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那些大學生麵試完後，我在劉靚的帶領下走進了社長辦。社長姓張，三十五六歲，戴著一副金邊近視眼鏡，顯得文質彬彬。一聽口音，我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他得知我的經歷後，馬上就顯出很欣賞的樣子。在看完我的簡歷和資料後，他說道：我們這兒都要求應聘者是本科生，但你的情況特殊。我也是從部隊出來的，當兵的人都能吃苦耐勞。這樣吧，我就破格錄用你吧，試用期3個月，每月底薪600元，以後視成績再加。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我一聽這麽快就被錄取了，很高興。盡管我在應聘時經常碰到一些不很正規的報社，有私人辦的，有與人合作的，有的是打著報社的牌子實際上是拉廣告的，名義上是記者，其實隻不過是一個拉廣告的廣告員。有的不但要交納一定數量的定金，還常拖欠工資。當時像那樣的小報在羊城有好幾十家。我還曾經受過一次騙。這家報紙雖然我也是此時才聽說過，但看到他們的辦公條件還可以，起碼也是在省級的科研大院裏麵，我剛才也從採訪部主任劉靚那兒了解了不少情況，看來不會是那種騙人的小報。我很高興，不僅是因為我這個當時連表都沒填的人現在終於成為3名錄取者之一，而且這次終於能圓我的記者夢了。
當時報社還沒有什麽記者證，採訪時就開介紹信。報社給每人都印製了名片。當我拿到兩盒名片時，捧著名片仔細地端詳了半天，在我名字後麵的那記者編輯幾個字，更是令我備感溫馨，它明白無誤地告訴我，這迴我真地成為了一名記者。記得當兵前，我最大的奢望是能進入縣文化館搞專業創作，進入縣報社做一名記者。現在，我終於成為了一名記者，盡管這家報紙名不經傳，但好歹也算是一家省級報紙，這樣說來，比起我家鄉的那縣報不知好多少了。
剛開始時，社長隻是讓我寫新聞，抓好的社會新聞。我也一連發表了好幾篇稿子。盡管在試用期間，社長許諾每月隻有600元工資，其他的什麽補貼都沒有，但我每天幹得十分起勁，每天都趕到報社報到。當時與我同進報社的除了一位一周後就自行離開的大學生外，還有一個叫閔紅鬆的小夥子。我們在劉靚的帶領下除了採訪就是編稿。與我們一個辦公室的還有一位叫張艷的高個子姑娘，她來自大西北，畢業於蘭州大學外語係，白膚白皙，身材高挑，長得很漂亮，是塊做演員的好料子。本來她可以找到份好的工作，但她也像我一樣，愛好文學，總想圓記者作家夢，就屈就進入了這家報社。她的工作主要是編稿和畫版式。
可是，我高興得太早了。後麵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很快就粉碎了我的第一次記者夢。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2節 羊城初圓記者夢（2）
我從建築工地掙來的那筆血汗錢很快就沒有了，但我想到隻要能挨到月底就有工資了。為了節約錢，我從不敢跟同事們一起去吃什麽盒飯，中午不是啃一兩個饅頭，就是買個麵包湊合一餐，到了晚上就迴到出租房裏煮麵吃。好不容熬到月底，到了發工資的日子，誰知報社卻說由於效益不好，發不出工資了；這還不算，那個張社長還要求我們從現在起不要寫新聞稿子，稱那種雞毛蒜皮的社會新聞根本下不出蛋，賺不來一分錢，還得白占版麵，一再要求我們出去拉廣告，特別是醫藥和保健方麵的廣告。這個月，劉靚和張艷沒有拿到工資，我和小閔兩個新來的自然更是沒有領到一分錢。在堅持了半個多月後，報社除了發給每人幾大包某藥品公司用來抵廣告費的“神仙糙藥茶”外，還是沒錢。這下不單是我們新來的，就連劉靚都不幹了。一天下午，劉靚因為工資的事和張社長在辦公室裏吵了起來。原來，劉靚本來在郊區的花都一家報紙做部門主任，是被這個張社長許諾以很高的待遇才過來的。第一個月他拿到了1000多元錢的工資，但隨後幾個月連起碼的工資都拿不到，隻是拿到過兩次廣告的提成費。我還了解到，這家報紙原來是某部門承包給張社長的，掛的是報紙的牌子，其實主要是做藥品和保健品生意。報紙雖然每周都出版，但發行量很不固定，如果誰出錢在上麵做了廣告，這期的報紙就特意多印一部分。本來張社長說好賺到錢後按比例給劉靚提成的，但後來卻總不兌現，沒想到後來連基本工資也不給了。
我和小閔得知這個情況後，心裏一下涼了半截，沒想到這個軍官轉業的上司也搞這種騙人的把戲。這天下班後，上午還在對人大發脾氣的張社長特意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問長問短，大大誇獎我工作努力。接著，他付給了我400元錢。我問他這是什麽錢，他攤著雙手頗為無奈地對我說：這是我第一個月的工資，因為報社這幾個月老是虧損，實在是沒錢，等下個月一定給我補上。他還悄悄對我說，劉靚已無法勝任他的工作了，他準備讓他走人。同時他再三暗示我，如果我聽他的話，好好跟著他幹，那個採訪部主任的職位以後肯定是我的。我聽得心裏直打鼓：我隻是想做好一個記者，在報社裏好好的學一些真本領，此時還沒有想到要去做什麽主任。自己的業務水平不高，又怎能去指揮別人？在這兒做記者編輯的誰不是大學出來的呢？當時我不置可否，也沒把這話放到心上去，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社長的用心良苦。我看到第一個月就把我的工資從600元降到400元，心中自然不快。但此時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也不好爭什麽，隨手就接過來了，這畢竟是我用辛勤的汗水換來的工資呢。當時我不明白，為什麽社長隻是付了我一個人的工錢，而其他的都沒支付分文。
由於“談判”破裂，第二天劉靚提出辭職，並要求張付清所拖欠的工資，兩人又在辦公室裏吵了起來。此時劉靚妻子阿芳正好趕來，見狀急忙上前護著老公，並氣得衝過去怒罵張社長。這樣一來，雙方吵著吵著，就推搡了起來。我和小閔趕緊跑上前去勸架，沒想，報社的編輯部主任老於、財務主管小潘以及那個保衛部主任老李（當然隻不過是一個看門的保安）都聞聲沖了進來。這夥人二話不說，圍著劉靚夫婦就拳打腳踢。張艷和幾位女記者早嚇得花容失色，愣在一邊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小閔見劉靚夫婦要吃大虧，趕緊衝上前去阻攔對方。小閔戴著近視眼鏡，在推搡中竟也挨了幾下。那個平時臉色清高、掌握報社財經大權的矮個子小潘和那個保安不但當眾毆打劉靚夫婦，而且對勸架的小閔動手，我幾次要衝上前去，但都被滿臉怒火的張社長用眼神嚴厲地阻止住了。但是，當我看到劉靚夫婦已被他們幾個按倒在地，見義勇為的小閔也被李保安卡著脖子按在地板上直翻白眼，實在忍無可忍了，於是猛地衝上前去，對那幾個恃強淩弱的傢夥連拖帶拉，並沖李保安的屁股狠踢了幾腳。對方自然沒想到我會在此關鍵時刻出手，而且出手又快又猛，一下子將他們幾個全推翻在地。我毫不理會張社長氣急敗壞的神情，一邊對幾個行兇者怒目而視，一邊護著劉靚夫婦和小閔趕緊往外撤。
這一鬧，在那個省級科研大樓裏弄得影響很壞。我們將那個社長的惡行向上級主管部門作了反映。後來，劉靚和小閔的錢雖然都被扣除了部分，但畢竟都要到了手。我們仨辭職後，張艷和幾位同事也憤而離去。據說一下子弄得那家小報差點兒癱瘓。
剛做了一個多月的記者，我又失業了。房租一交，我身上又幾乎是分文不剩了。獲知我的窘境後，劉靚夫婦當即邀請我前往他家住，並說他們雖然是一居室，但可以在廳裏為我擺張小床。他感激地拉著我的手說：“你在關鍵時候幫了我，我也沒什麽感謝你，以後我們就是朋友。我經濟狀況比你好些，今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們住的就有你住的……”就這樣，我隨同劉靚夫婦從中大附近搬到了石碑村，暫時和他們住在了一塊兒。
石碑村位於廣州天河區的東南邊。由於那幾年聚集在那兒的流浪記者太多，以致像北京魯迅文學院附後的“中國作家村”、圓明園附近的“流浪畫家村”、北京通州宋莊的“流浪藝術家村”一樣，那時的石碑村被我們這些人戲稱為“中國流浪記者村”。因為在這兒居住過的記者前後有三四百人。著名的流浪記者有曾華鋒、劉靚、譚海清、南島、閔紅鬆、李誌、詹政凱、傅星、羅斯文、傅東流等人。
在此居住期間，我認識了大批流浪記者。後來，我在《廣東法製報》、《中國引進報》、《廣州紅綠燈報》做記者期間，曾先後都在這兒居住過。雖然時常搬家，但搬來搬去還是在這個小村子裏。直到1997年春節後，我因無錢交房租，無法忍受那個長得像電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八姑樣的女房東逼債，就在一個黑夜裏搬離了那個小窩，住到了河南的客村和赤崗一帶。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3節 1塊8毛錢的春節（1）
隨著20世紀90年代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前散布在羊城四周的近郊農村，都很快被各種高樓大廈所包圍，那些昔日貧困的村莊很快融入廣州城區內，變成了“都市裏的村莊”。這些地方當時最明顯的變化就是，那些有了錢的村民們紛紛建起了高高的樓房。他們除了在本地的企業分紅外，大多就是靠出租這些房屋了。租住在這些密密麻麻地擁擠在一起的房子裏的，幾乎全都是來自外地的打工族。當時在羊城比較出名的“都市村莊”有石牌村、冼村、員村、楊箕村和客村等。從1995年起，流浪羊城的我就開始像昔日的地下遊擊隊一樣，曾先後在這些地方租住過，而其中的石碑村，由於當時居住的流浪記者較多，則成為我在羊城的一個重要棲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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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聽這麽快就被錄取了，很高興。盡管我在應聘時經常碰到一些不很正規的報社，有私人辦的，有與人合作的，有的是打著報社的牌子實際上是拉廣告的，名義上是記者，其實隻不過是一個拉廣告的廣告員。有的不但要交納一定數量的定金，還常拖欠工資。當時像那樣的小報在羊城有好幾十家。我還曾經受過一次騙。這家報紙雖然我也是此時才聽說過，但看到他們的辦公條件還可以，起碼也是在省級的科研大院裏麵，我剛才也從採訪部主任劉靚那兒了解了不少情況，看來不會是那種騙人的小報。我很高興，不僅是因為我這個當時連表都沒填的人現在終於成為3名錄取者之一，而且這次終於能圓我的記者夢了。
當時報社還沒有什麽記者證，採訪時就開介紹信。報社給每人都印製了名片。當我拿到兩盒名片時，捧著名片仔細地端詳了半天，在我名字後麵的那記者編輯幾個字，更是令我備感溫馨，它明白無誤地告訴我，這迴我真地成為了一名記者。記得當兵前，我最大的奢望是能進入縣文化館搞專業創作，進入縣報社做一名記者。現在，我終於成為了一名記者，盡管這家報紙名不經傳，但好歹也算是一家省級報紙，這樣說來，比起我家鄉的那縣報不知好多少了。
剛開始時，社長隻是讓我寫新聞，抓好的社會新聞。我也一連發表了好幾篇稿子。盡管在試用期間，社長許諾每月隻有600元工資，其他的什麽補貼都沒有，但我每天幹得十分起勁，每天都趕到報社報到。當時與我同進報社的除了一位一周後就自行離開的大學生外，還有一個叫閔紅鬆的小夥子。我們在劉靚的帶領下除了採訪就是編稿。與我們一個辦公室的還有一位叫張艷的高個子姑娘，她來自大西北，畢業於蘭州大學外語係，白膚白皙，身材高挑，長得很漂亮，是塊做演員的好料子。本來她可以找到份好的工作，但她也像我一樣，愛好文學，總想圓記者作家夢，就屈就進入了這家報社。她的工作主要是編稿和畫版式。
可是，我高興得太早了。後麵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很快就粉碎了我的第一次記者夢。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2節 羊城初圓記者夢（2）
我從建築工地掙來的那筆血汗錢很快就沒有了，但我想到隻要能挨到月底就有工資了。為了節約錢，我從不敢跟同事們一起去吃什麽盒飯，中午不是啃一兩個饅頭，就是買個麵包湊合一餐，到了晚上就迴到出租房裏煮麵吃。好不容熬到月底，到了發工資的日子，誰知報社卻說由於效益不好，發不出工資了；這還不算，那個張社長還要求我們從現在起不要寫新聞稿子，稱那種雞毛蒜皮的社會新聞根本下不出蛋，賺不來一分錢，還得白占版麵，一再要求我們出去拉廣告，特別是醫藥和保健方麵的廣告。這個月，劉靚和張艷沒有拿到工資，我和小閔兩個新來的自然更是沒有領到一分錢。在堅持了半個多月後，報社除了發給每人幾大包某藥品公司用來抵廣告費的“神仙糙藥茶”外，還是沒錢。這下不單是我們新來的，就連劉靚都不幹了。一天下午，劉靚因為工資的事和張社長在辦公室裏吵了起來。原來，劉靚本來在郊區的花都一家報紙做部門主任，是被這個張社長許諾以很高的待遇才過來的。第一個月他拿到了1000多元錢的工資，但隨後幾個月連起碼的工資都拿不到，隻是拿到過兩次廣告的提成費。我還了解到，這家報紙原來是某部門承包給張社長的，掛的是報紙的牌子，其實主要是做藥品和保健品生意。報紙雖然每周都出版，但發行量很不固定，如果誰出錢在上麵做了廣告，這期的報紙就特意多印一部分。本來張社長說好賺到錢後按比例給劉靚提成的，但後來卻總不兌現，沒想到後來連基本工資也不給了。
我和小閔得知這個情況後，心裏一下涼了半截，沒想到這個軍官轉業的上司也搞這種騙人的把戲。這天下班後，上午還在對人大發脾氣的張社長特意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問長問短，大大誇獎我工作努力。接著，他付給了我400元錢。我問他這是什麽錢，他攤著雙手頗為無奈地對我說：這是我第一個月的工資，因為報社這幾個月老是虧損，實在是沒錢，等下個月一定給我補上。他還悄悄對我說，劉靚已無法勝任他的工作了，他準備讓他走人。同時他再三暗示我，如果我聽他的話，好好跟著他幹，那個採訪部主任的職位以後肯定是我的。我聽得心裏直打鼓：我隻是想做好一個記者，在報社裏好好的學一些真本領，此時還沒有想到要去做什麽主任。自己的業務水平不高，又怎能去指揮別人？在這兒做記者編輯的誰不是大學出來的呢？當時我不置可否，也沒把這話放到心上去，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社長的用心良苦。我看到第一個月就把我的工資從600元降到400元，心中自然不快。但此時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也不好爭什麽，隨手就接過來了，這畢竟是我用辛勤的汗水換來的工資呢。當時我不明白，為什麽社長隻是付了我一個人的工錢，而其他的都沒支付分文。
由於“談判”破裂，第二天劉靚提出辭職，並要求張付清所拖欠的工資，兩人又在辦公室裏吵了起來。此時劉靚妻子阿芳正好趕來，見狀急忙上前護著老公，並氣得衝過去怒罵張社長。這樣一來，雙方吵著吵著，就推搡了起來。我和小閔趕緊跑上前去勸架，沒想，報社的編輯部主任老於、財務主管小潘以及那個保衛部主任老李（當然隻不過是一個看門的保安）都聞聲沖了進來。這夥人二話不說，圍著劉靚夫婦就拳打腳踢。張艷和幾位女記者早嚇得花容失色，愣在一邊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小閔見劉靚夫婦要吃大虧，趕緊衝上前去阻攔對方。小閔戴著近視眼鏡，在推搡中竟也挨了幾下。那個平時臉色清高、掌握報社財經大權的矮個子小潘和那個保安不但當眾毆打劉靚夫婦，而且對勸架的小閔動手，我幾次要衝上前去，但都被滿臉怒火的張社長用眼神嚴厲地阻止住了。但是，當我看到劉靚夫婦已被他們幾個按倒在地，見義勇為的小閔也被李保安卡著脖子按在地板上直翻白眼，實在忍無可忍了，於是猛地衝上前去，對那幾個恃強淩弱的傢夥連拖帶拉，並沖李保安的屁股狠踢了幾腳。對方自然沒想到我會在此關鍵時刻出手，而且出手又快又猛，一下子將他們幾個全推翻在地。我毫不理會張社長氣急敗壞的神情，一邊對幾個行兇者怒目而視，一邊護著劉靚夫婦和小閔趕緊往外撤。
這一鬧，在那個省級科研大樓裏弄得影響很壞。我們將那個社長的惡行向上級主管部門作了反映。後來，劉靚和小閔的錢雖然都被扣除了部分，但畢竟都要到了手。我們仨辭職後，張艷和幾位同事也憤而離去。據說一下子弄得那家小報差點兒癱瘓。
剛做了一個多月的記者，我又失業了。房租一交，我身上又幾乎是分文不剩了。獲知我的窘境後，劉靚夫婦當即邀請我前往他家住，並說他們雖然是一居室，但可以在廳裏為我擺張小床。他感激地拉著我的手說：“你在關鍵時候幫了我，我也沒什麽感謝你，以後我們就是朋友。我經濟狀況比你好些，今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們住的就有你住的……”就這樣，我隨同劉靚夫婦從中大附近搬到了石碑村，暫時和他們住在了一塊兒。
石碑村位於廣州天河區的東南邊。由於那幾年聚集在那兒的流浪記者太多，以致像北京魯迅文學院附後的“中國作家村”、圓明園附近的“流浪畫家村”、北京通州宋莊的“流浪藝術家村”一樣，那時的石碑村被我們這些人戲稱為“中國流浪記者村”。因為在這兒居住過的記者前後有三四百人。著名的流浪記者有曾華鋒、劉靚、譚海清、南島、閔紅鬆、李誌、詹政凱、傅星、羅斯文、傅東流等人。
在此居住期間，我認識了大批流浪記者。後來，我在《廣東法製報》、《中國引進報》、《廣州紅綠燈報》做記者期間，曾先後都在這兒居住過。雖然時常搬家，但搬來搬去還是在這個小村子裏。直到1997年春節後，我因無錢交房租，無法忍受那個長得像電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八姑樣的女房東逼債，就在一個黑夜裏搬離了那個小窩，住到了河南的客村和赤崗一帶。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3節 1塊8毛錢的春節（1）
隨著20世紀90年代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前散布在羊城四周的近郊農村，都很快被各種高樓大廈所包圍，那些昔日貧困的村莊很快融入廣州城區內，變成了“都市裏的村莊”。這些地方當時最明顯的變化就是，那些有了錢的村民們紛紛建起了高高的樓房。他們除了在本地的企業分紅外，大多就是靠出租這些房屋了。租住在這些密密麻麻地擁擠在一起的房子裏的，幾乎全都是來自外地的打工族。當時在羊城比較出名的“都市村莊”有石牌村、冼村、員村、楊箕村和客村等。從1995年起，流浪羊城的我就開始像昔日的地下遊擊隊一樣，曾先後在這些地方租住過，而其中的石碑村，由於當時居住的流浪記者較多，則成為我在羊城的一個重要棲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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