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然從陽明洞復出，就暫時不會騎鹿入蓬島。那種想法可以隨時有，但真要去做，去知行合一，還需要另外的條件。
明製規定鄉試開場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場，幾天之後放牌。陽明又去登了泰山，觀了東海，忽而與天地交融心騖八極，忽而突發悲音。及至返迴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這個九月，他被調到兵部武選清吏司，還是個主事，從六品。看來，鋒芒畢露的主考工作，顯然未能取得讓他榮升驟起的聲譽，或者可以說在敢於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間他的聲音還不夠驚天動地，他的“宰相經”還缺少一炮打響的轟動效應，他提交的方案差不多都是洪永時期的舊製，已在位的宰相們覺得他們已經或正在用“京察法”解決名器太濫的問題，曾有一次削革了近千名不稱職官員，至於屯田法等等都有洪武爺的成例在。事實上能夠瞅準機會一露崢嶸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著某種勢力，或者在官場上正好迎合或滿足了某種需要。王陽明這次主考工作所體現的真正的挑戰性在於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不滿程朱式辭章講疏的育人方法。然而也正因為這是放橫炮就註定難以加入主流。
他來到兵部武選司上班。兵部在承天之門的東邊，宗人府的後麵，一溜麵朝西的房子。兵部的搶眼之處並不在於它掌管著國防，而在於所謂選拔“武將上馬定幹坤”之事是單純吏部決定不了的，吏部高於其它五部之處在於它管“幹部”，其它部的屬員，吏部可以直接定，唯兵部的是兵部拿主導性意見。天下的官吏非文即武，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隻要能管上“官”，這個衙門就“靈”。
武選司，是兵部第一司，實權滿大的，掌管武官的選升，襲替，功賞之事，相當於兵部中的吏部。按一般的官場經來說，陽明由刑部調到這裏是進了半步。他修習兵學也算有了個名至實歸的安排。但離王的理想還有可悲的距離。他的同事和學生黃綰在給王作的《行狀》中說他是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就是兵部的倒數第一司了，掌管兵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等事。武學一項似乎可以發揮王的特長，但六年才一會舉，麵對的是已是武職的官員及其子弟，與科舉選拔武舉武狀元不一碼事。不過，王氏自言他是武選司，顯然黃綰筆誤。盡管明代的主事是握有實權的司員，比在下麵當個知縣要名貴些，但王氏誌向太大，期望值太高，而他的那些大小上司也的確都比他差遠了，而他卻須經他們提撥才能進步，從而有所作為。這是讓他很難受又改變不了的“事實”。
王有個優點或者說特點，一旦職業與他心頭的事業不合轍時，他就不再以職業為意，而集中心思於事業上，這是他與那些除了當官別無所為的混世蟲“官崽”的根本區別。山東歸來，他感到了培養學生的重要。根據明治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規定他暫時無升遷的可能。他又不肯白白地等著，不能升官，就做教師罷，反正儒家的"原型"及本行就是老師。他才34歲，便開門授徒了。
陽明之前，講學尚未成風，但承宋儒講學之習，於科舉，學校等官學之外，私學授受也小有氣候。如前麵提到的吳與弼，婁一齋，婁少年時曾四處求師，就是找這種思想家型的導師，而非科考塾師。自然，這種私學講究的是儒門的正經深義，極利於在科考時超常發揮，居官後亦有特色。開設這種私學的人都是有“主義”的，舉一個和陽明沒有直接關係的例子，以顯示風氣之一般，從而也可看出陽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麽特別了不起的。
羅倫，即當時學者及《明儒學案》所稱之一峰先生。自幼家貧，打柴放豬時也帶著書，擠時間看，成了秀才後，想的不是順科舉再升，而是“誌聖賢學”，嚐說：“科舉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成化二年，廷試時，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京師。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主試者想刪去後一句，他不幹。最後還是狀元及第。
過了沒有倆月，正好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旨返朝，羅先到李家勸李不要違背聖訓，李不聽。羅上疏，說了許多尖銳的大實話:“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結果他迅速被貶為外地一小官。沒過多久，李賢死，羅召復原官，兩年後，引疾歸，不再出仕。因金牛山人跡罕止，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多。黃宗羲說他“剛介絕俗，生平不做和同之語，不為軟巽之行。”這是個“誌聖賢學”能考上，當了官依然堅持聖賢學，也因此而隱居弘揚聖賢學的例子。孔子說“我未見剛者”，羅倫就是個剛者。他著書授徒都一依聖賢本意，辦學的目的也是為了弘揚聖學，毫無私利私名之想。像這樣的學者在明代能舉出一把。他們為陽明所說的第一等事付出了幾乎全部現實的享樂。行大於知。羅說“與其以一善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就學做聖人的純粹性而言，羅一峰輩高過王陽明。陽明也不可能像羅倫那樣單為"道尊"而隱居辦學。
自然也有為了顯用於世而講學辦會的，翻閱《明史》，幾乎每個大僚都有徒弟。但王現在還屈沉下僚，不能引薦學生在仕途上走捷徑。他雖辭章、兵道、仙佛無不涉獵，在儒學本門下的功夫更大，但還沒到獨立成家的地步。“身心之學”是一種道德修養，其中有多少學術、學理?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相互砥勵，彼此以偉人的標準相互要求，交流心得體會而已。是內學而非外學，有人模仿，可以刷新一點士子風習。
世風及士風讓他產生危機感和緊迫感。許多缺德少才的混帳玩藝兒搖身一變成了牧民之官，造成今日風俗大壞的局麵。他這樣概括他生活在其中的“時代精神”:既有西漢末的懦弱又橫添蠻悍之風;既有東漢末的徼激又雜染隨風倒的習氣;既有晉朝的虛薄又混合著庸俗瑣碎的心計;既有唐朝的放蕩又夾纏著鄙吝的市儈作風。簡直是集以往之卑劣再添上現實之邪惡的大染缸。(《擬……表》)而“牧羊人”由科舉出品，科舉隻引導讀書人去背誦辭章講疏，無人再致力“身心之學”。學術關乎士品，士品關乎世風。再不講究身心之學，聖學將大麵積被遺棄。
他本人的切身體會是師友之道直接作用於知情意，能直接獲得有血有肉的生命感動，能找到一種從書本中找不到的“感覺”。他從青年起就一直在遍訪師友，尋覓知音，自感“受用”大於閉門讀書。
一種從我做起的責任感，使他開始接收學生。他倡身心之學，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誌，有願執贄來拜師的，他便開門而納之。他的出發點是相當高尚的，無非是想與更多的人一起成聖。然而同僚便不免以為他是在標新立異、邀取名聲。隻有與之質量對等的湛甘泉時為翰林庶吉士，覺得這才是正經大事，與他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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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製規定鄉試開場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場，幾天之後放牌。陽明又去登了泰山，觀了東海，忽而與天地交融心騖八極，忽而突發悲音。及至返迴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這個九月，他被調到兵部武選清吏司，還是個主事，從六品。看來，鋒芒畢露的主考工作，顯然未能取得讓他榮升驟起的聲譽，或者可以說在敢於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間他的聲音還不夠驚天動地，他的“宰相經”還缺少一炮打響的轟動效應，他提交的方案差不多都是洪永時期的舊製，已在位的宰相們覺得他們已經或正在用“京察法”解決名器太濫的問題，曾有一次削革了近千名不稱職官員，至於屯田法等等都有洪武爺的成例在。事實上能夠瞅準機會一露崢嶸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著某種勢力，或者在官場上正好迎合或滿足了某種需要。王陽明這次主考工作所體現的真正的挑戰性在於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不滿程朱式辭章講疏的育人方法。然而也正因為這是放橫炮就註定難以加入主流。
他來到兵部武選司上班。兵部在承天之門的東邊，宗人府的後麵，一溜麵朝西的房子。兵部的搶眼之處並不在於它掌管著國防，而在於所謂選拔“武將上馬定幹坤”之事是單純吏部決定不了的，吏部高於其它五部之處在於它管“幹部”，其它部的屬員，吏部可以直接定，唯兵部的是兵部拿主導性意見。天下的官吏非文即武，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隻要能管上“官”，這個衙門就“靈”。
武選司，是兵部第一司，實權滿大的，掌管武官的選升，襲替，功賞之事，相當於兵部中的吏部。按一般的官場經來說，陽明由刑部調到這裏是進了半步。他修習兵學也算有了個名至實歸的安排。但離王的理想還有可悲的距離。他的同事和學生黃綰在給王作的《行狀》中說他是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就是兵部的倒數第一司了，掌管兵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等事。武學一項似乎可以發揮王的特長，但六年才一會舉，麵對的是已是武職的官員及其子弟，與科舉選拔武舉武狀元不一碼事。不過，王氏自言他是武選司，顯然黃綰筆誤。盡管明代的主事是握有實權的司員，比在下麵當個知縣要名貴些，但王氏誌向太大，期望值太高，而他的那些大小上司也的確都比他差遠了，而他卻須經他們提撥才能進步，從而有所作為。這是讓他很難受又改變不了的“事實”。
王有個優點或者說特點，一旦職業與他心頭的事業不合轍時，他就不再以職業為意，而集中心思於事業上，這是他與那些除了當官別無所為的混世蟲“官崽”的根本區別。山東歸來，他感到了培養學生的重要。根據明治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規定他暫時無升遷的可能。他又不肯白白地等著，不能升官，就做教師罷，反正儒家的"原型"及本行就是老師。他才34歲，便開門授徒了。
陽明之前，講學尚未成風，但承宋儒講學之習，於科舉，學校等官學之外，私學授受也小有氣候。如前麵提到的吳與弼，婁一齋，婁少年時曾四處求師，就是找這種思想家型的導師，而非科考塾師。自然，這種私學講究的是儒門的正經深義，極利於在科考時超常發揮，居官後亦有特色。開設這種私學的人都是有“主義”的，舉一個和陽明沒有直接關係的例子，以顯示風氣之一般，從而也可看出陽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麽特別了不起的。
羅倫，即當時學者及《明儒學案》所稱之一峰先生。自幼家貧，打柴放豬時也帶著書，擠時間看，成了秀才後，想的不是順科舉再升，而是“誌聖賢學”，嚐說：“科舉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成化二年，廷試時，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京師。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主試者想刪去後一句，他不幹。最後還是狀元及第。
過了沒有倆月，正好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旨返朝，羅先到李家勸李不要違背聖訓，李不聽。羅上疏，說了許多尖銳的大實話:“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結果他迅速被貶為外地一小官。沒過多久，李賢死，羅召復原官，兩年後，引疾歸，不再出仕。因金牛山人跡罕止，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多。黃宗羲說他“剛介絕俗，生平不做和同之語，不為軟巽之行。”這是個“誌聖賢學”能考上，當了官依然堅持聖賢學，也因此而隱居弘揚聖賢學的例子。孔子說“我未見剛者”，羅倫就是個剛者。他著書授徒都一依聖賢本意，辦學的目的也是為了弘揚聖學，毫無私利私名之想。像這樣的學者在明代能舉出一把。他們為陽明所說的第一等事付出了幾乎全部現實的享樂。行大於知。羅說“與其以一善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就學做聖人的純粹性而言，羅一峰輩高過王陽明。陽明也不可能像羅倫那樣單為"道尊"而隱居辦學。
自然也有為了顯用於世而講學辦會的，翻閱《明史》，幾乎每個大僚都有徒弟。但王現在還屈沉下僚，不能引薦學生在仕途上走捷徑。他雖辭章、兵道、仙佛無不涉獵，在儒學本門下的功夫更大，但還沒到獨立成家的地步。“身心之學”是一種道德修養，其中有多少學術、學理?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相互砥勵，彼此以偉人的標準相互要求，交流心得體會而已。是內學而非外學，有人模仿，可以刷新一點士子風習。
世風及士風讓他產生危機感和緊迫感。許多缺德少才的混帳玩藝兒搖身一變成了牧民之官，造成今日風俗大壞的局麵。他這樣概括他生活在其中的“時代精神”:既有西漢末的懦弱又橫添蠻悍之風;既有東漢末的徼激又雜染隨風倒的習氣;既有晉朝的虛薄又混合著庸俗瑣碎的心計;既有唐朝的放蕩又夾纏著鄙吝的市儈作風。簡直是集以往之卑劣再添上現實之邪惡的大染缸。(《擬……表》)而“牧羊人”由科舉出品，科舉隻引導讀書人去背誦辭章講疏，無人再致力“身心之學”。學術關乎士品，士品關乎世風。再不講究身心之學，聖學將大麵積被遺棄。
他本人的切身體會是師友之道直接作用於知情意，能直接獲得有血有肉的生命感動，能找到一種從書本中找不到的“感覺”。他從青年起就一直在遍訪師友，尋覓知音，自感“受用”大於閉門讀書。
一種從我做起的責任感，使他開始接收學生。他倡身心之學，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誌，有願執贄來拜師的，他便開門而納之。他的出發點是相當高尚的，無非是想與更多的人一起成聖。然而同僚便不免以為他是在標新立異、邀取名聲。隻有與之質量對等的湛甘泉時為翰林庶吉士，覺得這才是正經大事，與他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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