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新聞裏說某某夜市裏的小吃攤，有個烏克蘭新娘在顧攤，大概是台灣太熱，她總是穿著“小可愛”跟熱褲在顧攤，那個攤的生意就變得相當火爆。
省籍情結
省籍情結，簡單來說就是不同地域人之間產生的微妙情感，但在台灣又常被上升到政治層麵，尤其在2000年到2004年那陣子，更被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要討論台灣省籍情結的形成，這實在是個很大的題目，都可以當做博士論文來討論了，所以我就從台灣戰後歷史的發展、我家族所經歷過的，以及我自己看到的來做個簡單的說明。
台灣在1945年以前，曾經被日本統治了50年，在這50年之間出生的人，老實說，對大陸並沒有什麽印象。就以最近很火爆的電影《海角七號》來說吧！很多人無法接受的就是最後一幕，港口台灣人歡送日本人的畫麵，但實際上就是這樣啊！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不僅有日本官方軍方人員在台，也有更多社會各層麵的日本平民百姓與台灣人生活在一起，許多日本人甚至一出生就是在台灣。在這些年，台灣人一出生也理所當然的是“日本國國民”。所以如片末歡送日本人的情況是會發生的，而且片中也不是擠滿了人，有日本朋友的當然會來歡送，不喜歡日本人自然不會來。倒是“國軍”來台時，真的是萬人空巷在歡迎，終於迴到祖國的懷抱了。但當初的“國軍”一下船大家就愕然，怎麽背著鍋碗瓢盆，服裝不整穿著糙鞋，跟乞丐一樣？反倒是受降時及以前的日本軍，個個軍服裝備看起來精神抖擻。本來也是歡歡喜喜地迎接，但失落感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國軍”來台後軍隊的惡行惡狀以及接收官員接收不良，普遍讓台灣人民失望。而後來一連串的事件，更是讓人不僅失望，還產生了恐懼。
我記得我的外公，以前在我小的時候，接起電話一聽到是他打來的，我就特別尷尬，因為又會被他罵“糙地仔”——就是鄉下人的意思。因為當時我很習慣用國語講話，但是外公又討厭講國語的，覺得非台灣本地人的外省人才講國語。我問我母親為什麽他那麽討厭外省人，媽媽也隻跟我說要體諒他，他以前也算被當局迫害牽連到的那一群人，他們那一輩人親眼見過太多不幸的事，因此會那麽討厭外省人。
又以我父親這邊來說，以前我祖父是在糖廠上班。台灣雲嘉南一帶的平原種了大量的甘蔗，是台灣糖業的主要生產地，因此有為數眾多的糖廠分布其中，這都是日本人走後改組的台糖公司所有。許多史料也顯示，光復之初的台灣，在基礎建設上是勝過大陸許多地方的。日本人走後，國民黨當局馬上調來一批官員進駐糖廠，並開始掠奪式地接收。祖父在糖廠工作一輩子，再怎麽做也隻做到一個中低層人員而已，如同有個玻璃天花板一般再也升不上去。原來，糖廠也隻是大環境的一個小縮影，當時所有的“國營單位”，高層幾乎都是國民黨籍的外省人直接空降下來，也不管他是不是這個專業。過去“公務員”任用也差不多，雖然說有考試，但依照“省籍比例”的原則，外省人當然占盡極大優勢，幾乎都被壟斷，台灣本地人當然不慡。
另外，國民黨當局幾十年來的語言政策也是省籍隔閡形成的原因之一。當然，有一個官定語言是很正常的，有更多方言也是很正常的事。但在當局過去國語政策推行的過程中，卻用刻意的方法抑製其他語言的使用。比如說，學生在學校裏講閩南話就要受罰，廣播及電視閩南語節目有時間及時段限製等，國民黨當局不但已走火入魔，所引起的強烈不滿更是演變為民眾因其自然語言習慣所帶來的輕視與恥笑。而就我的認知，當時的外省籍人士，不論是自覺或是在不知不覺中，挾著當局壓抑台灣本地語言的規定，展現出有形無形的優越感，更使台灣同胞將所有外省人與被仇視的統治階級一併歸類。在後來有一段時間裏，我們看到電視的節目或廣告裏，常常會看到一種形象：講國語的中產階級是知識分子，充滿正氣，對比之下講閩南語的就是粗夫鄙婦的鄉下人，甚至是流氓。其實在台灣的社會，誰比誰更高明都還不一定。
當然，不是所有1949年以後來台的外省人都是當官的，大部分都還是軍方人員及其眷屬，有一大部分都住進所謂的“眷村”。眷村是台灣社會現象中相當特殊的族群與人文現象，因為在眷村裏的“外省人”使用的語言、生活習慣、文化很少受眷村外“本省人”環境所影響。一方麵眷村居民多安於封閉的生活領域，無法融入語言、文化十分不確定性的外遭環境，另一方麵，眷村在整個台灣當代歷史的社會文化氛圍上又自成一格。
所以也可以看到許多台灣“外省第二代”的作家，書寫裏麵常常有他們的眷村經驗。如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苦苓等，他們在書裏常常寫到眷村的過年、大江南北的家常美食、眷村小孩的拉幫結黨或者跟本省的小孩打架之類的故事。當年，眷村常常是以簡陋的竹籬笆與外麵隔開，因此有人曾以“竹籬笆”來形容居住於眷村的外省人的自我圈禁。在這種氛圍下，上一代對神州故鄉充滿感性的描述讓眷村裏的下一代產生了美好的憧憬，像《龍的傳人》裏那句“雖不曾見那長江美，夢裏常神遊長江水”，就恰好反映了這種心態。
但是一般台灣人會怎麽覺得呢？日本投降之後就換國民黨統治，然後國民黨馬上又丟了大陸，老實說，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又不知道大陸長什麽樣子，國民黨一天到晚宣傳神州之美、祖國故土之類的，對台灣人來說都很不實際。因此，眷村裏或外省家庭裏，在國家觀念、家族意識、中國文化感受等方麵，就跟台灣的社會有很大對比了。
在過去的台灣，基本上是少數的外省人控製著絕大多數的行政資源，再加上外省官僚當時一心想要“反攻大陸”，覺得很快就會迴去了，一副過客心態，且自覺高人一等，自然引起台灣本地人的反感。前麵也說過，為什麽台灣普遍會覺得當醫生是受人尊重的職業，每年大學聯考醫科也是第一誌願。除了當初日本人不讓台灣人受政法的高等教育，導致的台籍精英隻好紛紛報考醫科外，國民黨來台後台籍政治精英被肅清，也是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算你的生活平淡無奇，在那種環境裏仍然不知道什麽時候會莫名其妙地被牽連或被陷害到。再加上後來外省人壟斷行政資源，台灣人覺得進官場出不了頭，因此第一流人才還是繼續讀醫科，久而久之就造成了醫科一直都是台灣大學聯考中第一誌願的現象。
所以當後來越來越多以本省人為主的黨外勢力冒出來後，台灣人會有出一口氣的感覺。尤其是李登輝，在黨內爬到高位，更是讓台灣人產生了情感上的認同與支持。所以李登輝上台之初國民黨內部鬥爭的時候，會有“外省人欺負李登輝”的說法出現。
我個人認為，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台灣，省籍問題終於浮上檯麵，並不是說以前不存在，而是到了當時，大家才能公開而暢所欲言。而整個90年代，就是省籍問題不斷被激化，但又被消弭的過程，其實也是台灣人一次次在學習互相包容的過程。比如說，有人在選舉裏麵大喊“台灣人選台灣人”，另一邊就會喊“新台灣人”化解掉，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出現。省籍訴求可能對一部分人有效，但大多數人並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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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籍情結
省籍情結，簡單來說就是不同地域人之間產生的微妙情感，但在台灣又常被上升到政治層麵，尤其在2000年到2004年那陣子，更被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要討論台灣省籍情結的形成，這實在是個很大的題目，都可以當做博士論文來討論了，所以我就從台灣戰後歷史的發展、我家族所經歷過的，以及我自己看到的來做個簡單的說明。
台灣在1945年以前，曾經被日本統治了50年，在這50年之間出生的人，老實說，對大陸並沒有什麽印象。就以最近很火爆的電影《海角七號》來說吧！很多人無法接受的就是最後一幕，港口台灣人歡送日本人的畫麵，但實際上就是這樣啊！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不僅有日本官方軍方人員在台，也有更多社會各層麵的日本平民百姓與台灣人生活在一起，許多日本人甚至一出生就是在台灣。在這些年，台灣人一出生也理所當然的是“日本國國民”。所以如片末歡送日本人的情況是會發生的，而且片中也不是擠滿了人，有日本朋友的當然會來歡送，不喜歡日本人自然不會來。倒是“國軍”來台時，真的是萬人空巷在歡迎，終於迴到祖國的懷抱了。但當初的“國軍”一下船大家就愕然，怎麽背著鍋碗瓢盆，服裝不整穿著糙鞋，跟乞丐一樣？反倒是受降時及以前的日本軍，個個軍服裝備看起來精神抖擻。本來也是歡歡喜喜地迎接，但失落感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國軍”來台後軍隊的惡行惡狀以及接收官員接收不良，普遍讓台灣人民失望。而後來一連串的事件，更是讓人不僅失望，還產生了恐懼。
我記得我的外公，以前在我小的時候，接起電話一聽到是他打來的，我就特別尷尬，因為又會被他罵“糙地仔”——就是鄉下人的意思。因為當時我很習慣用國語講話，但是外公又討厭講國語的，覺得非台灣本地人的外省人才講國語。我問我母親為什麽他那麽討厭外省人，媽媽也隻跟我說要體諒他，他以前也算被當局迫害牽連到的那一群人，他們那一輩人親眼見過太多不幸的事，因此會那麽討厭外省人。
又以我父親這邊來說，以前我祖父是在糖廠上班。台灣雲嘉南一帶的平原種了大量的甘蔗，是台灣糖業的主要生產地，因此有為數眾多的糖廠分布其中，這都是日本人走後改組的台糖公司所有。許多史料也顯示，光復之初的台灣，在基礎建設上是勝過大陸許多地方的。日本人走後，國民黨當局馬上調來一批官員進駐糖廠，並開始掠奪式地接收。祖父在糖廠工作一輩子，再怎麽做也隻做到一個中低層人員而已，如同有個玻璃天花板一般再也升不上去。原來，糖廠也隻是大環境的一個小縮影，當時所有的“國營單位”，高層幾乎都是國民黨籍的外省人直接空降下來，也不管他是不是這個專業。過去“公務員”任用也差不多，雖然說有考試，但依照“省籍比例”的原則，外省人當然占盡極大優勢，幾乎都被壟斷，台灣本地人當然不慡。
另外，國民黨當局幾十年來的語言政策也是省籍隔閡形成的原因之一。當然，有一個官定語言是很正常的，有更多方言也是很正常的事。但在當局過去國語政策推行的過程中，卻用刻意的方法抑製其他語言的使用。比如說，學生在學校裏講閩南話就要受罰，廣播及電視閩南語節目有時間及時段限製等，國民黨當局不但已走火入魔，所引起的強烈不滿更是演變為民眾因其自然語言習慣所帶來的輕視與恥笑。而就我的認知，當時的外省籍人士，不論是自覺或是在不知不覺中，挾著當局壓抑台灣本地語言的規定，展現出有形無形的優越感，更使台灣同胞將所有外省人與被仇視的統治階級一併歸類。在後來有一段時間裏，我們看到電視的節目或廣告裏，常常會看到一種形象：講國語的中產階級是知識分子，充滿正氣，對比之下講閩南語的就是粗夫鄙婦的鄉下人，甚至是流氓。其實在台灣的社會，誰比誰更高明都還不一定。
當然，不是所有1949年以後來台的外省人都是當官的，大部分都還是軍方人員及其眷屬，有一大部分都住進所謂的“眷村”。眷村是台灣社會現象中相當特殊的族群與人文現象，因為在眷村裏的“外省人”使用的語言、生活習慣、文化很少受眷村外“本省人”環境所影響。一方麵眷村居民多安於封閉的生活領域，無法融入語言、文化十分不確定性的外遭環境，另一方麵，眷村在整個台灣當代歷史的社會文化氛圍上又自成一格。
所以也可以看到許多台灣“外省第二代”的作家，書寫裏麵常常有他們的眷村經驗。如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苦苓等，他們在書裏常常寫到眷村的過年、大江南北的家常美食、眷村小孩的拉幫結黨或者跟本省的小孩打架之類的故事。當年，眷村常常是以簡陋的竹籬笆與外麵隔開，因此有人曾以“竹籬笆”來形容居住於眷村的外省人的自我圈禁。在這種氛圍下，上一代對神州故鄉充滿感性的描述讓眷村裏的下一代產生了美好的憧憬，像《龍的傳人》裏那句“雖不曾見那長江美，夢裏常神遊長江水”，就恰好反映了這種心態。
但是一般台灣人會怎麽覺得呢？日本投降之後就換國民黨統治，然後國民黨馬上又丟了大陸，老實說，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又不知道大陸長什麽樣子，國民黨一天到晚宣傳神州之美、祖國故土之類的，對台灣人來說都很不實際。因此，眷村裏或外省家庭裏，在國家觀念、家族意識、中國文化感受等方麵，就跟台灣的社會有很大對比了。
在過去的台灣，基本上是少數的外省人控製著絕大多數的行政資源，再加上外省官僚當時一心想要“反攻大陸”，覺得很快就會迴去了，一副過客心態，且自覺高人一等，自然引起台灣本地人的反感。前麵也說過，為什麽台灣普遍會覺得當醫生是受人尊重的職業，每年大學聯考醫科也是第一誌願。除了當初日本人不讓台灣人受政法的高等教育，導致的台籍精英隻好紛紛報考醫科外，國民黨來台後台籍政治精英被肅清，也是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算你的生活平淡無奇，在那種環境裏仍然不知道什麽時候會莫名其妙地被牽連或被陷害到。再加上後來外省人壟斷行政資源，台灣人覺得進官場出不了頭，因此第一流人才還是繼續讀醫科，久而久之就造成了醫科一直都是台灣大學聯考中第一誌願的現象。
所以當後來越來越多以本省人為主的黨外勢力冒出來後，台灣人會有出一口氣的感覺。尤其是李登輝，在黨內爬到高位，更是讓台灣人產生了情感上的認同與支持。所以李登輝上台之初國民黨內部鬥爭的時候，會有“外省人欺負李登輝”的說法出現。
我個人認為，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台灣，省籍問題終於浮上檯麵，並不是說以前不存在，而是到了當時，大家才能公開而暢所欲言。而整個90年代，就是省籍問題不斷被激化，但又被消弭的過程，其實也是台灣人一次次在學習互相包容的過程。比如說，有人在選舉裏麵大喊“台灣人選台灣人”，另一邊就會喊“新台灣人”化解掉，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出現。省籍訴求可能對一部分人有效，但大多數人並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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