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間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
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
莫進城市占店鋪，莫向鄉間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譁，人不躲路莫擠他。
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
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號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
從中地保又訛錢，分派各團並各都。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騾馬又牽豬。
雞飛狗走都嚇倒，塘裏嚇死幾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
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
邀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同喝醉。逢著百姓就要打，遇著店家就發氣。
可憐百姓打出血，吃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錢去賠罪。
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營，水軍不許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
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
官兵與賊不分明，到處傳出醜聲名。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
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
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94
《愛民歌》而外，曾國藩還撰有此類歌謠多種，多是用以訓育鄉勇的，範圍十分廣泛。如《保平安歌》、《水師得勝歌》、《陸軍得勝歌》、《解散歌》，等等。其時參軍農民多不識字，以這種歌謠形式傳授軍規與作戰要領，便於他們記誦、遵守。他製定的營規，除約束鄉勇，防止擾民之外，還有一層愛護陶鑄的含意：“吾輩待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菸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95
為了克服綠營兵“兵與兵不相得，兵與將不相習，將與將又各不相下”的弊端，湘勇的招募，均由統領親自坐鎮，而不假手於他人。曾國藩將之歸結為湘軍建軍之“良法美意”之一。“勇營之製，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96如此，則由統領至兵勇皆由自選，層層遞進，每一兵勇與其直接長官，每一級主官與其直接上級，均同鄉同裏，不僅熟識，而且忠誠，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
但有一利必有一弊，這種由私人關係為紐帶的軍隊，隻效忠於原招募者，故外來將領難於統帶，即使一時統帶得了，也難以保證其始終服從與忠誠。這樣，湘軍中就出現了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旦某軍統帥病故或戰死，除非本部有受擁戴的繼任將領，否則必全軍遣散迴鄉，另行招募成軍。如新田縣令施濟之子施恩實，募新田勇五百隨曾國藩東征，恩實病歸，曾氏檄唐訓方代恩實為將。唐訓方是常寧人，不為新田勇所認同。“公(即唐訓方)曰：將與兵不習，非計也。乃資遣新田勇，而募常寧勇訓練之，命曰訓字營。隸羅公(澤南)部下。”97
又如，湘軍大將鮑超因病迴籍調養，其所部“霆字營”需派任新統帥。鮑部下最具資望者有宋國永與婁慶雲二人，宋國永一直在軍中，而婁慶雲早已調任正定總兵兼署直隸提督。曾國藩認為宋治軍不嚴，故奏調治軍嚴明的婁慶雲接任主將。不料消息傳開，“霆軍各將領久畏婁慶雲之嚴明，公稟不願隸其部下”。霆軍拒婁擁宋，大出曾國藩意外。他原以為婁出自霆營，迴任應無問題，孰料婁離軍已久，原有的人脈散失。婁慶雲亦以“霆軍人數太多，彈壓匪易。各將領共事已久，勢分本相等夷，……情誼既有未孚，臨急必難得力，不敢冒昧接統”。98曾乃不得不下令將霆軍遣散，由婁慶雲從舊勇中另行招募成軍。胡林翼亦曾以枝葉相生譬喻此製：“凡勇總要撤後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現在的營伍而易將。舊營伍而易新將，猶束散枝而為薪，不能枝枝葉葉相對相當，生氣勃勃也。撤後即日招募，則耳目精神歸於一，如活草活樹，枝葉自然相生也。”99
曾國藩認為，湘勇雖最初為樸實強健的農民，但當兵久了，朝氣漸消，暮氣漸深，同樣會變成兵油子。“惡差與驕兵之氣習，皆經漸染日深，兇悍訛詐，習慣成風。”100為此，他採用戚繼光“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法，101對軍紀不良之部隊，戰事稍紓，便會予以遣散，派將領還鄉重新招募組建新的營伍，一求更新素質，二為保持朝氣。久之，這種遣散整編或重新徵募的做法，便成為湘軍不成文的慣例，是湘軍得以吐故納新，長久保持其朝氣與戰鬥力的基本原因。
許多研究者認為，曾國藩編練湘軍，將本該屬於國家的軍隊，變成了效忠於私人的軍隊，是開了近代軍閥的先河。但分析曾國藩建軍的初衷與本旨，這種說法未免倒果為因，過於表麵化了。曾國藩的軍事改革，乃鑑於八旗、綠營之腐敗，其措施均針對官軍之弊端而設。他募兵之所以注重同鄉同裏之人，其命將之所以強調待士卒如父兄手足，是基於一種最為樸素的認識：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非如此不能打硬仗、惡仗，不能扭轉官兵勝則相爭，敗不相救，一遇強敵，稍觸即潰的狀態。而後來之軍閥任人唯親，則唯恐屬下跟從不久，絕無遣散老兵，重募新軍的舉措。一為公，一營私，其動機判若雲泥，又豈可同日而語呢?譬如歷史上嶽飛有嶽家軍，戚繼光有戚家軍，從沒有人說他們是為軍閥開了先河，曾國藩的湘軍也是如此。慎哉今之學者，不可厚誣於古人也!
曾國藩是文臣，並無督帶兵勇的經驗，以一外行人而負擔練兵作戰的大任，一切都要從頭學起。其入門的軍事老師，即是明代名將戚繼光。戚繼光(1528～1587)，字元敬，號南塘，祖籍河南，生於山東濟南魯橋，出身於將門之家。戚“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朝嗣父職，後歷任都指揮僉事、都司、參將，先後在山東、浙江布防倭寇。在浙江時，招地方剽悍之民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製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嘉靖四十年後，倭寇連續進犯浙、閩，戚繼光屢挫兇鋒，連戰克捷，斬俘數千人，東南宿寇幾乎掃數而清，朝論以戚為首功，升任總兵。其為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故能“飈發電舉，屢摧大寇”。隆慶初年，北方邊患嚴重，戚調任京師，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後又以總兵鎮守山海關至薊州一線長城十六年，任內加築敵台千二百座，“精堅雄壯，二千裏聲勢聯接”，京師賴以為安數十年。我們今日所見雄踞京、津、冀一帶敵樓逶迤挺拔的明長城，多成於戚氏。權相張居正死後，遭萬曆皇帝清算，戚繼光以親附張遭貶黜，鬱鬱不得誌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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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
莫進城市占店鋪，莫向鄉間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譁，人不躲路莫擠他。
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
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號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
從中地保又訛錢，分派各團並各都。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騾馬又牽豬。
雞飛狗走都嚇倒，塘裏嚇死幾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
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
邀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同喝醉。逢著百姓就要打，遇著店家就發氣。
可憐百姓打出血，吃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錢去賠罪。
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營，水軍不許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
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
官兵與賊不分明，到處傳出醜聲名。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
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
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94
《愛民歌》而外，曾國藩還撰有此類歌謠多種，多是用以訓育鄉勇的，範圍十分廣泛。如《保平安歌》、《水師得勝歌》、《陸軍得勝歌》、《解散歌》，等等。其時參軍農民多不識字，以這種歌謠形式傳授軍規與作戰要領，便於他們記誦、遵守。他製定的營規，除約束鄉勇，防止擾民之外，還有一層愛護陶鑄的含意：“吾輩待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菸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95
為了克服綠營兵“兵與兵不相得，兵與將不相習，將與將又各不相下”的弊端，湘勇的招募，均由統領親自坐鎮，而不假手於他人。曾國藩將之歸結為湘軍建軍之“良法美意”之一。“勇營之製，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96如此，則由統領至兵勇皆由自選，層層遞進，每一兵勇與其直接長官，每一級主官與其直接上級，均同鄉同裏，不僅熟識，而且忠誠，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
但有一利必有一弊，這種由私人關係為紐帶的軍隊，隻效忠於原招募者，故外來將領難於統帶，即使一時統帶得了，也難以保證其始終服從與忠誠。這樣，湘軍中就出現了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旦某軍統帥病故或戰死，除非本部有受擁戴的繼任將領，否則必全軍遣散迴鄉，另行招募成軍。如新田縣令施濟之子施恩實，募新田勇五百隨曾國藩東征，恩實病歸，曾氏檄唐訓方代恩實為將。唐訓方是常寧人，不為新田勇所認同。“公(即唐訓方)曰：將與兵不習，非計也。乃資遣新田勇，而募常寧勇訓練之，命曰訓字營。隸羅公(澤南)部下。”97
又如，湘軍大將鮑超因病迴籍調養，其所部“霆字營”需派任新統帥。鮑部下最具資望者有宋國永與婁慶雲二人，宋國永一直在軍中，而婁慶雲早已調任正定總兵兼署直隸提督。曾國藩認為宋治軍不嚴，故奏調治軍嚴明的婁慶雲接任主將。不料消息傳開，“霆軍各將領久畏婁慶雲之嚴明，公稟不願隸其部下”。霆軍拒婁擁宋，大出曾國藩意外。他原以為婁出自霆營，迴任應無問題，孰料婁離軍已久，原有的人脈散失。婁慶雲亦以“霆軍人數太多，彈壓匪易。各將領共事已久，勢分本相等夷，……情誼既有未孚，臨急必難得力，不敢冒昧接統”。98曾乃不得不下令將霆軍遣散，由婁慶雲從舊勇中另行招募成軍。胡林翼亦曾以枝葉相生譬喻此製：“凡勇總要撤後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現在的營伍而易將。舊營伍而易新將，猶束散枝而為薪，不能枝枝葉葉相對相當，生氣勃勃也。撤後即日招募，則耳目精神歸於一，如活草活樹，枝葉自然相生也。”99
曾國藩認為，湘勇雖最初為樸實強健的農民，但當兵久了，朝氣漸消，暮氣漸深，同樣會變成兵油子。“惡差與驕兵之氣習，皆經漸染日深，兇悍訛詐，習慣成風。”100為此，他採用戚繼光“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法，101對軍紀不良之部隊，戰事稍紓，便會予以遣散，派將領還鄉重新招募組建新的營伍，一求更新素質，二為保持朝氣。久之，這種遣散整編或重新徵募的做法，便成為湘軍不成文的慣例，是湘軍得以吐故納新，長久保持其朝氣與戰鬥力的基本原因。
許多研究者認為，曾國藩編練湘軍，將本該屬於國家的軍隊，變成了效忠於私人的軍隊，是開了近代軍閥的先河。但分析曾國藩建軍的初衷與本旨，這種說法未免倒果為因，過於表麵化了。曾國藩的軍事改革，乃鑑於八旗、綠營之腐敗，其措施均針對官軍之弊端而設。他募兵之所以注重同鄉同裏之人，其命將之所以強調待士卒如父兄手足，是基於一種最為樸素的認識：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非如此不能打硬仗、惡仗，不能扭轉官兵勝則相爭，敗不相救，一遇強敵，稍觸即潰的狀態。而後來之軍閥任人唯親，則唯恐屬下跟從不久，絕無遣散老兵，重募新軍的舉措。一為公，一營私，其動機判若雲泥，又豈可同日而語呢?譬如歷史上嶽飛有嶽家軍，戚繼光有戚家軍，從沒有人說他們是為軍閥開了先河，曾國藩的湘軍也是如此。慎哉今之學者，不可厚誣於古人也!
曾國藩是文臣，並無督帶兵勇的經驗，以一外行人而負擔練兵作戰的大任，一切都要從頭學起。其入門的軍事老師，即是明代名將戚繼光。戚繼光(1528～1587)，字元敬，號南塘，祖籍河南，生於山東濟南魯橋，出身於將門之家。戚“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朝嗣父職，後歷任都指揮僉事、都司、參將，先後在山東、浙江布防倭寇。在浙江時，招地方剽悍之民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製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嘉靖四十年後，倭寇連續進犯浙、閩，戚繼光屢挫兇鋒，連戰克捷，斬俘數千人，東南宿寇幾乎掃數而清，朝論以戚為首功，升任總兵。其為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故能“飈發電舉，屢摧大寇”。隆慶初年，北方邊患嚴重，戚調任京師，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後又以總兵鎮守山海關至薊州一線長城十六年，任內加築敵台千二百座，“精堅雄壯，二千裏聲勢聯接”，京師賴以為安數十年。我們今日所見雄踞京、津、冀一帶敵樓逶迤挺拔的明長城，多成於戚氏。權相張居正死後，遭萬曆皇帝清算，戚繼光以親附張遭貶黜，鬱鬱不得誌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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