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子業是一種典型的“意薩司”(isas)---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古代中國一直發揮著將教會於教育合一的功能，是施行科舉製以來的最大的生產關係再生產行為，它極其有效地建構著政治社會，並將那點可憐的市民社會引渡到政治社會的籠罩之下。它不是通過強製性的手段，而是以精巧隱慝的方式，通過讀書人這種業餘牧師，牧羊人將主要的國家觀念與行為規範楔入民間，在普及教育時建立起“文化權力網絡”。通過日常生活薰陶和梯次訓練，懲戒，選拔，評估等手段，造就人們對帝國秩序的馴服，從而確保其生產關係的穩定綿延。
舉子業盡管不是技術教育而是道德教育，也依然是一種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行為。因為它極大地鞏固了那個“家產製官僚體係”(韋伯語)，保證了國家機器的有效運轉。並通過精神催眠有效地將精神奴役的枷鎖套在每一個人頭上，使每個人都心甘情願的接受“意薩司”所給定的名義，職能。
綜觀王陽明的一生，他並不反對舉子業的這種“意薩司”功能，恰恰相反，他是嫌朱子的那套辭章講解式的催眠作用不能有效地支持這套功能了，才來奮起謀求新的轉換，來努力重建新的話語-權力模式的。日後王學的影響是相當“波瀾壯闊”，但也隻是在思想文化界，文學藝術界，終於沒有打入舉子業，從而未能事實上改組“意薩司”，未能改善生產關係再生產的規模和方式，從而沒有能夠挽救大明王朝的命運。
5.學文乃餘事
在達文西大繪其畫時，我們的傳主迴到他的老家餘姚組織了龍泉山詩社。
結詩社文會是明代文人的一大特色，陽明的龍泉山詩社在明人社團史上不足掛齒，但文人能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也是難得的造化了。怎敢與歐洲的文藝復興比?不過，中國文化人自有在萬山叢中一溪迸流的本事。不信，你看王陽明不就是單用一顆“心”在與世界抗衡，並達到了與馬丁.路德，尼采，海德格爾異趣同工之境?
當然，二十來歲的王某人，還像《水滸傳》的焦挺---沒麵目。他還在痛苦的“起飛”期，艱難的尋求出路探索過程中。結龍泉山詩社，隻能說培養了他將來組織書院、搞社會活動的興趣，不象白沙的心學那麽苦行孤意;還有就是詩人興致輔助了心學的詩學特色。
社址在龍泉寺，處龍泉山南麓，麵臨姚江。1980年因改建而拆除了前殿，大殿及內部建築至今尚存。陽明當年賦詩說：“我愛龍泉寺，山僧頗疏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鬆下。”
社員的主要活動無非是吟詩聯句，相互品評，切磋文藝，比較書法，遊山玩水中尋找好詩題，也下棋對奕，陶冶性情。基本上是名士派的生活。陽明自然是雄者，是領袖。當時有一位退休的大僚與陽明聯句，每有佳句即被陽明先得，大僚真心的說:“老夫當退數舍”。
陽明在辦詩社時期的詩文不好判斷是那些，好在這個插曲為時甚短且不重要。錢德洪編為續編的作品(今《全集》卷29)，是“作於弘治初年”的，可他又說是乃師“筮仕之始”的習作。王“筮仕”之年是弘治十二年，弘治年號共用了十八年。所以，錢氏的話，極可能是指從弘治初年到十二年王中進士之始。細看是編作品的內容，這個理解大致不錯。如《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矮屋低頭真侷促，且從峰頂一高吟。”正是落第舉子的心聲。次某公韻的作品多也是佐證。次魏五鬆的很多，且多不甘自壯語:“鄉裏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雨遊龍山》)“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鬆荷亭晚興》)這些也象是未登仕版、自己哄自己的說法。
什麽獨秀台，嚴光亭這些隱逸氣的景觀，都不能慰平這個懷揣著成英雄成聖賢之光榮夢想的青年人的內心緊張。“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崗?”(《春晴散步》)他真正嚮往的境界是“孔顏心跡皋夔業”---內心成聖外有事功，最為心儀的自然是被杜甫稱讚為“萬古雲霄一羽毛”的孔明。從王陽明到熊十力一脈心學燈傳都推崇敬仰諸葛亮。顯然，聖雄兼得是他們完美的人格理想。
《贈陳宗魯》可能略晚於詩社時期，真有了點“上國遊”的雍容，有了當時甚囂塵上的七子復古的話語背景，少了龍泉山之鷹的苦悶與焦灼:
學詩須學古，脫俗去陳言。
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蔓纏。
又如崑崙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
子才良可進，望汝成聖賢。
學文乃餘事，聊雲子所偏。
開頭是前七子的復古主張，中間打通古今的取向又是心學派頭了。最後迴歸到孔聖人的出發點上---行有餘力才學文，“成聖賢”還是他心頭“第一等事”，而且己欲達而達人。最後綜觀陽明一生的思想和行為，對他影響最大的不是孟子而是孔子。若生作分說，他的學術話語更多孟子的論式;他一生行事頗多孔子氣象。
21歲中舉之後，他就在京城與餘姚之間兩頭跑。1493年，癸醜，弘治六年，應當是夏秋季返迴餘姚，結詩社。在老家呆了兩年多，為趕丙辰(1496年)會試而於1495年秋冬到北京，因為會試在春天舉行。洪武定於二月初九為第一場，又三日為第二場，又三日為第三場。需要體力和準備，他北京有家，稍早點來在情理中。丙辰雖落榜，但他還是感覺到都會的文化魅力，他又到了放開眼孔看世界的關頭。他遂留在京城，直到三年後，即1499年，弘治十二年，已未科進士及第，釋褐筮仕，走上政治舞台的邊緣。
6.文章體道
“李杜文章在”之文章是指文學造詣、藝術水平，這裏也是兼指陽明詩文的藝術成就，這又應了超越反而得之的原理。就在他“隨世就辭章之學”時，他又說:“學文乃餘事”，顯然並未忘記成聖成雄這個總綱。
他遇上的文學總形勢是李何之前七子要取代三楊之台閣體的復古思潮。三楊因所輔皇帝年幼，又能與太監周旋，遂在位久，任閣臣都在40餘年，是歷史上罕見的長命宰相。也有人歸結為成祖善選人才。三楊從成祖始歷事四朝，而且達到“明稱賢相，必首三楊”的地步，還真不容易。楊士奇，楊榮，楊溥，雖各有其可譏之處，但能久立不敗之地，亦是奇觀。原因主要還在於他們“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明史》本傳贊)。他們的台閣體，現通行的文學史均多譏評，於此不必深究。作為一種“官樣文章”，如今日之報章體時文，自是一種可入世流行卻難以傳世的東西。雖不能說入時必媚俗，但難有高義當是題中應有之意。被取代也是當然之理。因為人是超越創新的動物，再保守的中國人也不可能長久地被一種文體壟斷。台閣體的最後遺響是李東陽，他是王陽明，李夢陽，何景明這一茬人的宰相。李東陽“為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稱善”，遂“入閣專典誥敕”，沒用了三年就成了文淵閣大學士。這大概是文人從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門，是從李白到龔自珍這一路業餘宰相最為夢寐以求的道路。“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明史》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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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子業盡管不是技術教育而是道德教育，也依然是一種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行為。因為它極大地鞏固了那個“家產製官僚體係”(韋伯語)，保證了國家機器的有效運轉。並通過精神催眠有效地將精神奴役的枷鎖套在每一個人頭上，使每個人都心甘情願的接受“意薩司”所給定的名義，職能。
綜觀王陽明的一生，他並不反對舉子業的這種“意薩司”功能，恰恰相反，他是嫌朱子的那套辭章講解式的催眠作用不能有效地支持這套功能了，才來奮起謀求新的轉換，來努力重建新的話語-權力模式的。日後王學的影響是相當“波瀾壯闊”，但也隻是在思想文化界，文學藝術界，終於沒有打入舉子業，從而未能事實上改組“意薩司”，未能改善生產關係再生產的規模和方式，從而沒有能夠挽救大明王朝的命運。
5.學文乃餘事
在達文西大繪其畫時，我們的傳主迴到他的老家餘姚組織了龍泉山詩社。
結詩社文會是明代文人的一大特色，陽明的龍泉山詩社在明人社團史上不足掛齒，但文人能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也是難得的造化了。怎敢與歐洲的文藝復興比?不過，中國文化人自有在萬山叢中一溪迸流的本事。不信，你看王陽明不就是單用一顆“心”在與世界抗衡，並達到了與馬丁.路德，尼采，海德格爾異趣同工之境?
當然，二十來歲的王某人，還像《水滸傳》的焦挺---沒麵目。他還在痛苦的“起飛”期，艱難的尋求出路探索過程中。結龍泉山詩社，隻能說培養了他將來組織書院、搞社會活動的興趣，不象白沙的心學那麽苦行孤意;還有就是詩人興致輔助了心學的詩學特色。
社址在龍泉寺，處龍泉山南麓，麵臨姚江。1980年因改建而拆除了前殿，大殿及內部建築至今尚存。陽明當年賦詩說：“我愛龍泉寺，山僧頗疏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鬆下。”
社員的主要活動無非是吟詩聯句，相互品評，切磋文藝，比較書法，遊山玩水中尋找好詩題，也下棋對奕，陶冶性情。基本上是名士派的生活。陽明自然是雄者，是領袖。當時有一位退休的大僚與陽明聯句，每有佳句即被陽明先得，大僚真心的說:“老夫當退數舍”。
陽明在辦詩社時期的詩文不好判斷是那些，好在這個插曲為時甚短且不重要。錢德洪編為續編的作品(今《全集》卷29)，是“作於弘治初年”的，可他又說是乃師“筮仕之始”的習作。王“筮仕”之年是弘治十二年，弘治年號共用了十八年。所以，錢氏的話，極可能是指從弘治初年到十二年王中進士之始。細看是編作品的內容，這個理解大致不錯。如《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矮屋低頭真侷促，且從峰頂一高吟。”正是落第舉子的心聲。次某公韻的作品多也是佐證。次魏五鬆的很多，且多不甘自壯語:“鄉裏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雨遊龍山》)“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鬆荷亭晚興》)這些也象是未登仕版、自己哄自己的說法。
什麽獨秀台，嚴光亭這些隱逸氣的景觀，都不能慰平這個懷揣著成英雄成聖賢之光榮夢想的青年人的內心緊張。“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崗?”(《春晴散步》)他真正嚮往的境界是“孔顏心跡皋夔業”---內心成聖外有事功，最為心儀的自然是被杜甫稱讚為“萬古雲霄一羽毛”的孔明。從王陽明到熊十力一脈心學燈傳都推崇敬仰諸葛亮。顯然，聖雄兼得是他們完美的人格理想。
《贈陳宗魯》可能略晚於詩社時期，真有了點“上國遊”的雍容，有了當時甚囂塵上的七子復古的話語背景，少了龍泉山之鷹的苦悶與焦灼:
學詩須學古，脫俗去陳言。
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蔓纏。
又如崑崙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
子才良可進，望汝成聖賢。
學文乃餘事，聊雲子所偏。
開頭是前七子的復古主張，中間打通古今的取向又是心學派頭了。最後迴歸到孔聖人的出發點上---行有餘力才學文，“成聖賢”還是他心頭“第一等事”，而且己欲達而達人。最後綜觀陽明一生的思想和行為，對他影響最大的不是孟子而是孔子。若生作分說，他的學術話語更多孟子的論式;他一生行事頗多孔子氣象。
21歲中舉之後，他就在京城與餘姚之間兩頭跑。1493年，癸醜，弘治六年，應當是夏秋季返迴餘姚，結詩社。在老家呆了兩年多，為趕丙辰(1496年)會試而於1495年秋冬到北京，因為會試在春天舉行。洪武定於二月初九為第一場，又三日為第二場，又三日為第三場。需要體力和準備，他北京有家，稍早點來在情理中。丙辰雖落榜，但他還是感覺到都會的文化魅力，他又到了放開眼孔看世界的關頭。他遂留在京城，直到三年後，即1499年，弘治十二年，已未科進士及第，釋褐筮仕，走上政治舞台的邊緣。
6.文章體道
“李杜文章在”之文章是指文學造詣、藝術水平，這裏也是兼指陽明詩文的藝術成就，這又應了超越反而得之的原理。就在他“隨世就辭章之學”時，他又說:“學文乃餘事”，顯然並未忘記成聖成雄這個總綱。
他遇上的文學總形勢是李何之前七子要取代三楊之台閣體的復古思潮。三楊因所輔皇帝年幼，又能與太監周旋，遂在位久，任閣臣都在40餘年，是歷史上罕見的長命宰相。也有人歸結為成祖善選人才。三楊從成祖始歷事四朝，而且達到“明稱賢相，必首三楊”的地步，還真不容易。楊士奇，楊榮，楊溥，雖各有其可譏之處，但能久立不敗之地，亦是奇觀。原因主要還在於他們“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明史》本傳贊)。他們的台閣體，現通行的文學史均多譏評，於此不必深究。作為一種“官樣文章”，如今日之報章體時文，自是一種可入世流行卻難以傳世的東西。雖不能說入時必媚俗，但難有高義當是題中應有之意。被取代也是當然之理。因為人是超越創新的動物，再保守的中國人也不可能長久地被一種文體壟斷。台閣體的最後遺響是李東陽，他是王陽明，李夢陽，何景明這一茬人的宰相。李東陽“為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稱善”，遂“入閣專典誥敕”，沒用了三年就成了文淵閣大學士。這大概是文人從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門，是從李白到龔自珍這一路業餘宰相最為夢寐以求的道路。“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明史》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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