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練兵，“搜考規製，今古章式無可仿效，獨戚繼光書號為切時用，多因所言變通行之”。103戚氏練兵，首重節製，“或曰：子用兵酷嗜節製，遂至成效。節製功夫，從何下手?戚子曰：束伍為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權重焉。”104戚氏所謂的“節製”、“束伍”，在當時稱為營製，其實就是今日軍隊的編製。
自古及今，大將所統，動則數十萬，若都臨陣來，無個法子管著，如何用他?若個個無有利害到身，誰肯用命?任你幾十萬人，我所誅罰不過數人，不怕你幾十萬不著緊，此正節製雲。如竹之有節，節節而製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萬，以簡馭繁之法也。105
用數萬之眾，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審，動止有則。使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峙如山嶽，不可撼搖;流如江河，不可阻遏。雖亂猶整，百戰不殆;握定勝算，以製全敵，舍節製必不能軍。節製者何?譬如竹之有節，節節而製之，故竹雖虛，抽數丈之筍，而直立不屈。故軍士雖眾，統百萬之夫如一人。夫節製工夫，始於士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製一節，節節分明，毫不可幹。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人人恪守，寧使此身可棄，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拚，此節不敢不重。視死為易，視令為尊，如此必收萬人一心之效，必為堂堂無敵之師，百戰百勝。106
由是可知，束伍仍出於簡單的道理：無規矩不成方圓。無節製之軍隊，恰如散兵遊勇，烏合之眾，這也正是綠營製度的弊端。曾國藩有鑑於此，到衡州之後，即注重於營製之改革。湘勇起初三百六十人一營，衡陽改製後，其營製擴增為五百。107
凡立營，十人為隊，八隊為哨，隊、哨有長，隊有斯養，隊十二人，其正製也。八隊之械：一、五(隊)抬槍，二、四、六、八(隊)刀矛，三、七(隊)小槍。抬槍遲重則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隊，統以哨長。哨百七人，置哨官領之。四哨為營，(營置)親兵六隊，隊長、斯養如哨之製，隊十二人。六隊之械：一、三(隊)主炮，二、四、六(隊)皆刀矛，五(隊)為小槍，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長，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統於營官。故曰營五百人，而哨、營官不(在其)數。其書記、醫匠或有或無，營官主之，其費(用)於公費取之。營之用器，哨隊備之，其軍器立營時給之，壞敝營官修之，於公費取之。惟鉛彈、藥繩、帳棚得以時領，營官給十帳，八夾二單;哨官三帳，一夾二單;親兵隊二帳，一夾一單;哨隊(每)隊二帳，皆單。凡營帳單者八十，夾者十八。輜重軍裝行糧，長夫運之，率百人而卅六夫，營夫無過百八十，亦無得闕不足。行而索夫，軍有司誅之。108
新營製一大特點，就是每營都列入了“長夫”這一編製。所謂長夫，類如後來之輜重隊，專為軍隊行軍紮營運送輜重糧秣之用。這樣，湘軍每營之人數實際上達680人之多。增入長夫，也是曾國藩一項重大改革，為的是解決兵勇擾民的問題。官軍最大，也是最為百姓所痛恨的弊政，就是拉伕。“軍興調發，……州縣發夫馱運載，軍將拱手乘馬車，入於公館，其士卒或步擔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門，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民間徒知其擾累，莫肯憐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於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賊之議起矣。”109
清軍作戰不行，擾民卻無處不在，故民間的口碑，多說官兵的軍紀不如太平軍，以致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出現了怕官軍甚於太平軍的現象。這種局麵不盡快扭轉，是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因為戰爭並非隻取決於戰場上的勝負，更取決於雙方對於民心的爭奪，民心一失，大勢隨之而去，接下來就會是土崩瓦解的局麵。
曾國藩深知這一點，故其治軍，以愛民為懷：“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義。……募兵剿賊，所以愛百姓也。若不禁止騷擾，便與賊匪無異，且或比賊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110增添長夫，發放帳篷，為的都是防止軍隊擾民。因為當時官軍最為民間所詬病者，一為強行派伕，一為強占民房也。配備長夫，行軍時可運送軍輜，屯駐時可挖壕築壘;配備帳篷，則紮營無須強借民居，為從根本上杜絕這兩項弊政創造了條件。故“湘勇在外，殊得嘉譽，郴、桂一帶，多稱仁義之師”。111
另一項重要改革是薪餉從豐，如上所述，比之八旗與綠營，湘軍的薪餉要高出很多，由於軍費自籌，朝廷亦不能限製其薪額。這就使從軍對農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不僅保證了湘軍可以招募到源源不絕的兵員，而且兵員的素質也得以提高。此外，曾國藩還製定了很高的賞格標準與嚴厲的懲戒辦法，以激勵鄉勇奮勇作戰。
湘軍與官軍最大的不同在於其構成。曾國藩對官軍之腐敗窳劣深惡痛絕，故在自己編練的新軍中堅決不用軍官(塔齊布等少數人例外)，“其帶勇之人，概求吾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密者”。112也就是說，湘軍的構成，兵，是吃苦耐勞的農民;官，則是鄉裏土生土長的儒生。
在這裏我們先要澄清一種錯誤的觀念：書生無用論。這個觀念出自一首詩，清代幹隆年間，江蘇武進有個名叫黃景仁(字仲則)的文人，少年穎慧卻沉滯於科舉，時乖命蹇，落拓終生，35歲時病死於逃債的路上。但此人詩作的好，有《兩當軒集》存世。所謂物不平則鳴，憤懣出詩人，窮愁出詩人，其窮愁不遇時，曾作《雜感》一首以自諷。
仙佛茫茫兩未成，十有九人堪白眼，
隻知濃夜不平鳴。百無一用是書生。
風蓬飄盡悲歌氣，莫因詩卷愁成讖，
泥絮沾來薄悻名。春鳥秋蟲自作聲。
其中“百無一用是書生”一句，輾轉流傳，竟成為喧騰於眾口的俗諺。似乎書生都是些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無縛雞之力，隻會之乎者也、子曰詩雲的腐儒。其實不然，此詩用作曹雪芹、黃仲則這類潦倒文人的寫照尚可，但卻不足以作為舊時書生的定論。兩者的重要區別在於，前者乃文人，多為孤芳自賞、顧影自憐者;後者是儒生，多胸兼家國，心懷澄清天下之誌者。
明末士大夫中流行陸王心學，什麽東西一旦流行，流弊隨之而來，致使文人熱衷於清談、黨爭，無實事求是之意，有騖名爭勝之心。“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所謂清談誤國，晚明為一例也。故明末之遺民，多對浮誇空泛之文人習氣深惡痛絕。如顧炎武與友人書信中論及此事，引宋代劉摯言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仆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113又雲：“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114而清初崇實篤行之大儒顏元，更是將文人以之自傲的詩文字畫，稱為天下四蠹，意指好之者不免於玩物喪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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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及今，大將所統，動則數十萬，若都臨陣來，無個法子管著，如何用他?若個個無有利害到身，誰肯用命?任你幾十萬人，我所誅罰不過數人，不怕你幾十萬不著緊，此正節製雲。如竹之有節，節節而製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萬，以簡馭繁之法也。105
用數萬之眾，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審，動止有則。使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峙如山嶽，不可撼搖;流如江河，不可阻遏。雖亂猶整，百戰不殆;握定勝算，以製全敵，舍節製必不能軍。節製者何?譬如竹之有節，節節而製之，故竹雖虛，抽數丈之筍，而直立不屈。故軍士雖眾，統百萬之夫如一人。夫節製工夫，始於士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製一節，節節分明，毫不可幹。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人人恪守，寧使此身可棄，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拚，此節不敢不重。視死為易，視令為尊，如此必收萬人一心之效，必為堂堂無敵之師，百戰百勝。106
由是可知，束伍仍出於簡單的道理：無規矩不成方圓。無節製之軍隊，恰如散兵遊勇，烏合之眾，這也正是綠營製度的弊端。曾國藩有鑑於此，到衡州之後，即注重於營製之改革。湘勇起初三百六十人一營，衡陽改製後，其營製擴增為五百。107
凡立營，十人為隊，八隊為哨，隊、哨有長，隊有斯養，隊十二人，其正製也。八隊之械：一、五(隊)抬槍，二、四、六、八(隊)刀矛，三、七(隊)小槍。抬槍遲重則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隊，統以哨長。哨百七人，置哨官領之。四哨為營，(營置)親兵六隊，隊長、斯養如哨之製，隊十二人。六隊之械：一、三(隊)主炮，二、四、六(隊)皆刀矛，五(隊)為小槍，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長，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統於營官。故曰營五百人，而哨、營官不(在其)數。其書記、醫匠或有或無，營官主之，其費(用)於公費取之。營之用器，哨隊備之，其軍器立營時給之，壞敝營官修之，於公費取之。惟鉛彈、藥繩、帳棚得以時領，營官給十帳，八夾二單;哨官三帳，一夾二單;親兵隊二帳，一夾一單;哨隊(每)隊二帳，皆單。凡營帳單者八十，夾者十八。輜重軍裝行糧，長夫運之，率百人而卅六夫，營夫無過百八十，亦無得闕不足。行而索夫，軍有司誅之。108
新營製一大特點，就是每營都列入了“長夫”這一編製。所謂長夫，類如後來之輜重隊，專為軍隊行軍紮營運送輜重糧秣之用。這樣，湘軍每營之人數實際上達680人之多。增入長夫，也是曾國藩一項重大改革，為的是解決兵勇擾民的問題。官軍最大，也是最為百姓所痛恨的弊政，就是拉伕。“軍興調發，……州縣發夫馱運載，軍將拱手乘馬車，入於公館，其士卒或步擔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門，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民間徒知其擾累，莫肯憐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於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賊之議起矣。”109
清軍作戰不行，擾民卻無處不在，故民間的口碑，多說官兵的軍紀不如太平軍，以致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出現了怕官軍甚於太平軍的現象。這種局麵不盡快扭轉，是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因為戰爭並非隻取決於戰場上的勝負，更取決於雙方對於民心的爭奪，民心一失，大勢隨之而去，接下來就會是土崩瓦解的局麵。
曾國藩深知這一點，故其治軍，以愛民為懷：“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義。……募兵剿賊，所以愛百姓也。若不禁止騷擾，便與賊匪無異，且或比賊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110增添長夫，發放帳篷，為的都是防止軍隊擾民。因為當時官軍最為民間所詬病者，一為強行派伕，一為強占民房也。配備長夫，行軍時可運送軍輜，屯駐時可挖壕築壘;配備帳篷，則紮營無須強借民居，為從根本上杜絕這兩項弊政創造了條件。故“湘勇在外，殊得嘉譽，郴、桂一帶，多稱仁義之師”。111
另一項重要改革是薪餉從豐，如上所述，比之八旗與綠營，湘軍的薪餉要高出很多，由於軍費自籌，朝廷亦不能限製其薪額。這就使從軍對農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不僅保證了湘軍可以招募到源源不絕的兵員，而且兵員的素質也得以提高。此外，曾國藩還製定了很高的賞格標準與嚴厲的懲戒辦法，以激勵鄉勇奮勇作戰。
湘軍與官軍最大的不同在於其構成。曾國藩對官軍之腐敗窳劣深惡痛絕，故在自己編練的新軍中堅決不用軍官(塔齊布等少數人例外)，“其帶勇之人，概求吾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密者”。112也就是說，湘軍的構成，兵，是吃苦耐勞的農民;官，則是鄉裏土生土長的儒生。
在這裏我們先要澄清一種錯誤的觀念：書生無用論。這個觀念出自一首詩，清代幹隆年間，江蘇武進有個名叫黃景仁(字仲則)的文人，少年穎慧卻沉滯於科舉，時乖命蹇，落拓終生，35歲時病死於逃債的路上。但此人詩作的好，有《兩當軒集》存世。所謂物不平則鳴，憤懣出詩人，窮愁出詩人，其窮愁不遇時，曾作《雜感》一首以自諷。
仙佛茫茫兩未成，十有九人堪白眼，
隻知濃夜不平鳴。百無一用是書生。
風蓬飄盡悲歌氣，莫因詩卷愁成讖，
泥絮沾來薄悻名。春鳥秋蟲自作聲。
其中“百無一用是書生”一句，輾轉流傳，竟成為喧騰於眾口的俗諺。似乎書生都是些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無縛雞之力，隻會之乎者也、子曰詩雲的腐儒。其實不然，此詩用作曹雪芹、黃仲則這類潦倒文人的寫照尚可，但卻不足以作為舊時書生的定論。兩者的重要區別在於，前者乃文人，多為孤芳自賞、顧影自憐者;後者是儒生，多胸兼家國，心懷澄清天下之誌者。
明末士大夫中流行陸王心學，什麽東西一旦流行，流弊隨之而來，致使文人熱衷於清談、黨爭，無實事求是之意，有騖名爭勝之心。“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所謂清談誤國，晚明為一例也。故明末之遺民，多對浮誇空泛之文人習氣深惡痛絕。如顧炎武與友人書信中論及此事，引宋代劉摯言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仆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113又雲：“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114而清初崇實篤行之大儒顏元，更是將文人以之自傲的詩文字畫，稱為天下四蠹，意指好之者不免於玩物喪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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