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和“表”都是官牘中的常用文體，中國的行政係統主要靠文牘流通來支撐，科考是選拔幹部，故這兩項是必考的。但首場是經義，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則其論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論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擬”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語氣，內容還是就“現實”發表意見。王居然問“程子”將佛老比為楊墨，道理何在?唐朝的張九齡怎麽會知道宋朝程子的高論?這樣的問法在八股考題中出現就砸了陽明的飯碗。陽明的一個學生就因主考時引用經義有誤而被罷了官。心學門徒“學術不精”是個事實。這也因為他們的自我定位是要當思想家而非學問家，所以在知識上往往是空疏的。
陽明這道“表”的指導思想是如何全麵“治理整頓”，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改變“名器太濫”，清理“牧羊人”隊伍。國家設官是為了治民，但歷朝政治的難點和問題的暴發點都出在官身上。這好象刷子本是刷鍋的，但刷不了幾次，刷子就比鍋還要髒了。
明朝的特殊性用王陽明的話說是“十羊九牧”，或一事特設一官或兩人共理一事，而官員的選拔又不以德能，德能也無個標準，常規現象是挨年頭，非常規的是“異道險邪之輩”越界超升。陽明說:“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器而已。”現在名器太濫，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紛擾必生，紀綱必不振;紀綱不振亂將不遠。牧羊人之間鬧得太不像話了，必引起羊群炸群的所謂民變。陽明認為，“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改變官冗而事不治的現象。
官，居“名位”而成為國家機器的化身，但有誰是為國事而來?隻是為名器而來罷了。設定管理名器的根本大法是“禮”。所以他首問禮樂，這也是儒家的上堂詩，陽明在“答”中作了一篇炫耀學問的“學位論文”，無甚閃光之處，隻是在重複儒家托古改製的老辦法而已。
第二道是議論佛老。他有明顯的為佛、老二氏辯護的傾向，將二氏之非歸咎於其徒之不良，然後又說儒門也有後徒背祖的現象。對於老子，則僅僅批評其與世和光同塵的鄉願風格。這是讓占中心地位的大老官們聞著味不對的話頭。
盡管他私心二氏的修養技巧，但心學是毫不含糊的一元論者，陽明是從道隻能有“一”不能有二的角度排斥之。心學的這種一元論，更主要的是一種心態，是其唯意誌主義心態的必然立場。這也是大一統行政體製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真正屬於陽明的問題是後麵三個:“誌伊尹之所誌，學顏子之所學。”這是王自己內心的兩極，外王欲求對於書生來說就是當宰相，內聖的楷模是顏迴。王的答卷也見心學路數:“求古人之誌者，必將先自求其誌，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這與我們熟悉的欲為革命文先為革命人是同一邏輯。
像所有的儒家一樣，王傾心風俗統治，他的第四個問題是:風俗之美惡關乎天下之治。他認為風俗代有新變，風俗在三代不知凡幾變矣，變到漢代以後江河日下，他希望考生像賈誼那樣高屋建瓴地縱論一通。他代作的“標準答卷”是這樣開頭的: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頹靡而不覺。”
風俗統治論的核心是人格決定論，王唿籲像伯夷那樣的聖之清者，像柳下惠那樣的聖之和者來刷新社會風氣，來使“鄙夫敦，薄夫寬”。而壞盡天下風氣的是那些貌似忠信的“鄉願”。陽明一生的天敵就是鄉願!或者說心學的天敵就是鄉願。鄉願的危害性在於它極善偽裝，他說:泛泛地看，誰也不是鄉願，細看則不是鄉願者幾乎沒有。這種作風使社會失去正常標準:
“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擐狡而輕樸直，……論形跡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介……”
他預言“天下之患必自此而起”。他說的稍微早了一些，但絕對說對了。
最後一個問題的設置顯示了他與當時的流行做法的“緊張”關係。他先亮明自己的觀點:“明於當世之務者，唯豪傑為然”，然後筆鋒一轉，指責“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意指這種做法是拔不出豪傑來的，但馬上表明自己是要拔豪傑的，所以讓你們“備論當世之務”，如何削減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賦稅?更有幾乎是出格的問題:現在藩王滿天下消費極大，國家幾乎養不起了，他們還將發展到尾大不掉鬧事的地步，怎麽處置?軍隊遍海內而日耗甚大，怎麽辦?各種自然災害造成大量流民，怎麽拯救?社會治安混亂，“獄訟煩滋，流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權貴世家兼併土地，為害鄉裏，人情怨苦，怎麽製裁他們?邊境不寧，怎麽對付那些戎和胡?
他幾乎把當時主要急務都擺出來了，他認為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成龍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稅賦，南軍北用北軍南用，徵調運輸糧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隻是滿腦袋權錢經!怎麽辦?千言萬語是得找出好官來，但國家“名器已濫”!
關鍵是選拔出真才。盡管出個把真才也得被官場這個銷金窟給磨滅了。但體製性的改革王陽明終身都沒有想過。由他來選拔人才，他也無非是想讓這些秀才們都能寫出他五年前那樣的《陳言邊務疏》。他後來擺平了蕃鎮與民變兩相，那奇勳的建立，不是現蒸熱賣而是積厚孕久的功夫。並非天然現成的“良知”發用。不過其憂國憂民的情誌的確讓人感動。但他做不了多少主。在結尾處，他說了幾句顯然是說給主持天下文柄的大人老爺們看的的話。真難為他了。
他當考官是不會像周進選拔範進那樣選拔人才的。可惜，他隻主持過這一次小小的鄉試。無權是不能為國家選拔真才的。
按世俗標準，他算一帆風順，年輕輕的進士及第，剛上仕途也談不上不受重用。但因他自度有宰相之才，卻在邊緣空耗時光。他內心的苦悶與其才華成正比。他雖然慶幸能來夫子之鄉主持文事，但很快就又悲憤難舒了。現存他《山東詩六首》，既痛“濁世將焉窮”“下愚竟難曉”，更恨“我才不救時，匡扶誌空大。”現實對於他來說是個“網”---“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
嗚唿，這位讓舉子作賈誼式《平安策》的考官，內心深處卻懷揣著悲傷的《服鳥賦》。
賈誼和晁錯是他這次主考時屢屢提到的“形象”。
8.師友之道
但他不再像賈誼那麽想不開了，因為賈誼不能白死，他的教訓，自有智者予以總結。蘇東坡說賈是“揚才露己”、不會自用其才，隻能自速其死，東坡的結論是“但願我兒魯且直，無災無難到公卿。”陽明則採取了迂迴的辦法，採用孔子式不能執政便通過學說和辦學來“施予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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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這道“表”的指導思想是如何全麵“治理整頓”，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改變“名器太濫”，清理“牧羊人”隊伍。國家設官是為了治民，但歷朝政治的難點和問題的暴發點都出在官身上。這好象刷子本是刷鍋的，但刷不了幾次，刷子就比鍋還要髒了。
明朝的特殊性用王陽明的話說是“十羊九牧”，或一事特設一官或兩人共理一事，而官員的選拔又不以德能，德能也無個標準，常規現象是挨年頭，非常規的是“異道險邪之輩”越界超升。陽明說:“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器而已。”現在名器太濫，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紛擾必生，紀綱必不振;紀綱不振亂將不遠。牧羊人之間鬧得太不像話了，必引起羊群炸群的所謂民變。陽明認為，“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改變官冗而事不治的現象。
官，居“名位”而成為國家機器的化身，但有誰是為國事而來?隻是為名器而來罷了。設定管理名器的根本大法是“禮”。所以他首問禮樂，這也是儒家的上堂詩，陽明在“答”中作了一篇炫耀學問的“學位論文”，無甚閃光之處，隻是在重複儒家托古改製的老辦法而已。
第二道是議論佛老。他有明顯的為佛、老二氏辯護的傾向，將二氏之非歸咎於其徒之不良，然後又說儒門也有後徒背祖的現象。對於老子，則僅僅批評其與世和光同塵的鄉願風格。這是讓占中心地位的大老官們聞著味不對的話頭。
盡管他私心二氏的修養技巧，但心學是毫不含糊的一元論者，陽明是從道隻能有“一”不能有二的角度排斥之。心學的這種一元論，更主要的是一種心態，是其唯意誌主義心態的必然立場。這也是大一統行政體製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真正屬於陽明的問題是後麵三個:“誌伊尹之所誌，學顏子之所學。”這是王自己內心的兩極，外王欲求對於書生來說就是當宰相，內聖的楷模是顏迴。王的答卷也見心學路數:“求古人之誌者，必將先自求其誌，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這與我們熟悉的欲為革命文先為革命人是同一邏輯。
像所有的儒家一樣，王傾心風俗統治，他的第四個問題是:風俗之美惡關乎天下之治。他認為風俗代有新變，風俗在三代不知凡幾變矣，變到漢代以後江河日下，他希望考生像賈誼那樣高屋建瓴地縱論一通。他代作的“標準答卷”是這樣開頭的: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頹靡而不覺。”
風俗統治論的核心是人格決定論，王唿籲像伯夷那樣的聖之清者，像柳下惠那樣的聖之和者來刷新社會風氣，來使“鄙夫敦，薄夫寬”。而壞盡天下風氣的是那些貌似忠信的“鄉願”。陽明一生的天敵就是鄉願!或者說心學的天敵就是鄉願。鄉願的危害性在於它極善偽裝，他說:泛泛地看，誰也不是鄉願，細看則不是鄉願者幾乎沒有。這種作風使社會失去正常標準:
“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擐狡而輕樸直，……論形跡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介……”
他預言“天下之患必自此而起”。他說的稍微早了一些，但絕對說對了。
最後一個問題的設置顯示了他與當時的流行做法的“緊張”關係。他先亮明自己的觀點:“明於當世之務者，唯豪傑為然”，然後筆鋒一轉，指責“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意指這種做法是拔不出豪傑來的，但馬上表明自己是要拔豪傑的，所以讓你們“備論當世之務”，如何削減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賦稅?更有幾乎是出格的問題:現在藩王滿天下消費極大，國家幾乎養不起了，他們還將發展到尾大不掉鬧事的地步，怎麽處置?軍隊遍海內而日耗甚大，怎麽辦?各種自然災害造成大量流民，怎麽拯救?社會治安混亂，“獄訟煩滋，流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權貴世家兼併土地，為害鄉裏，人情怨苦，怎麽製裁他們?邊境不寧，怎麽對付那些戎和胡?
他幾乎把當時主要急務都擺出來了，他認為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成龍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稅賦，南軍北用北軍南用，徵調運輸糧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隻是滿腦袋權錢經!怎麽辦?千言萬語是得找出好官來，但國家“名器已濫”!
關鍵是選拔出真才。盡管出個把真才也得被官場這個銷金窟給磨滅了。但體製性的改革王陽明終身都沒有想過。由他來選拔人才，他也無非是想讓這些秀才們都能寫出他五年前那樣的《陳言邊務疏》。他後來擺平了蕃鎮與民變兩相，那奇勳的建立，不是現蒸熱賣而是積厚孕久的功夫。並非天然現成的“良知”發用。不過其憂國憂民的情誌的確讓人感動。但他做不了多少主。在結尾處，他說了幾句顯然是說給主持天下文柄的大人老爺們看的的話。真難為他了。
他當考官是不會像周進選拔範進那樣選拔人才的。可惜，他隻主持過這一次小小的鄉試。無權是不能為國家選拔真才的。
按世俗標準，他算一帆風順，年輕輕的進士及第，剛上仕途也談不上不受重用。但因他自度有宰相之才，卻在邊緣空耗時光。他內心的苦悶與其才華成正比。他雖然慶幸能來夫子之鄉主持文事，但很快就又悲憤難舒了。現存他《山東詩六首》，既痛“濁世將焉窮”“下愚竟難曉”，更恨“我才不救時，匡扶誌空大。”現實對於他來說是個“網”---“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
嗚唿，這位讓舉子作賈誼式《平安策》的考官，內心深處卻懷揣著悲傷的《服鳥賦》。
賈誼和晁錯是他這次主考時屢屢提到的“形象”。
8.師友之道
但他不再像賈誼那麽想不開了，因為賈誼不能白死，他的教訓，自有智者予以總結。蘇東坡說賈是“揚才露己”、不會自用其才，隻能自速其死，東坡的結論是“但願我兒魯且直，無災無難到公卿。”陽明則採取了迂迴的辦法，採用孔子式不能執政便通過學說和辦學來“施予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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