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自己也不知道，眼下這種研究、參與又是重要的"進修"---為以後輕鬆的平定思田的武裝叛亂打下了知識基礎。
對他而言，將來的"行"，都起腳於現在的"知"。
6.龍岡書院
陽明幾乎是此地百年難遇的大儒了。有了這棵梧桐樹便引來鳳凰，有不遠百裏前來問業的莘莘學子。陽明也不失時機的普度眾生。龍岡書院成了此地的文化種子站。因有了陽明，"此地始知學"。所以當地人世代感謝他。他們更該感謝劉瑾的"下放政策"。對陽明是坎坷，對這方土地來說卻是福音。這種"倒插式"的流放一人，普教一方是中國特色的文化傳播方式，自古而然，至公元20世紀60年代為登峰造極。自然須是陽明這種本要普度眾生的真儒，並有極強的教主欲的人物，才會有這種普及教化的成績。這也是大一統領土國家在和平時期局部整合文化的一種不自覺的方式。
龍場現在不能說群賢畢至，但可以說百鳥來翔。當地的即附近州縣的生員有來的;陽明的老學生也有來的。有了他們，陽明的心情也大大好轉了。文化交流是人間世最美好最溫馨的一種情感生活。沒有它，人人都可能是孤苦的。就像沒有"敬"就沒有"愛"一樣，沒有文化的感情是低質量的感情。沒有交流的文化感情反而會鬱悶成"痞"。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又是群居動物，再天才英縱也不能旱地拔蔥。有時恰恰相反，越是天才越需要地氣。龍岡書院成了陽明的地氣接受站。
這真是歪打正著，不幸中的幸事。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自己到了這廢幽之地，反而避免了在朝中動輒得咎的麻煩。而且在這夷地能享受到原始的質樸的風土人情之美。最缺少得就是親情滿足與文化交流。現在有了學生，也就都過得去了。關鍵是"講習性所樂"，他熱衷此道。他與學生一起喝酒，到林中河邊散步，邊走邊談，寓教於樂。也在月下彈琴，當然，披卷講論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畢竟是書院而不是詩社或戲班子，盡管陽明並不主張死背章句，但也不能離開經書而直接"明心見性"。再說來問學的人情況不等，總的有個接手入門的功夫---陽明便把《大學》作為第一入門書。
他內心的想法是，上學孔子，與學生漫步漫談中隨時隨地的加以指點。至少也要達到朱熹陸九淵的書院水平。這是個心氣很高的設想。但陽明不鳴則已，鳴則驚人。不當庸碌的混世蟲。也不想當中等偏上的討巧的巧人。他想的不是如何趨同，而是如何與別人不同。"豈必鹿門棲，自得乃高踐。"這"自得"二字，算是他的標準了。
他此時的詩還真有了陶淵明的氣韻。什麽"日入山氣夕"之類不正是陶句麽?盡管他此時正在為五鬥米折腰，但他是外折內不折，他已經有了足夠的超越意識。他自己明說現在是"吏隱"而已。同時也正是"辦學"的好時機。也正因為他在"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的文化生活，文化工作中獲得了極大的樂趣，他才真可能從中領取"淡泊生道真"的境界。教學相長體現在同一文化場中的文化心態的養育更勝於書本知識的並進。
他在《諸生夜坐》詩中再次提到與學生一起騎馬，投壺，鳴琴，飲酒;晚上在一起神聊，清晨一起到林間散步繼續神聊。語句之間透露出極大的快樂。他覺得與孔子和學生在一起的味道差不多了。他尤其嚮往曾點說的暮春三月，在河裏洗了澡，迎風唱著歌往家裏走的瀟灑自由的活法。
他必定在學問上也能像孔子一樣壓住陣腳，能隨時迴答學生的各種問題，否則，他不敢採用這種開放式的教學方法。他將逼著自己不得不端出師道尊嚴的大架子來。不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也不敢走講堂一步，不敢離開照本宣科的教學方式。
他盡管講究"悟"，但他在學問上也是很下功夫的。身處邊地，當地無多少書可言，他也沒帶多少書來。他就像在獄中隻能精讀不能博覽一樣，以思帶學起來。反正他也不想做那種"支離學問"。雖然他此時並沒有提倡"六經注我"，但還是用"學得所悟。證諸《五經》"，來印證自己剛形成的思想，莫不吻合，因此開寫他的第一部"專著"---《五經臆說》。
他在《五經臆說序》中自述創作緣起:官方的或流行的注經解經的做法是求魚於魚網，求酒於酒糟。"我"是舍網來直接求魚的。但他也自知這種"意會法"難以盡合於先賢。他謙虛又無不自得的說，我這樣做隻是自舒胸臆，用來"娛情養性"而已。言外之意是，我根本就不想加入你們的主流規範，我拒絕你們那一套做法。
這部專著沒有完整的保存下來，後人無法完整準確地了解其底裏。據其大弟子錢德洪說，沒保存下來的原因是老師根本就不想讓世人知道它的內容。錢曾幾次想辦法見見此書，王都婉言謝絕。有一次，他老師還笑著說:"付秦火久矣。"直到王死後，錢從廢稿中發現了13條。據錢說其師是由於感到"先儒訓釋未盡"才作這部解經著作的。錢說用了19個月的時間，才最後完成。也就是說，從他悟道後開始寫，直到差不多離開龍場時才完成。陽明在自序中說用了7個月。居然有46卷，也不止五經，而是讀十部經書的心得。他學問最弱的是《禮》，僅有6卷的篇幅，在全書中比例不大，他自言缺說處多多。大概因為"禮"是規範，是"理解"不出什麽切合"見機而做，可長可短"的心學智慧的。他骨子裏就對"禮學"不感興趣，後來也很少談禮。
"臆說"自然是心得筆記體，成熟一條寫一條。而且心學的套數是"原點發散"式的，一通百通，一個問題就是所有的問題。用錢的話說就是:"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矣。即以此例全經，可知矣。"我們也就舉一個例子以蓋其餘。
現存13條"臆說"的第一條是解《春秋》的第一句話:"元年春王正月"。這是公羊，穀梁二家大作文章，建立其學則家法的第一站。王天然地傾向公羊學[穀梁學與公羊學基本上相近]式的"微言大義"的聯想法，隻是更側重從"心本體"的邏輯起點加以發揮罷了。如對這一句話的解釋，其要點為:
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
元年者，人君為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故曰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
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安民，休戚安危之始也。
還是將表示時間的"元"[年]"正"[月]，講成了哲學倫理學的理論原點性的基本概念。與公羊學的理路一致，隻是灌注的內容不再是"尊王攘夷大一統"，而變成了君心正國一元化。將儒家的倫理本質主義推導到一元化的極致。還是"美學"式的意會法，想到什麽就盡情地"賦予"它什麽。這自然可以保證其一通百通的理論徹底性。我們後麵還要講到，這並不是公羊學，心學的獨傳之秘，這是我土我民的"通用公共走廊"。公羊學和心學就是從中走出來的，又為之推波助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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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而言，將來的"行"，都起腳於現在的"知"。
6.龍岡書院
陽明幾乎是此地百年難遇的大儒了。有了這棵梧桐樹便引來鳳凰，有不遠百裏前來問業的莘莘學子。陽明也不失時機的普度眾生。龍岡書院成了此地的文化種子站。因有了陽明，"此地始知學"。所以當地人世代感謝他。他們更該感謝劉瑾的"下放政策"。對陽明是坎坷，對這方土地來說卻是福音。這種"倒插式"的流放一人，普教一方是中國特色的文化傳播方式，自古而然，至公元20世紀60年代為登峰造極。自然須是陽明這種本要普度眾生的真儒，並有極強的教主欲的人物，才會有這種普及教化的成績。這也是大一統領土國家在和平時期局部整合文化的一種不自覺的方式。
龍場現在不能說群賢畢至，但可以說百鳥來翔。當地的即附近州縣的生員有來的;陽明的老學生也有來的。有了他們，陽明的心情也大大好轉了。文化交流是人間世最美好最溫馨的一種情感生活。沒有它，人人都可能是孤苦的。就像沒有"敬"就沒有"愛"一樣，沒有文化的感情是低質量的感情。沒有交流的文化感情反而會鬱悶成"痞"。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又是群居動物，再天才英縱也不能旱地拔蔥。有時恰恰相反，越是天才越需要地氣。龍岡書院成了陽明的地氣接受站。
這真是歪打正著，不幸中的幸事。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自己到了這廢幽之地，反而避免了在朝中動輒得咎的麻煩。而且在這夷地能享受到原始的質樸的風土人情之美。最缺少得就是親情滿足與文化交流。現在有了學生，也就都過得去了。關鍵是"講習性所樂"，他熱衷此道。他與學生一起喝酒，到林中河邊散步，邊走邊談，寓教於樂。也在月下彈琴，當然，披卷講論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畢竟是書院而不是詩社或戲班子，盡管陽明並不主張死背章句，但也不能離開經書而直接"明心見性"。再說來問學的人情況不等，總的有個接手入門的功夫---陽明便把《大學》作為第一入門書。
他內心的想法是，上學孔子，與學生漫步漫談中隨時隨地的加以指點。至少也要達到朱熹陸九淵的書院水平。這是個心氣很高的設想。但陽明不鳴則已，鳴則驚人。不當庸碌的混世蟲。也不想當中等偏上的討巧的巧人。他想的不是如何趨同，而是如何與別人不同。"豈必鹿門棲，自得乃高踐。"這"自得"二字，算是他的標準了。
他此時的詩還真有了陶淵明的氣韻。什麽"日入山氣夕"之類不正是陶句麽?盡管他此時正在為五鬥米折腰，但他是外折內不折，他已經有了足夠的超越意識。他自己明說現在是"吏隱"而已。同時也正是"辦學"的好時機。也正因為他在"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的文化生活，文化工作中獲得了極大的樂趣，他才真可能從中領取"淡泊生道真"的境界。教學相長體現在同一文化場中的文化心態的養育更勝於書本知識的並進。
他在《諸生夜坐》詩中再次提到與學生一起騎馬，投壺，鳴琴，飲酒;晚上在一起神聊，清晨一起到林間散步繼續神聊。語句之間透露出極大的快樂。他覺得與孔子和學生在一起的味道差不多了。他尤其嚮往曾點說的暮春三月，在河裏洗了澡，迎風唱著歌往家裏走的瀟灑自由的活法。
他必定在學問上也能像孔子一樣壓住陣腳，能隨時迴答學生的各種問題，否則，他不敢採用這種開放式的教學方法。他將逼著自己不得不端出師道尊嚴的大架子來。不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也不敢走講堂一步，不敢離開照本宣科的教學方式。
他盡管講究"悟"，但他在學問上也是很下功夫的。身處邊地，當地無多少書可言，他也沒帶多少書來。他就像在獄中隻能精讀不能博覽一樣，以思帶學起來。反正他也不想做那種"支離學問"。雖然他此時並沒有提倡"六經注我"，但還是用"學得所悟。證諸《五經》"，來印證自己剛形成的思想，莫不吻合，因此開寫他的第一部"專著"---《五經臆說》。
他在《五經臆說序》中自述創作緣起:官方的或流行的注經解經的做法是求魚於魚網，求酒於酒糟。"我"是舍網來直接求魚的。但他也自知這種"意會法"難以盡合於先賢。他謙虛又無不自得的說，我這樣做隻是自舒胸臆，用來"娛情養性"而已。言外之意是，我根本就不想加入你們的主流規範，我拒絕你們那一套做法。
這部專著沒有完整的保存下來，後人無法完整準確地了解其底裏。據其大弟子錢德洪說，沒保存下來的原因是老師根本就不想讓世人知道它的內容。錢曾幾次想辦法見見此書，王都婉言謝絕。有一次，他老師還笑著說:"付秦火久矣。"直到王死後，錢從廢稿中發現了13條。據錢說其師是由於感到"先儒訓釋未盡"才作這部解經著作的。錢說用了19個月的時間，才最後完成。也就是說，從他悟道後開始寫，直到差不多離開龍場時才完成。陽明在自序中說用了7個月。居然有46卷，也不止五經，而是讀十部經書的心得。他學問最弱的是《禮》，僅有6卷的篇幅，在全書中比例不大，他自言缺說處多多。大概因為"禮"是規範，是"理解"不出什麽切合"見機而做，可長可短"的心學智慧的。他骨子裏就對"禮學"不感興趣，後來也很少談禮。
"臆說"自然是心得筆記體，成熟一條寫一條。而且心學的套數是"原點發散"式的，一通百通，一個問題就是所有的問題。用錢的話說就是:"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矣。即以此例全經，可知矣。"我們也就舉一個例子以蓋其餘。
現存13條"臆說"的第一條是解《春秋》的第一句話:"元年春王正月"。這是公羊，穀梁二家大作文章，建立其學則家法的第一站。王天然地傾向公羊學[穀梁學與公羊學基本上相近]式的"微言大義"的聯想法，隻是更側重從"心本體"的邏輯起點加以發揮罷了。如對這一句話的解釋，其要點為:
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
元年者，人君為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故曰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
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安民，休戚安危之始也。
還是將表示時間的"元"[年]"正"[月]，講成了哲學倫理學的理論原點性的基本概念。與公羊學的理路一致，隻是灌注的內容不再是"尊王攘夷大一統"，而變成了君心正國一元化。將儒家的倫理本質主義推導到一元化的極致。還是"美學"式的意會法，想到什麽就盡情地"賦予"它什麽。這自然可以保證其一通百通的理論徹底性。我們後麵還要講到，這並不是公羊學，心學的獨傳之秘，這是我土我民的"通用公共走廊"。公羊學和心學就是從中走出來的，又為之推波助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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