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錱所求，與曾國藩不謀而合。他在給王錱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想法：“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者，或可以馳驅中原，漸望澄清。”又雲：“自臨莊(即易良幹，臨莊為其字)諸君殉難以來，仆日夜憂慮，深恐吾岷、石、羅、筠諸兄無以取勝而立於萬全之地，且以賊氛數萬之眾，而吾勇僅有四千，亦無以壯其魄而樹厥威。擬請再練勇六千，合成一萬之數，概歸岷樵、石樵二君子統領，其經費一麵勸捐，一麵由藩庫提取數萬金應用。”
兩人雖都主張添募湘勇，但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曾國藩想的是湊足萬人(王錱所部亦在其中)，使江忠源作戰時有支完全不同於官軍的生力軍，以期克敵製勝。王錱則是為自己的戚友同窗報仇;而且曾國藩主張練成精兵後方可對敵，王錱則報仇之心迫不及待。正是這些看似細微的不同，不久後竟導致二人反目失和，致使湘軍發生了分裂。
八月二十二日，太平軍久攻南昌不下，撤圍北進安徽，與西征的石達開大軍會合，在掃蕩安徽的同時，以偏師出湖北。張亮基派按察使唐樹義率兵五千，於田家鎮布防，並檄文江忠源火速赴援。九月十三日，太平軍大敗清軍於田家鎮，由於半壁山天險先為太平軍所據，居高臨下以大炮轟擊，山下的清軍水營崩潰，九月十二日才趕到的江忠源部，倉促應戰，亦在太平軍的水陸夾擊下潰敗。湖北門戶洞開，太平軍連下黃州、漢口、漢陽，再次兵臨武昌城下，湖北告急，湖南也再次告警。清廷以吳文鎔接替張亮基出任湖廣總督，張調任山東巡撫，江忠源原已升任湖北按察使，此番因兵敗降四級留任。但將才難得，清廷鑑於石達開坐鎮安慶，太平軍西征主力試圖一舉拿下安徽，故江忠源不降反升，被調任為安徽巡撫以支撐危局。而其手中剩餘的軍隊，隻有少得可憐的一千餘人。
在這種局麵下，添募鄉勇，訓練成軍，增援湖北，保衛湖南，並為仍在湖北的江忠源輸送兵餉，一下子成了當務之急，重中之重。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初二日、初五日、十五日，朝廷連下四道諭旨，命曾國藩帶所部鄉勇，赴援湖北。其座師、湖廣總督吳文鎔也書信迭催，而湘南土寇又起，需要鎮壓，曾國藩的壓力大增，而如何募勇，練勇，募多少勇，由何人統帶這類問題，終於造成了他與王錱的反目。
以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看來，曾王生隙，是受人挑撥所致。駱秉章(1793～1867)，號籲門，廣東花縣人，與洪秀全同鄉。嘉慶二十四年舉人，屢赴會試不第，直到40歲上，才在壬辰(道光十二年)恩科會試中式，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此後駱氏仕途一帆風順，至鹹豐元年補授湖南巡撫，位列封疆，駱已58歲，人老了，城府也深了。鹹豐二年五月奉調迴京，等到張亮基接任時，適逢太平軍圍攻長沙，駱遂留城參與城防。十一月長沙解圍後，奉旨幫辦湖北軍務，隨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徐廣縉駐嶽州。武昌失守，徐革職拿問，駱則署理湖北巡撫，鹹豐三年二月，新巡撫崇綸到任，辦理交卸後，駱原本要迴京城，走到河南，接到上諭，張亮基調署湖廣總督，而湘撫一職，又改由他接任，於是折迴頭返湘，四月接任，八月補授湖南巡撫。在與曾共事這四個月內，駱對曾之作風頗不以為然，但他城府深，並不表露出來。在曾與王這件官司上，他看似中立，可內心則偏袒王錱。我們先來看他怎麽說。
先是，王樸山帶勇一營。是時營規三百六十名為一營，往興寧縣剿辦土匪，全股殄滅，奏以同知補用。時曾滌生住衡州，伊(指王錱)言於曾曰：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將粵匪掃蕩。曾遂致信省城，言王樸山有此大誌，何不作成之?我覆信請其到省麵商。後王樸山偕從九(品)吳坤修來見，備言先發口糧(錢)二萬兩，硝磺各一萬，曰：湘鄉招勇三千，必能不負所委。王樸山說湘鄉言談(方言)多不甚曉，吳坤修代達。我謂暫且招二千，因經費支絀，若不敷調度再招。即發劄並飭局發口糧及硝磺等項。王樸山遂偕吳坤修迴湘鄉去矣。聞曾滌生致書伊老師吳甄甫(即吳文鎔，甄甫為其字)先生，極言王樸山之能。不數日，吳坤修到省求見，言王樸山迴鄉招勇，出入鳴鑼擺執事，鄉人皆為側目。其人如此，實不可用。我言伊得保舉同知，初迴家鄉，不過榮耀之意。我粵新中舉人迴鄉亦如是，似不足怪。吳坤修無詞而對。翌日，伊又來求見我，言王樸山所招之勇，多是匪類，又不發口糧，連夜在縣城偷竊，賴令不勝其苦，又不敢言。將來帶勇到省，難免騷擾。我言汝同王樸山迴湘鄉招勇，又是至好，何以不為規諫?吳坤修雲，伊凡事不由我管理，是以難進言。我雲伊一切皆不交汝管理，是以爾說他(不好)。吳坤修見我不信其言，辭去。既往衡州見曾滌生。兩旬間吳甄甫即有諮函言王樸山之勇恐靠不住，止其不必來鄂。不數日，王樸山帶勇到省，我以吳製軍(即吳文鎔，製軍為總督之別稱)之諮示之，著其留勇二千四百人，其餘六百名作長夫，囑其日日訓練以備調遣。吳製軍若調王樸山帶勇赴鄂，有此得力之將，恐不致有堵城之敗。利口覆邦家，信然。27
文中雖沒有直接指責曾國藩受人搬弄，可亦能隱約體會出駱秉章的不滿。即曾國藩既舉薦王錱在先，而又聽信吳坤修的譖言，在吳文鎔那裏中傷王錱，吳文鎔偏聽偏信自己的門生，因成見而不用王錱，致使軍潰身死。而這一切全出於個人意氣與口舌是非，駱一言以蔽之為：利口覆邦家。已可見其立場。
若真如駱秉章所言，曾國藩可謂不明是非，心胸狹隘，甚至跡近小人所為。真相如何呢?我們再來看曾國藩這一方的說法。起初，曾國藩確實為王錱殺敵復仇的氣勢所振奮，八月三十日，在給江忠源的信中，國藩對王大加揄揚：“敝友王璞山，忠勇男子，蓋劉琨、祖逖之徒。……為書抵我，誓率湘中子弟慷慨興師，即入江西，一以憤二十四之役，為諸人報仇雪恥;一以為國家掃此逆氛，克復三城，盡殲群醜，以紓宵旰之憂。其書熱血激風雲，忠肝貫金石。今錄一通往，閣下試觀之，洵足為君添手足之助矣。”28
湖北告急時，曾國藩起初也想派王錱赴援。在給王的信中稱其“義氣薄雲霄，忠肝貫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與岷樵、石樵之師相合，保鄂城，固全局，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實有賴焉”。29
史稱曾國藩有識人之明，從他許王錱為劉琨、祖逖一類人物看，有個細節很值得品味。劉琨、祖逖都是晉代有名的歷史人物，我們熟悉的“聞雞起舞”與“中流擊楫”這兩個成語，都與之有關。劉琨，字越石，史傳稱其“少負誌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範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誌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祖逖字士稚，範陽人，“逖性豁盪，不修儀檢，……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青年時代，他與劉琨俱為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後來五胡亂華，中原板蕩，祖逖心懷恢復之誌，率部北伐，渡江時，“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嘆。”後壯懷未酬，齎誌以終。30曾國藩將王錱比之為劉、祖，評價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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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雖都主張添募湘勇，但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曾國藩想的是湊足萬人(王錱所部亦在其中)，使江忠源作戰時有支完全不同於官軍的生力軍，以期克敵製勝。王錱則是為自己的戚友同窗報仇;而且曾國藩主張練成精兵後方可對敵，王錱則報仇之心迫不及待。正是這些看似細微的不同，不久後竟導致二人反目失和，致使湘軍發生了分裂。
八月二十二日，太平軍久攻南昌不下，撤圍北進安徽，與西征的石達開大軍會合，在掃蕩安徽的同時，以偏師出湖北。張亮基派按察使唐樹義率兵五千，於田家鎮布防，並檄文江忠源火速赴援。九月十三日，太平軍大敗清軍於田家鎮，由於半壁山天險先為太平軍所據，居高臨下以大炮轟擊，山下的清軍水營崩潰，九月十二日才趕到的江忠源部，倉促應戰，亦在太平軍的水陸夾擊下潰敗。湖北門戶洞開，太平軍連下黃州、漢口、漢陽，再次兵臨武昌城下，湖北告急，湖南也再次告警。清廷以吳文鎔接替張亮基出任湖廣總督，張調任山東巡撫，江忠源原已升任湖北按察使，此番因兵敗降四級留任。但將才難得，清廷鑑於石達開坐鎮安慶，太平軍西征主力試圖一舉拿下安徽，故江忠源不降反升，被調任為安徽巡撫以支撐危局。而其手中剩餘的軍隊，隻有少得可憐的一千餘人。
在這種局麵下，添募鄉勇，訓練成軍，增援湖北，保衛湖南，並為仍在湖北的江忠源輸送兵餉，一下子成了當務之急，重中之重。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初二日、初五日、十五日，朝廷連下四道諭旨，命曾國藩帶所部鄉勇，赴援湖北。其座師、湖廣總督吳文鎔也書信迭催，而湘南土寇又起，需要鎮壓，曾國藩的壓力大增，而如何募勇，練勇，募多少勇，由何人統帶這類問題，終於造成了他與王錱的反目。
以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看來，曾王生隙，是受人挑撥所致。駱秉章(1793～1867)，號籲門，廣東花縣人，與洪秀全同鄉。嘉慶二十四年舉人，屢赴會試不第，直到40歲上，才在壬辰(道光十二年)恩科會試中式，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此後駱氏仕途一帆風順，至鹹豐元年補授湖南巡撫，位列封疆，駱已58歲，人老了，城府也深了。鹹豐二年五月奉調迴京，等到張亮基接任時，適逢太平軍圍攻長沙，駱遂留城參與城防。十一月長沙解圍後，奉旨幫辦湖北軍務，隨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徐廣縉駐嶽州。武昌失守，徐革職拿問，駱則署理湖北巡撫，鹹豐三年二月，新巡撫崇綸到任，辦理交卸後，駱原本要迴京城，走到河南，接到上諭，張亮基調署湖廣總督，而湘撫一職，又改由他接任，於是折迴頭返湘，四月接任，八月補授湖南巡撫。在與曾共事這四個月內，駱對曾之作風頗不以為然，但他城府深，並不表露出來。在曾與王這件官司上，他看似中立，可內心則偏袒王錱。我們先來看他怎麽說。
先是，王樸山帶勇一營。是時營規三百六十名為一營，往興寧縣剿辦土匪，全股殄滅，奏以同知補用。時曾滌生住衡州，伊(指王錱)言於曾曰：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將粵匪掃蕩。曾遂致信省城，言王樸山有此大誌，何不作成之?我覆信請其到省麵商。後王樸山偕從九(品)吳坤修來見，備言先發口糧(錢)二萬兩，硝磺各一萬，曰：湘鄉招勇三千，必能不負所委。王樸山說湘鄉言談(方言)多不甚曉，吳坤修代達。我謂暫且招二千，因經費支絀，若不敷調度再招。即發劄並飭局發口糧及硝磺等項。王樸山遂偕吳坤修迴湘鄉去矣。聞曾滌生致書伊老師吳甄甫(即吳文鎔，甄甫為其字)先生，極言王樸山之能。不數日，吳坤修到省求見，言王樸山迴鄉招勇，出入鳴鑼擺執事，鄉人皆為側目。其人如此，實不可用。我言伊得保舉同知，初迴家鄉，不過榮耀之意。我粵新中舉人迴鄉亦如是，似不足怪。吳坤修無詞而對。翌日，伊又來求見我，言王樸山所招之勇，多是匪類，又不發口糧，連夜在縣城偷竊，賴令不勝其苦，又不敢言。將來帶勇到省，難免騷擾。我言汝同王樸山迴湘鄉招勇，又是至好，何以不為規諫?吳坤修雲，伊凡事不由我管理，是以難進言。我雲伊一切皆不交汝管理，是以爾說他(不好)。吳坤修見我不信其言，辭去。既往衡州見曾滌生。兩旬間吳甄甫即有諮函言王樸山之勇恐靠不住，止其不必來鄂。不數日，王樸山帶勇到省，我以吳製軍(即吳文鎔，製軍為總督之別稱)之諮示之，著其留勇二千四百人，其餘六百名作長夫，囑其日日訓練以備調遣。吳製軍若調王樸山帶勇赴鄂，有此得力之將，恐不致有堵城之敗。利口覆邦家，信然。27
文中雖沒有直接指責曾國藩受人搬弄，可亦能隱約體會出駱秉章的不滿。即曾國藩既舉薦王錱在先，而又聽信吳坤修的譖言，在吳文鎔那裏中傷王錱，吳文鎔偏聽偏信自己的門生，因成見而不用王錱，致使軍潰身死。而這一切全出於個人意氣與口舌是非，駱一言以蔽之為：利口覆邦家。已可見其立場。
若真如駱秉章所言，曾國藩可謂不明是非，心胸狹隘，甚至跡近小人所為。真相如何呢?我們再來看曾國藩這一方的說法。起初，曾國藩確實為王錱殺敵復仇的氣勢所振奮，八月三十日，在給江忠源的信中，國藩對王大加揄揚：“敝友王璞山，忠勇男子，蓋劉琨、祖逖之徒。……為書抵我，誓率湘中子弟慷慨興師，即入江西，一以憤二十四之役，為諸人報仇雪恥;一以為國家掃此逆氛，克復三城，盡殲群醜，以紓宵旰之憂。其書熱血激風雲，忠肝貫金石。今錄一通往，閣下試觀之，洵足為君添手足之助矣。”28
湖北告急時，曾國藩起初也想派王錱赴援。在給王的信中稱其“義氣薄雲霄，忠肝貫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與岷樵、石樵之師相合，保鄂城，固全局，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實有賴焉”。29
史稱曾國藩有識人之明，從他許王錱為劉琨、祖逖一類人物看，有個細節很值得品味。劉琨、祖逖都是晉代有名的歷史人物，我們熟悉的“聞雞起舞”與“中流擊楫”這兩個成語，都與之有關。劉琨，字越石，史傳稱其“少負誌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範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誌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祖逖字士稚，範陽人，“逖性豁盪，不修儀檢，……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青年時代，他與劉琨俱為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後來五胡亂華，中原板蕩，祖逖心懷恢復之誌，率部北伐，渡江時，“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嘆。”後壯懷未酬，齎誌以終。30曾國藩將王錱比之為劉、祖，評價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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