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新中國建立不久，共產黨即展開了規模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那時有一句口號，叫做“反動殘餘連根拔。”根據這句口號，一大批在國民黨政府或軍隊裏任職或做事的人都得被無情鎮壓。這事牽扯到父親，因為父親在舊政府裏有許多老朋友舊同事，父親認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是非殺不可的。當父親看著有些老實本分的舊職員昨天還是好好的，今天就被拉上車拖出去斃了，父親震驚了。父親先去找孫伯伯，他知道事關重大，找蔣伯伯沒用。父親對孫伯伯說：真正罪大惡極該槍斃的，早就跑到台灣去了，留下的大都是沒多大罪惡的小職員，他們中有不少人甚至於是盼望共產黨來的，大多數舊職員都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深惡痛絕，對共產黨是擁護的，對新中國是滿懷希望的，因此，這樣大麵積地鎮壓是錯誤的，應趕快糾正。孫伯伯聽後非常生氣，對父親進行了嚴肅地批評。孫伯伯說：你這種想法是極其錯誤的，也是十分危險的！孫伯伯還給父親看了有關這場運動的中央文件，以及建國以來國民黨反動勢力對新生政權的各種破壞活動案例。孫伯伯接著說：現在形勢嚴峻得很！這些案例隻是一部分，事實上遠不隻這些。就在幾天前，我們的運糧船隊還遭到土匪的襲擊，很多同誌皖南事變都頂過來了，沒想到卻在新中國建立之後永遠地倒下了。孫伯伯的情緒也感染了父親，父親沒想到形勢會這麽嚴峻。孫伯伯最後反覆告誡父親：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對反動派千萬不能手軟。
要不是後來黃科員被殺，這件事也就過去了，但偏偏發生了黃科員的事，命該父親倒黴。
黃科員屬舊政府留用人員，解放前在南京市偽政府任職，解放後獲得留用，但被貶到了父親工作的這個縣農林局任科員。父親與黃科員解放前就認識，後來又正好在同一個縣共事，二人自然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父親說黃科員是個難得的好人，素質高，有教養，總是“那樣溫良恭儉讓”。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知識分子，突然有一天被鎮壓了！父親想不通，又不能去找孫伯伯，找了隻會挨罵。父親直接給中央寫信，給羅瑞卿寫信。父親認為：古今中外，大多數有能力的人都是要為政府做事的，國民黨在時為國民黨做事，共產黨來了為共產黨做事，對新政權構成威脅的是“反動勢力”，不是“反動殘餘”，因此，應將“反動殘餘連根拔”的口號改為“反動勢力連根拔”。
信被批轉下來。父親當即被繳了槍。
孫伯伯當時氣得差點扇父親兩嘴巴。但是氣歸氣，幫還是要幫的，然而在中國，尤其是50年代初的中國，凡事沾上政治都比天大，比天大的事讓孫伯伯他們怎能幫？怎敢幫？！父親被捕了。孫伯伯他們能幫的也就是幫父親保命。事實上，要不是後來中央很快果然將“反動殘餘連根拔”改為“反動勢力連根拔”，父親恐怕連命也難保。
父親一直認為是孫伯伯他們救了自己的命。父親說：換上別人早被鎮壓了，是他們拖著，特別是當時任縣公安局長的劉伯伯硬拖著，拖到中央“自己勇於改正錯誤”了，父親釋放。雖說失去的永遠失去，父親再也沒有重佩“掌中雷”，隻是在交通局做一般幹部，但父親保住了命。活著就好。直到文革之後，還是在孫伯伯、劉伯伯、蔣伯伯、胡伯伯他們的幫助下，父親才平反，得到一個“光頭”的“離修老幹部”。
9
今晚我為父親守夜。哥哥要與我一起守，全家反對。他昨晚已經守了一夜，今晚須休息。
哥哥去睡覺並不等於就我一個人守夜，事實上，家裏有很多人，居然還有樓上樓下的四個小夥子來我家打麻匠。這還是家鄉的習俗。明日父親出殯，家裏人不能抬，得由這四個小夥子將父親抬上殯車，今晚他們四人算是熱身。照規矩，我得招待他們吃、喝、抽。我覺得很滑稽，打麻匠屬於典型的娛樂活動，怎能在死者身邊進行？但是，當我看見母親和姐姐們也在裏屋開一桌時，才意識到本人落伍了：白喜也是喜呀！喜事和娛樂聯姻，天經地義，家鄉的習俗有理。
我這時候才有工夫好好看看已經死去的父親。
父親身上蓋著紅被單紅頭布，看上去比生前要高一些。這與我想像的不一樣，我原以為人死了會縮一些。我掀開被單，見父親腳上穿著老鞋——一種很泡的沒有納底的棉鞋。我再掀開頭布，認定父親確實死了——腮癟，眼凹，嘴半張開，假牙不知什麽原因沒有了，眼睛微睜，麵無表情，看不出痛苦，也看不出滿足，整個臉呈骷髏像。父親比半年前瘦多了，怎能說死前“好好”的？我猜想，父親死前一定備受病痛折磨，隻是父親太自覺，不願意連累家人，才硬撐著，直至“無痛死亡”。
我很奇怪挨著自己死去的父親為什麽一點也不害怕。以前我是很怕死人的。1976年在建設兵團，我們連隊有個迴鄉知青為了去縣城看“瓦爾特保衛塞拉耶佛”，竟在爬車時摔死，送他“上山”時，我離得很遠還是很恐懼。平時要是在路上看見花圈，老遠的就繞道走，實在無路可繞也是盡量側目，不敢正眼看。但是今天晚上，當我夜裏挨著死去的父親時，竟然一點都不害怕。大概隻有最親的親人才會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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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建立不久，共產黨即展開了規模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那時有一句口號，叫做“反動殘餘連根拔。”根據這句口號，一大批在國民黨政府或軍隊裏任職或做事的人都得被無情鎮壓。這事牽扯到父親，因為父親在舊政府裏有許多老朋友舊同事，父親認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是非殺不可的。當父親看著有些老實本分的舊職員昨天還是好好的，今天就被拉上車拖出去斃了，父親震驚了。父親先去找孫伯伯，他知道事關重大，找蔣伯伯沒用。父親對孫伯伯說：真正罪大惡極該槍斃的，早就跑到台灣去了，留下的大都是沒多大罪惡的小職員，他們中有不少人甚至於是盼望共產黨來的，大多數舊職員都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深惡痛絕，對共產黨是擁護的，對新中國是滿懷希望的，因此，這樣大麵積地鎮壓是錯誤的，應趕快糾正。孫伯伯聽後非常生氣，對父親進行了嚴肅地批評。孫伯伯說：你這種想法是極其錯誤的，也是十分危險的！孫伯伯還給父親看了有關這場運動的中央文件，以及建國以來國民黨反動勢力對新生政權的各種破壞活動案例。孫伯伯接著說：現在形勢嚴峻得很！這些案例隻是一部分，事實上遠不隻這些。就在幾天前，我們的運糧船隊還遭到土匪的襲擊，很多同誌皖南事變都頂過來了，沒想到卻在新中國建立之後永遠地倒下了。孫伯伯的情緒也感染了父親，父親沒想到形勢會這麽嚴峻。孫伯伯最後反覆告誡父親：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對反動派千萬不能手軟。
要不是後來黃科員被殺，這件事也就過去了，但偏偏發生了黃科員的事，命該父親倒黴。
黃科員屬舊政府留用人員，解放前在南京市偽政府任職，解放後獲得留用，但被貶到了父親工作的這個縣農林局任科員。父親與黃科員解放前就認識，後來又正好在同一個縣共事，二人自然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父親說黃科員是個難得的好人，素質高，有教養，總是“那樣溫良恭儉讓”。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知識分子，突然有一天被鎮壓了！父親想不通，又不能去找孫伯伯，找了隻會挨罵。父親直接給中央寫信，給羅瑞卿寫信。父親認為：古今中外，大多數有能力的人都是要為政府做事的，國民黨在時為國民黨做事，共產黨來了為共產黨做事，對新政權構成威脅的是“反動勢力”，不是“反動殘餘”，因此，應將“反動殘餘連根拔”的口號改為“反動勢力連根拔”。
信被批轉下來。父親當即被繳了槍。
孫伯伯當時氣得差點扇父親兩嘴巴。但是氣歸氣，幫還是要幫的，然而在中國，尤其是50年代初的中國，凡事沾上政治都比天大，比天大的事讓孫伯伯他們怎能幫？怎敢幫？！父親被捕了。孫伯伯他們能幫的也就是幫父親保命。事實上，要不是後來中央很快果然將“反動殘餘連根拔”改為“反動勢力連根拔”，父親恐怕連命也難保。
父親一直認為是孫伯伯他們救了自己的命。父親說：換上別人早被鎮壓了，是他們拖著，特別是當時任縣公安局長的劉伯伯硬拖著，拖到中央“自己勇於改正錯誤”了，父親釋放。雖說失去的永遠失去，父親再也沒有重佩“掌中雷”，隻是在交通局做一般幹部，但父親保住了命。活著就好。直到文革之後，還是在孫伯伯、劉伯伯、蔣伯伯、胡伯伯他們的幫助下，父親才平反，得到一個“光頭”的“離修老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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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為父親守夜。哥哥要與我一起守，全家反對。他昨晚已經守了一夜，今晚須休息。
哥哥去睡覺並不等於就我一個人守夜，事實上，家裏有很多人，居然還有樓上樓下的四個小夥子來我家打麻匠。這還是家鄉的習俗。明日父親出殯，家裏人不能抬，得由這四個小夥子將父親抬上殯車，今晚他們四人算是熱身。照規矩，我得招待他們吃、喝、抽。我覺得很滑稽，打麻匠屬於典型的娛樂活動，怎能在死者身邊進行？但是，當我看見母親和姐姐們也在裏屋開一桌時，才意識到本人落伍了：白喜也是喜呀！喜事和娛樂聯姻，天經地義，家鄉的習俗有理。
我這時候才有工夫好好看看已經死去的父親。
父親身上蓋著紅被單紅頭布，看上去比生前要高一些。這與我想像的不一樣，我原以為人死了會縮一些。我掀開被單，見父親腳上穿著老鞋——一種很泡的沒有納底的棉鞋。我再掀開頭布，認定父親確實死了——腮癟，眼凹，嘴半張開，假牙不知什麽原因沒有了，眼睛微睜，麵無表情，看不出痛苦，也看不出滿足，整個臉呈骷髏像。父親比半年前瘦多了，怎能說死前“好好”的？我猜想，父親死前一定備受病痛折磨，隻是父親太自覺，不願意連累家人，才硬撐著，直至“無痛死亡”。
我很奇怪挨著自己死去的父親為什麽一點也不害怕。以前我是很怕死人的。1976年在建設兵團，我們連隊有個迴鄉知青為了去縣城看“瓦爾特保衛塞拉耶佛”，竟在爬車時摔死，送他“上山”時，我離得很遠還是很恐懼。平時要是在路上看見花圈，老遠的就繞道走，實在無路可繞也是盡量側目，不敢正眼看。但是今天晚上，當我夜裏挨著死去的父親時，竟然一點都不害怕。大概隻有最親的親人才會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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