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父親的喜事辦得很熱鬧。五個姐姐，除了小姐姐外，其餘四個都是奶奶輩的，不用外人摻和，直係晚輩就好幾十，能不熱鬧？我到家時，已經一屋子人，走廊都是人。剛上樓，那邊就喊起來了：“躍進迴來了！躍進迴來了！”隻見哥哥跑出來，拉住我，邊往裏走邊說：“快磕頭，快磕頭。”人們自動讓開地方，我糊裏糊塗地先磕頭。磕完頭，我本想看看已經蓋上紅頭布的父親，這時候媽媽在眾人的攙扶下從裏屋出來，邊走邊嚎，直奔父親：“老頭子呀，小兒子迴來了！”眾人拉住母親，我也起身扶住媽媽，不知說什麽，止不住掉眼淚。等我定過神來，才發現自己成了焦點，滿屋子人都看著我。我不知道這時候該不該與眾人打招唿，怎樣打招唿。突然，我發現在一屋子家裏人當中夾著一個“外人”，那就是蔣伯伯。我好像找到了得體的話題，趕緊擠上前去，拉住蔣伯伯的手，說：“蔣伯伯，您老這麽大年紀了，身體又不好，您自己要多保重，不用親自來了。”蔣伯伯比父親小兩歲，但也是八十多的人了，患高血壓多年，我這番話並不全是客套。蔣伯伯說：“我不來誰來呀？我們這些老頭子就剩我一個了。”蔣伯伯說到這裏居然哭出聲來，邊哭邊說：“你大大（安徽無為人對爸爸的稱唿——作者注）好人呀。要不是你大大，我們早就見馬克思了。”老人說著，哭得愈加悲傷。我媽媽也邊哭邊過來勸。我見這樣不行，再倒下一個老人怎麽辦？於是趕快讓四姐夫開車送蔣伯伯迴去。我和哥哥一直將蔣伯伯攙扶到樓下，還不放心，又讓小姐夫陪著一道去。
蔣伯伯和父親是同鄉，以前比父親官大。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渡江後，他是採石區區長，父親是黃山鄉鄉長，比父親正好大一級。那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他是名副其實的第一任區長。後來新中國成立了，再後來，他任區長的那個區下麵的一個鎮改成現在這個赫赫有名的鋼鐵城市，許多過去比他小的官都混上局長甚至副市長了，他還是原地踏步，直到離修，還是中學校長，越做越低了。但他比父親強，他大小還是個“長”，而父親離修時，隻是空掛一個“離修老幹部”，什麽“長”也沒有。這是因為五十年代初，父親和蔣伯伯都犯了嚴重的錯誤，不同的是父親犯的是政治錯誤，蔣伯伯犯的是生活錯誤，所以，蔣伯伯大小還保留個“長”，父親則是連“長”也丟了。
蔣伯伯與父親的交情是真摯的。蔣伯伯說“要不是你大大，我們早就見馬克思了”也是有根據的。父親確實救過蔣伯伯的命，父親還救過許多其他伯伯叔叔的命，但是反過來，也正是父親救了蔣伯伯他們的命，才有父親自己的命，也才有我的命，也才有父親今天的喜事。
6
打死鬼子後不久，父親就離開那支“抗日偽軍”隊伍。具體原因不清楚，父親不說誰也不知道。現在我自己瞎猜，是不是被班長“一槍正中眉心”嚇的？不知我這種猜測有沒有褻瀆父親。好在這一切已是過去的過去，並不那麽重要了。
父親對他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五之間的這段經歷很少提及。文革時期專案組的書麵結論是“在上海等地做工謀生”。事實上，那一段歷史是查不清的，專案組也隻能憑著父親怎麽說他們就怎麽寫。但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我是越來越不信那個書麵結論。第一，父親會說英語；第二，抗戰勝利後父親立刻在國民黨南京衛戍司令部任職。
在“老幹部”隊伍裏，父親算是個“文化人”。父親的字寫得很好，認識的漢字好像比我多，特別是繁體字。文革前父親曾動手寫過書，沒寫完，文革來了嚇得燒了，離休後又著手編寫《二十世紀中華人物錄》，其文化程度可見一斑。但這些都是他自學的結果，除了四年的私塾教育外，父親並沒有上過正規的學堂，對數理化等現代知識幾乎一竅不通，但他會說英語。父親從來沒有講過他會說英語，可能連母親也不知道他會說英語，但我知道。我上初中時，有一次在家讀英語，父親突然過來糾正我的發音，並且教我怎麽讀。僅僅那一次，我記住了：父親會說英語。我至今都很納悶，父親不屬於具有語言天賦的人，父親在上海多年，不會說上海話，父親在南京多年，不會說南京話，但父親會說英語。怎麽會的？不知道。但肯定是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五年這段時期學的。我推測，父親要麽接受過強化學習，要麽直接與英美人士長期朝夕相處，無論哪一種情況，“做工謀生”的內涵都大有講頭。
抗戰勝利後父親能在國民黨南京衛戍司令部任職同樣是一個謎。“做工謀生”的人怎麽搖身一變進了如此要害的部門呢？而且父親那時候很風光也很有權力。母親就是那時候嫁給父親的，母親年輕時漂亮，外祖父是南京市郊一個小有名望的地主。父親當時著國民黨軍服的照片我沒見過，想必早被燒了，但我見過父親於那個年代照的一張便裝照片。父親頭戴一頂太陽帽，就是當時毛主席赴重慶談判在機場戴的那種太陽帽，在那個時代肯定是很時髦的。說父親當時很有權力更有證據，當年蔣伯伯他們一批共產黨人正是由於父親手中有權才得以活下來，要不然蔣伯伯怎麽說“要不是你大大，我們早就見馬克思了”呢？父親不僅救過蔣伯伯，而且還救過孫伯伯、胡伯伯、劉伯伯等一批共產黨人，手中沒權怎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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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喜事辦得很熱鬧。五個姐姐，除了小姐姐外，其餘四個都是奶奶輩的，不用外人摻和，直係晚輩就好幾十，能不熱鬧？我到家時，已經一屋子人，走廊都是人。剛上樓，那邊就喊起來了：“躍進迴來了！躍進迴來了！”隻見哥哥跑出來，拉住我，邊往裏走邊說：“快磕頭，快磕頭。”人們自動讓開地方，我糊裏糊塗地先磕頭。磕完頭，我本想看看已經蓋上紅頭布的父親，這時候媽媽在眾人的攙扶下從裏屋出來，邊走邊嚎，直奔父親：“老頭子呀，小兒子迴來了！”眾人拉住母親，我也起身扶住媽媽，不知說什麽，止不住掉眼淚。等我定過神來，才發現自己成了焦點，滿屋子人都看著我。我不知道這時候該不該與眾人打招唿，怎樣打招唿。突然，我發現在一屋子家裏人當中夾著一個“外人”，那就是蔣伯伯。我好像找到了得體的話題，趕緊擠上前去，拉住蔣伯伯的手，說：“蔣伯伯，您老這麽大年紀了，身體又不好，您自己要多保重，不用親自來了。”蔣伯伯比父親小兩歲，但也是八十多的人了，患高血壓多年，我這番話並不全是客套。蔣伯伯說：“我不來誰來呀？我們這些老頭子就剩我一個了。”蔣伯伯說到這裏居然哭出聲來，邊哭邊說：“你大大（安徽無為人對爸爸的稱唿——作者注）好人呀。要不是你大大，我們早就見馬克思了。”老人說著，哭得愈加悲傷。我媽媽也邊哭邊過來勸。我見這樣不行，再倒下一個老人怎麽辦？於是趕快讓四姐夫開車送蔣伯伯迴去。我和哥哥一直將蔣伯伯攙扶到樓下，還不放心，又讓小姐夫陪著一道去。
蔣伯伯和父親是同鄉，以前比父親官大。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渡江後，他是採石區區長，父親是黃山鄉鄉長，比父親正好大一級。那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他是名副其實的第一任區長。後來新中國成立了，再後來，他任區長的那個區下麵的一個鎮改成現在這個赫赫有名的鋼鐵城市，許多過去比他小的官都混上局長甚至副市長了，他還是原地踏步，直到離修，還是中學校長，越做越低了。但他比父親強，他大小還是個“長”，而父親離修時，隻是空掛一個“離修老幹部”，什麽“長”也沒有。這是因為五十年代初，父親和蔣伯伯都犯了嚴重的錯誤，不同的是父親犯的是政治錯誤，蔣伯伯犯的是生活錯誤，所以，蔣伯伯大小還保留個“長”，父親則是連“長”也丟了。
蔣伯伯與父親的交情是真摯的。蔣伯伯說“要不是你大大，我們早就見馬克思了”也是有根據的。父親確實救過蔣伯伯的命，父親還救過許多其他伯伯叔叔的命，但是反過來，也正是父親救了蔣伯伯他們的命，才有父親自己的命，也才有我的命，也才有父親今天的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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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鬼子後不久，父親就離開那支“抗日偽軍”隊伍。具體原因不清楚，父親不說誰也不知道。現在我自己瞎猜，是不是被班長“一槍正中眉心”嚇的？不知我這種猜測有沒有褻瀆父親。好在這一切已是過去的過去，並不那麽重要了。
父親對他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五之間的這段經歷很少提及。文革時期專案組的書麵結論是“在上海等地做工謀生”。事實上，那一段歷史是查不清的，專案組也隻能憑著父親怎麽說他們就怎麽寫。但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我是越來越不信那個書麵結論。第一，父親會說英語；第二，抗戰勝利後父親立刻在國民黨南京衛戍司令部任職。
在“老幹部”隊伍裏，父親算是個“文化人”。父親的字寫得很好，認識的漢字好像比我多，特別是繁體字。文革前父親曾動手寫過書，沒寫完，文革來了嚇得燒了，離休後又著手編寫《二十世紀中華人物錄》，其文化程度可見一斑。但這些都是他自學的結果，除了四年的私塾教育外，父親並沒有上過正規的學堂，對數理化等現代知識幾乎一竅不通，但他會說英語。父親從來沒有講過他會說英語，可能連母親也不知道他會說英語，但我知道。我上初中時，有一次在家讀英語，父親突然過來糾正我的發音，並且教我怎麽讀。僅僅那一次，我記住了：父親會說英語。我至今都很納悶，父親不屬於具有語言天賦的人，父親在上海多年，不會說上海話，父親在南京多年，不會說南京話，但父親會說英語。怎麽會的？不知道。但肯定是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五年這段時期學的。我推測，父親要麽接受過強化學習，要麽直接與英美人士長期朝夕相處，無論哪一種情況，“做工謀生”的內涵都大有講頭。
抗戰勝利後父親能在國民黨南京衛戍司令部任職同樣是一個謎。“做工謀生”的人怎麽搖身一變進了如此要害的部門呢？而且父親那時候很風光也很有權力。母親就是那時候嫁給父親的，母親年輕時漂亮，外祖父是南京市郊一個小有名望的地主。父親當時著國民黨軍服的照片我沒見過，想必早被燒了，但我見過父親於那個年代照的一張便裝照片。父親頭戴一頂太陽帽，就是當時毛主席赴重慶談判在機場戴的那種太陽帽，在那個時代肯定是很時髦的。說父親當時很有權力更有證據，當年蔣伯伯他們一批共產黨人正是由於父親手中有權才得以活下來，要不然蔣伯伯怎麽說“要不是你大大，我們早就見馬克思了”呢？父親不僅救過蔣伯伯，而且還救過孫伯伯、胡伯伯、劉伯伯等一批共產黨人，手中沒權怎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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