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之要點，是取之於商。戰亂於農業是壞事，於商業卻很可能是個機會。凡戰亂地區，因商路阻塞，均會物資匱乏，物價騰貴;但在商人眼中，卻都是利市十倍的市場，盡管風險大，也值得一試。故戰亂之區，往往眾商輻輳，生意興隆。對於芸芸眾生，再艱難也得吃飯穿衣，尤其是人民居家度日的柴米油鹽，更是人人不可或缺;對於商家，百分之一的稅額很輕，且盡可以將稅金打入成本，不患不得厚利。對於官方，厘金雖低，架不住做生意的人多，集腋成裘可獲巨款，可派大用。
最初的厘金徵收，出自鹹豐三年四月，地點在江蘇揚州仙女鎮，首倡者是雷以。雷以(1805～1884)，字鶴皋，湖北鹹寧人。道光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禦史、給事中、內閣侍讀學士、奉天府丞諸職。鹹豐二年任太常寺卿，“屢上書陳軍事”。三年遷左副都禦史，會辦河防。揚州失陷後，雷自請募勇防太平軍，以刑部侍郎銜幫辦軍務。後累官江蘇布政使、陝西按察使、布政使，後迴京任光祿寺卿。屯駐揚州仙女鎮時，雷“用幕客錢江策，創收厘捐”。“遣官吏分駐水陸要衝，設局卡，行商經過，視貨值高下定稅額，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並征坐賈，歲得錢數千萬緡。……後各省皆仿其例以濟軍需，為歲入大宗焉。”
但據郭嵩燾所言，則厘捐非一時一地一人之發明也。雷以開設厘捐，是在鹹豐三年六月，73而郭嵩燾隨湘軍赴援江西，也在同年六月。據郭說，他是路遇販鹽者，見到太平軍徵稅後發給他們的稅單，才受到啟發，去信要湖南開辦鹽厘的。如此，太平軍乃先於清軍征厘，而湖南之設卡征厘，亦不必為仿照江蘇所為也。但太平軍無時不在征戰之中，沒有穩固的後方，其領地亦隨戰爭之勝負而變動不居，故難於長久地推行這一製度，而清方則不然，戰區而外，尚有大片領土，故其得力於厘捐，遠過於太平軍。
但郭嵩燾的建議似乎並未立見採行。直至次年末，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在江蘇幫辦軍務的勝保奏請朝廷在各省推行厘金後，湖南才在鹹豐五年四月辦起了全國第一個省級厘金局，以鹽法道裕麟總理局務，以郭嵩燾兄弟作為襄辦。而曾國藩則於八月奏請在江西試辦厘金。74曾國藩在衡州時，並未得厘金之濟，其奏摺與書信中，也並無厘捐之蹤跡可循，籌餉仍是他所麵臨的一大難題，“勸捐之難，難於登天，費盡心力，迄無一獲”。75以至於他不得不截留途經湖南押解北上的廣東協餉、湖北船餉，用以購造兵船。而勸捐之寥寥，更使他不得已板下一副麵孔，開始向湘中之大戶“勒捐”，即強製攤派，大戶若抵製，則不惜動用拘押的手段，迫使他們捐助軍費。首當其衝的，有安福之蔣家、長沙之常家，安化之陶家。76
安化陶家，乃湖南當時頗負時望之名臣陶澍之家。陶澍(1779～1839)，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禦史、給事中、道員、按察使、布政使與巡撫，官至兩江總督，卒於任上，為有清一代名臣。陶家此時主事的是陶澍的獨子陶桄，而陶家又結了兩家很有名氣的親家。一為曾國藩之京師舊友，現在貴州剿匪的道員胡林翼，胡妻為陶澍之女，因而是陶桄的姐夫;一為曾國藩之新交，意氣還算相投的朋友左宗棠，左宗棠曾在陶家坐館，是陶桄的老師，又將女兒嫁給了陶桄，兼有老丈人的身份。有了這幾層關係，一般人是很難拉下臉來的。可曾國藩一根筋，認準了國難當頭，大戶理當出錢報效國家的死理，硬是盯住了陶家。況且他奉命帶水陸大軍一萬東征，僅口糧非八萬不辦，也隻有硬下心腸，冷臉勒捐這一條路好走了。陶家隻捐一萬，而且要分次給付，曾國藩堅決不允，非三萬不可。陶家哭窮，曾國藩則指出：“陶文毅(即陶澍，文毅為其諡號)之宦橐，豈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見其送別敬近五萬金;二十三年仆在陝西，見蔗翁及堯、農等公函托李製軍(即李星沅，時李以陝西巡撫兼署陝甘總督，故稱其為製軍)為文毅催取鹽務公項，銀數萬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竊非之，往時在京，唐鏡丈(即唐鑒，鏡丈為尊稱)數數舉以相詬。今欲一毛不拔，實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麵相加矣。”77駱秉章不以為然，曾國藩駁道：“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陽所置之產，每歲收租三萬石，以一年之租助餉，亦不損傷元氣。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慳吝若是，何以勸人?苟非帑項萬分竭蹙，侍亦豈肯構此大怨?”78甚至左宗棠求情也不行，“左季高以吾勸陶少雲(即陶桄，少雲為其字)家捐貲緩頰未允，以至讎隙。”
也是在籌餉上，鹹豐找到個藉口，對曾國藩小示懲戒。先是，已故湖北巡撫楊健之孫楊江，主動捐輸軍餉兩萬兩銀子。為餉糧所困的曾國藩，欲以其為表率，帶動全省的捐輸。於是親自上疏，請朝廷予以表彰，將楊健入祀鄉賢祠。楊健原是個老官僚，道光年間，因“隨聲附和，年力就衰，降為三品休致”。也就是說，當年楊健是因不稱職而降級與被迫退休的，其官聲、治績均不足以入祀鄉賢祠。這原本算不上什麽大事，但皇帝正想敲打他，於是以他所薦非人，越權上奏為名，大發淫威，說他“所奏荒謬之至”。
(曾國藩)實屬袒護同鄉，以私廢公，顯背聖旨，可惡已極。各省題請鄉賢，例由督撫學政核其事實具題。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輒敢專擅入奏，並請特旨允準，毋庸交部，是必欲朕俯如所請，跡近要求。……總因見解未充，遇事拘泥，復過於好名所致。甚至飾詞以辯，有“名宦以吏治為衡，鄉賢以輿論為斷”之語，竟似從祀鄉賢，不必問其平日居官若何，所奏更不成話。曾國藩著交部議處。80
部議自然是投皇帝所好，竟提出給以革職的處分。好在鹹豐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國藩這樣的人缺不得，於是將處分改為降二級調用。這樣國藩由二品京堂一下子降到了三品。
此時之曾國藩，剛正不阿，性格之稜角也還沒有磨平。本來皇帝交待給他的任務是練勇、造船;提供錢餉主要是巡撫的責任，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錢餉不足致使軍期延誤，責任在駱秉章，他大可以袖手旁觀，皇帝也不差餓兵不是?但他不這樣想，好友江忠源孤軍危城，延頸待援;座師吳文鎔坐困武昌，也期待他能施以援手。若不能及時赴援，則安徽、湖北相繼陷落，大局頹壞，湖南又豈能自保?勒捐，是得罪人的事;為楊家請功，為的也是公事。省府大員不辦，他隻好自己出頭。是他不通事故人情嗎?非也;他的焦急，憤懣與無情，乃是其正直與責任心的表現。
還有一事，也可見其正直與責任心。羅澤南是曾國藩敬重的朋友，陶壽玉是曾的門生，且跟在他身邊辦事。駱秉章就曾氏桂東剿匪之保舉奏稿中，將二人列入，示好於他;卻又另外添加了四五十人之多，顯然，這樣做為的是堵曾國藩的嘴。但曾卻不吃這一套，覆信指稱駱氏保舉不當，“然桂東之役，渠(指羅澤南)實無功，二十四日到桂，次日即接調迴防省之劄，二十七日即挈師還省，不見一賊，不履一寨，即請以知縣盡先選用，不過優乎?若以其人可任，專折保之可也;若以其功宜錄，以江西收復安福一案，保之可也。此案無故超擢，不惟非眾心所共服，亦非該教諭(即羅澤南)之所願。”而陶壽玉於桂東剿匪，“亦無功，臨發之際，隨夏觀察(即夏廷樾)以行，臨陣不與，審案無功，而以此特拔。初到之員，遽請加同知銜，不過優乎?此外營求而濫保者，侍不復臚舉，以結此無謂之怨也。惟諸案皆侍所經手，而於侍單之外，增添至四五十人之多，未免過於歧異耳。”81駱氏看到此信，不知心裏會是什麽滋味。本來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卻不料曾國藩非但不領情，反而揭破其用心，駱之尷尬、不快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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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厘金徵收，出自鹹豐三年四月，地點在江蘇揚州仙女鎮，首倡者是雷以。雷以(1805～1884)，字鶴皋，湖北鹹寧人。道光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禦史、給事中、內閣侍讀學士、奉天府丞諸職。鹹豐二年任太常寺卿，“屢上書陳軍事”。三年遷左副都禦史，會辦河防。揚州失陷後，雷自請募勇防太平軍，以刑部侍郎銜幫辦軍務。後累官江蘇布政使、陝西按察使、布政使，後迴京任光祿寺卿。屯駐揚州仙女鎮時，雷“用幕客錢江策，創收厘捐”。“遣官吏分駐水陸要衝，設局卡，行商經過，視貨值高下定稅額，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並征坐賈，歲得錢數千萬緡。……後各省皆仿其例以濟軍需，為歲入大宗焉。”
但據郭嵩燾所言，則厘捐非一時一地一人之發明也。雷以開設厘捐，是在鹹豐三年六月，73而郭嵩燾隨湘軍赴援江西，也在同年六月。據郭說，他是路遇販鹽者，見到太平軍徵稅後發給他們的稅單，才受到啟發，去信要湖南開辦鹽厘的。如此，太平軍乃先於清軍征厘，而湖南之設卡征厘，亦不必為仿照江蘇所為也。但太平軍無時不在征戰之中，沒有穩固的後方，其領地亦隨戰爭之勝負而變動不居，故難於長久地推行這一製度，而清方則不然，戰區而外，尚有大片領土，故其得力於厘捐，遠過於太平軍。
但郭嵩燾的建議似乎並未立見採行。直至次年末，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在江蘇幫辦軍務的勝保奏請朝廷在各省推行厘金後，湖南才在鹹豐五年四月辦起了全國第一個省級厘金局，以鹽法道裕麟總理局務，以郭嵩燾兄弟作為襄辦。而曾國藩則於八月奏請在江西試辦厘金。74曾國藩在衡州時，並未得厘金之濟，其奏摺與書信中，也並無厘捐之蹤跡可循，籌餉仍是他所麵臨的一大難題，“勸捐之難，難於登天，費盡心力，迄無一獲”。75以至於他不得不截留途經湖南押解北上的廣東協餉、湖北船餉，用以購造兵船。而勸捐之寥寥，更使他不得已板下一副麵孔，開始向湘中之大戶“勒捐”，即強製攤派，大戶若抵製，則不惜動用拘押的手段，迫使他們捐助軍費。首當其衝的，有安福之蔣家、長沙之常家，安化之陶家。76
安化陶家，乃湖南當時頗負時望之名臣陶澍之家。陶澍(1779～1839)，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禦史、給事中、道員、按察使、布政使與巡撫，官至兩江總督，卒於任上，為有清一代名臣。陶家此時主事的是陶澍的獨子陶桄，而陶家又結了兩家很有名氣的親家。一為曾國藩之京師舊友，現在貴州剿匪的道員胡林翼，胡妻為陶澍之女，因而是陶桄的姐夫;一為曾國藩之新交，意氣還算相投的朋友左宗棠，左宗棠曾在陶家坐館，是陶桄的老師，又將女兒嫁給了陶桄，兼有老丈人的身份。有了這幾層關係，一般人是很難拉下臉來的。可曾國藩一根筋，認準了國難當頭，大戶理當出錢報效國家的死理，硬是盯住了陶家。況且他奉命帶水陸大軍一萬東征，僅口糧非八萬不辦，也隻有硬下心腸，冷臉勒捐這一條路好走了。陶家隻捐一萬，而且要分次給付，曾國藩堅決不允，非三萬不可。陶家哭窮，曾國藩則指出：“陶文毅(即陶澍，文毅為其諡號)之宦橐，豈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見其送別敬近五萬金;二十三年仆在陝西，見蔗翁及堯、農等公函托李製軍(即李星沅，時李以陝西巡撫兼署陝甘總督，故稱其為製軍)為文毅催取鹽務公項，銀數萬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竊非之，往時在京，唐鏡丈(即唐鑒，鏡丈為尊稱)數數舉以相詬。今欲一毛不拔，實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麵相加矣。”77駱秉章不以為然，曾國藩駁道：“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陽所置之產，每歲收租三萬石，以一年之租助餉，亦不損傷元氣。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慳吝若是，何以勸人?苟非帑項萬分竭蹙，侍亦豈肯構此大怨?”78甚至左宗棠求情也不行，“左季高以吾勸陶少雲(即陶桄，少雲為其字)家捐貲緩頰未允，以至讎隙。”
也是在籌餉上，鹹豐找到個藉口，對曾國藩小示懲戒。先是，已故湖北巡撫楊健之孫楊江，主動捐輸軍餉兩萬兩銀子。為餉糧所困的曾國藩，欲以其為表率，帶動全省的捐輸。於是親自上疏，請朝廷予以表彰，將楊健入祀鄉賢祠。楊健原是個老官僚，道光年間，因“隨聲附和，年力就衰，降為三品休致”。也就是說，當年楊健是因不稱職而降級與被迫退休的，其官聲、治績均不足以入祀鄉賢祠。這原本算不上什麽大事，但皇帝正想敲打他，於是以他所薦非人，越權上奏為名，大發淫威，說他“所奏荒謬之至”。
(曾國藩)實屬袒護同鄉，以私廢公，顯背聖旨，可惡已極。各省題請鄉賢，例由督撫學政核其事實具題。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輒敢專擅入奏，並請特旨允準，毋庸交部，是必欲朕俯如所請，跡近要求。……總因見解未充，遇事拘泥，復過於好名所致。甚至飾詞以辯，有“名宦以吏治為衡，鄉賢以輿論為斷”之語，竟似從祀鄉賢，不必問其平日居官若何，所奏更不成話。曾國藩著交部議處。80
部議自然是投皇帝所好，竟提出給以革職的處分。好在鹹豐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國藩這樣的人缺不得，於是將處分改為降二級調用。這樣國藩由二品京堂一下子降到了三品。
此時之曾國藩，剛正不阿，性格之稜角也還沒有磨平。本來皇帝交待給他的任務是練勇、造船;提供錢餉主要是巡撫的責任，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錢餉不足致使軍期延誤，責任在駱秉章，他大可以袖手旁觀，皇帝也不差餓兵不是?但他不這樣想，好友江忠源孤軍危城，延頸待援;座師吳文鎔坐困武昌，也期待他能施以援手。若不能及時赴援，則安徽、湖北相繼陷落，大局頹壞，湖南又豈能自保?勒捐，是得罪人的事;為楊家請功，為的也是公事。省府大員不辦，他隻好自己出頭。是他不通事故人情嗎?非也;他的焦急，憤懣與無情，乃是其正直與責任心的表現。
還有一事，也可見其正直與責任心。羅澤南是曾國藩敬重的朋友，陶壽玉是曾的門生，且跟在他身邊辦事。駱秉章就曾氏桂東剿匪之保舉奏稿中，將二人列入，示好於他;卻又另外添加了四五十人之多，顯然，這樣做為的是堵曾國藩的嘴。但曾卻不吃這一套，覆信指稱駱氏保舉不當，“然桂東之役，渠(指羅澤南)實無功，二十四日到桂，次日即接調迴防省之劄，二十七日即挈師還省，不見一賊，不履一寨，即請以知縣盡先選用，不過優乎?若以其人可任，專折保之可也;若以其功宜錄，以江西收復安福一案，保之可也。此案無故超擢，不惟非眾心所共服，亦非該教諭(即羅澤南)之所願。”而陶壽玉於桂東剿匪，“亦無功，臨發之際，隨夏觀察(即夏廷樾)以行，臨陣不與，審案無功，而以此特拔。初到之員，遽請加同知銜，不過優乎?此外營求而濫保者，侍不復臚舉，以結此無謂之怨也。惟諸案皆侍所經手，而於侍單之外，增添至四五十人之多，未免過於歧異耳。”81駱氏看到此信，不知心裏會是什麽滋味。本來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卻不料曾國藩非但不領情，反而揭破其用心，駱之尷尬、不快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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