥忽雙下"悠然起相思。還得與心頭的理作"思想鬥爭":"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寧無思。"這樣解釋倒證明差不多是思念妻子的話，下一句是更有男女相思的味道:"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遊子一詞，固然也用於相對父母而言的時候，但更多的用於男女相思之時。從全詩的總情緒看，沒有什麽道學氣氛，純是自然感情的流露。他把它們包裹的很見得了人---無時無刻不在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家"理"應如此。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