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浮誇”這個詞。王錱時年28，是個頭角崢嶸的青年，“負奇氣，語天下事甚易”。31曾國藩雖然看重其奮勇請纓的銳氣，但未必不對他的“言大而誇”抱有警惕。吳坤修(1816～1872)，字竹莊，江西新建縣人。捐納出身，以從九品分發湖南，長沙城守時以功擢升知縣職銜。從曾國藩練兵於衡州，水師創立時，吳司軍械。之後隨曾東征，轉戰江西，以功累升道員、加鹽運使、布政使銜，同治四年實授安徽按察使，後參與剿撚，以功升任布政使、署理山東巡撫。他隨王錱去省城，應該是曾國藩派去的。從後來曾給王錱的信中可以看出，曾之不滿於王，主要是因為王言而無信且過於張揚。
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報湘人七月之仇;國藩欲添募數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兩書往還，不謀而合。厥後足下來衡，而商大概規模，約定餉需不必支之藩庫，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許，可勸捐餉銀一萬，可私辦軍裝數項，蓋以吾輩私興議舉，非省垣應辦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日)書來，言二十四(日)走省請餉一萬，仆已訝其與初議相刺謬矣。適田家鎮之敗，鄂省大震，長沙戒嚴，中丞命足下帶勇防守省城，倉促興舉，一切皆取之於官，此則局勢與前議大變，止可謂之官勇，不得復謂之義師也。既為官勇，則值此官項支絀之秋，不得不通盤籌劃。目下兵勇萬餘，傾庫中所藏，僅付兩月之需，而足下寄來稟稿，乃雲需再發銀二萬，各勇須預支月半口糧，將來招足萬人等語。是則足下未能統籌全局，不知措餉之艱難也。……仆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即遊揚其善，宣暴於眾，冀為國家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誌氣滿溢，語氣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32
結合駱秉章所言，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對王的不滿主要在這樣幾個方麵：
一、言而無信。曾、王在衡州商定，軍餉器械自籌，以勸捐解決。但二十四日在省城，王卻要求駱發放口糧錢二萬兩，彈藥所需硝、磺各一萬斤，“一切皆取之於官”，招募人數也增至三千。
二、言大而誇，行事張揚。曾欲招足鄉勇萬人，為的是交給江忠源，與太平軍一爭高下。王錱卻大有自代之意，且募勇時招搖過市，令鄉人側目。在曾國藩看來，未免器小易盈，不像做大事的人的樣子。
三、不重素質，所招鄉勇良莠不齊。若不嚴加淘汰，認真訓練，則必成烏合之眾，“無事則坐領工食，有事則聞風潰散;一有征戰，見賊則退，擾民則勇往。在官既久，惡差與驕兵之氣習，皆經漸染日深，兇悍訛詐，習慣成風。故鄉勇力少而害多。”33基於這種認識，國藩製定有嚴格的招募標準，而且戰事稍紓，即遣散並重新招募新兵，以保持湘軍的“朝氣”。王錱所招之勇“連夜在縣城偷竊”，地方嘖有煩言，曾一定會求證於鄉裏。這也是以後他對王錱所部大加裁汰的種因。
四、不聽約束，改換門庭。王錱借援鄂索餉，而駱秉章助以官費，頗有將其收為己用的意思。在曾國藩看來，王無異於為擴張其實力而投效駱氏，且依仗駱氏，不服管束。
這樣，曾國藩對王之觀感大變，在九月致吳文鎔的信中，認為王乃匹夫之勇，器小易盈，不足以任大將：“璞山忠勇冠群，馭眾嚴明，然局量較隘，隻堪裨將。以視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閎遠，則非其倫也。”34
王錱所招湘勇計三千四百人，另雇長夫一千餘人，原擬赴援湖北，旋因太平軍退兵，武昌解嚴而未能成行。曾國藩遂大加裁汰，王部隻留下兩營七百二十人，35而其書信中的言語也不免含譏帶諷。以王錱之自負的個性，非但聽不進曾的勸告，反而認為他是出爾反爾，有意刁難。這樣，王對曾之劄件，“概不迴答。既無公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製之意”。36出現這種“同舟而樹敵國，肝膽而變楚越”的局麵，平心而論，兩人都有些意氣用事，但王錱責任更重。此後，兩人分道揚鑣，形同路人。王錱脫離了曾國藩係統，成為駱秉章節製下的一支湘軍。可王錱也就此失去了大展宏圖的機會，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帶兵東征，麾下大批將領均不數年而位列封疆，王錱所部卻成了湖南地方的治安軍，多數時間以偏師在省內及湘贛邊一帶防剿土匪，難得有建立大功的機會，直到死時仍不過是個道員。王死後，這支部隊重迴曾國藩麾下，成為所謂“老湘營”的基幹隊伍。
此時，曾國藩又糊裏糊塗地攬上了一項差事：籌建水師。事情的緣起是，太平軍自益陽、嶽州擄獲民船上萬艘，並組建了水軍。此後，藉助這支水軍，太平軍上下長江，迅如疾風，機動性大大超過了清軍。譬如，五十萬太平軍自武昌東下江寧(南京)，沿途攻城略地，走水路不過二十多天;而向榮督率總兵和春、秦定三、李端、玉山等自旱路兼程追擊，趕到江寧時，已在一個半月之後，江寧則早在十多天前陷落。太平軍在長江上下往來自如，而追堵的清軍則疲於奔命，望江興嘆。
最先認識到這個問題嚴重性的是郭嵩燾。鹹豐三年五月，太平軍西征大軍一部進抵九江，連克彭澤、湖口、南康，南昌告急。被任命為幫辦江南軍務的湖北臬司江忠源所部一千二百餘人，在趕赴江南大營的途中受阻，遂改援南昌;江兵少力單，被太平軍悍將曾天養等圍困於城中，求援於湖南。六月，曾國藩分調三路兵勇近四千人赴援，郭嵩燾偕行。
至，即從忠烈公(即江忠源，忠烈為其諡號)住章江門城樓，每獲賊，就城樓研訊。時城外僅文孝廟一(處)賊壘，廣數十畝。問駐兵幾何?曰不住一兵，官兵攻壘，調隊站牆而已。問何故，曰壘隻三麵，瀕江一麵無牆，人皆舟居。問船賊幾何?曰十餘萬。因告忠烈公，自賊東下，馳突長江，惟所侵踞，官兵無一船應之，非急治水師不足以應敵。忠烈公大激賞，即屬嵩燾具疏稿上之。推求廣東兵船曰長龍，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項名目，請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廣東任購炮。此長江水師之議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駐衡州。嵩燾歸謁文正公衡州，商定營製，立水陸各十營，湘軍之興亦自此始。37
江忠源所上《請製造戰船肅清江麵疏》，也是由郭嵩燾主筆，其論無水師之弊雲：“粵匪自湖北安徽陷江南，沿途擄掠民船已逾萬數，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數百裏盡以資賊。多或百數十船，少或一二船，往來停泊，無敢阻攔。江南揚(州)鎮(江)等處，皆兩麵憑江，並力攻圍，而賊得水陸救護以牽製(我)兵力，故欲克復三城，38必籌肅清江麵之法;欲肅清江麵，必破賊船;欲破賊船，必先製造戰船以備攻擊。賊船出沒無常，季風急趨，一日可數百裏，官兵既無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禦無所用，是以其勢日益猖獗。”最後強調：“剿賊之略，無急於斯論者。”39江忠源並將與太平軍爭奪製水權之重任，寄厚望於曾國藩：“方今賊具有長江之險，非多造船筏，廣製炮位，訓練水勇，先務肅清江麵，竊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無安枕之日。然竊計海內人才，能辦此者，惟吾師一人能管駕船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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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報湘人七月之仇;國藩欲添募數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兩書往還，不謀而合。厥後足下來衡，而商大概規模，約定餉需不必支之藩庫，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許，可勸捐餉銀一萬，可私辦軍裝數項，蓋以吾輩私興議舉，非省垣應辦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日)書來，言二十四(日)走省請餉一萬，仆已訝其與初議相刺謬矣。適田家鎮之敗，鄂省大震，長沙戒嚴，中丞命足下帶勇防守省城，倉促興舉，一切皆取之於官，此則局勢與前議大變，止可謂之官勇，不得復謂之義師也。既為官勇，則值此官項支絀之秋，不得不通盤籌劃。目下兵勇萬餘，傾庫中所藏，僅付兩月之需，而足下寄來稟稿，乃雲需再發銀二萬，各勇須預支月半口糧，將來招足萬人等語。是則足下未能統籌全局，不知措餉之艱難也。……仆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即遊揚其善，宣暴於眾，冀為國家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誌氣滿溢，語氣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32
結合駱秉章所言，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對王的不滿主要在這樣幾個方麵：
一、言而無信。曾、王在衡州商定，軍餉器械自籌，以勸捐解決。但二十四日在省城，王卻要求駱發放口糧錢二萬兩，彈藥所需硝、磺各一萬斤，“一切皆取之於官”，招募人數也增至三千。
二、言大而誇，行事張揚。曾欲招足鄉勇萬人，為的是交給江忠源，與太平軍一爭高下。王錱卻大有自代之意，且募勇時招搖過市，令鄉人側目。在曾國藩看來，未免器小易盈，不像做大事的人的樣子。
三、不重素質，所招鄉勇良莠不齊。若不嚴加淘汰，認真訓練，則必成烏合之眾，“無事則坐領工食，有事則聞風潰散;一有征戰，見賊則退，擾民則勇往。在官既久，惡差與驕兵之氣習，皆經漸染日深，兇悍訛詐，習慣成風。故鄉勇力少而害多。”33基於這種認識，國藩製定有嚴格的招募標準，而且戰事稍紓，即遣散並重新招募新兵，以保持湘軍的“朝氣”。王錱所招之勇“連夜在縣城偷竊”，地方嘖有煩言，曾一定會求證於鄉裏。這也是以後他對王錱所部大加裁汰的種因。
四、不聽約束，改換門庭。王錱借援鄂索餉，而駱秉章助以官費，頗有將其收為己用的意思。在曾國藩看來，王無異於為擴張其實力而投效駱氏，且依仗駱氏，不服管束。
這樣，曾國藩對王之觀感大變，在九月致吳文鎔的信中，認為王乃匹夫之勇，器小易盈，不足以任大將：“璞山忠勇冠群，馭眾嚴明，然局量較隘，隻堪裨將。以視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閎遠，則非其倫也。”34
王錱所招湘勇計三千四百人，另雇長夫一千餘人，原擬赴援湖北，旋因太平軍退兵，武昌解嚴而未能成行。曾國藩遂大加裁汰，王部隻留下兩營七百二十人，35而其書信中的言語也不免含譏帶諷。以王錱之自負的個性，非但聽不進曾的勸告，反而認為他是出爾反爾，有意刁難。這樣，王對曾之劄件，“概不迴答。既無公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製之意”。36出現這種“同舟而樹敵國，肝膽而變楚越”的局麵，平心而論，兩人都有些意氣用事，但王錱責任更重。此後，兩人分道揚鑣，形同路人。王錱脫離了曾國藩係統，成為駱秉章節製下的一支湘軍。可王錱也就此失去了大展宏圖的機會，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帶兵東征，麾下大批將領均不數年而位列封疆，王錱所部卻成了湖南地方的治安軍，多數時間以偏師在省內及湘贛邊一帶防剿土匪，難得有建立大功的機會，直到死時仍不過是個道員。王死後，這支部隊重迴曾國藩麾下，成為所謂“老湘營”的基幹隊伍。
此時，曾國藩又糊裏糊塗地攬上了一項差事：籌建水師。事情的緣起是，太平軍自益陽、嶽州擄獲民船上萬艘，並組建了水軍。此後，藉助這支水軍，太平軍上下長江，迅如疾風，機動性大大超過了清軍。譬如，五十萬太平軍自武昌東下江寧(南京)，沿途攻城略地，走水路不過二十多天;而向榮督率總兵和春、秦定三、李端、玉山等自旱路兼程追擊，趕到江寧時，已在一個半月之後，江寧則早在十多天前陷落。太平軍在長江上下往來自如，而追堵的清軍則疲於奔命，望江興嘆。
最先認識到這個問題嚴重性的是郭嵩燾。鹹豐三年五月，太平軍西征大軍一部進抵九江，連克彭澤、湖口、南康，南昌告急。被任命為幫辦江南軍務的湖北臬司江忠源所部一千二百餘人，在趕赴江南大營的途中受阻，遂改援南昌;江兵少力單，被太平軍悍將曾天養等圍困於城中，求援於湖南。六月，曾國藩分調三路兵勇近四千人赴援，郭嵩燾偕行。
至，即從忠烈公(即江忠源，忠烈為其諡號)住章江門城樓，每獲賊，就城樓研訊。時城外僅文孝廟一(處)賊壘，廣數十畝。問駐兵幾何?曰不住一兵，官兵攻壘，調隊站牆而已。問何故，曰壘隻三麵，瀕江一麵無牆，人皆舟居。問船賊幾何?曰十餘萬。因告忠烈公，自賊東下，馳突長江，惟所侵踞，官兵無一船應之，非急治水師不足以應敵。忠烈公大激賞，即屬嵩燾具疏稿上之。推求廣東兵船曰長龍，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項名目，請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廣東任購炮。此長江水師之議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駐衡州。嵩燾歸謁文正公衡州，商定營製，立水陸各十營，湘軍之興亦自此始。37
江忠源所上《請製造戰船肅清江麵疏》，也是由郭嵩燾主筆，其論無水師之弊雲：“粵匪自湖北安徽陷江南，沿途擄掠民船已逾萬數，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數百裏盡以資賊。多或百數十船，少或一二船，往來停泊，無敢阻攔。江南揚(州)鎮(江)等處，皆兩麵憑江，並力攻圍，而賊得水陸救護以牽製(我)兵力，故欲克復三城，38必籌肅清江麵之法;欲肅清江麵，必破賊船;欲破賊船，必先製造戰船以備攻擊。賊船出沒無常，季風急趨，一日可數百裏，官兵既無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禦無所用，是以其勢日益猖獗。”最後強調：“剿賊之略，無急於斯論者。”39江忠源並將與太平軍爭奪製水權之重任，寄厚望於曾國藩：“方今賊具有長江之險，非多造船筏，廣製炮位，訓練水勇，先務肅清江麵，竊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無安枕之日。然竊計海內人才，能辦此者，惟吾師一人能管駕船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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