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為何非要在正規軍外另建新軍?擴增正規軍不成嗎?不成。曾國藩雖是個文官，沒有帶過兵，可耳聞目睹，尤其是官軍圍剿太平軍兩年來的事實，使他堅信，這樣的軍隊是絕無可能克敵製勝的。早在做京官時，他便向鹹豐上過一道《議汰兵疏》，將軍隊的現狀，做了這樣的歸納：“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為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遊手恣雎，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4為此，他提出將綠營兵兵額減少到幹隆四十五年以前的水平，汰兵五萬，每年節餉一百二十萬兩，將之用於軍事訓練，走精兵路線。
國內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專家羅爾綱，20世紀30年代，曾出版過一部《湘軍新誌》，其時，羅對湘軍軍製的研究，是經過胡適先生指導的，故尚遵從胡氏實證主義的治學傳統，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5故此書資料詳瞻，評論允當，誠為一時之選。今日讀之，仍不失其價值。其後出之作，相形之下，則相去不可以道裏計。《新誌》中對當時清軍的腐敗窳劣，綜核有序，正可以作為曾氏力主改練新軍的註腳，故筆者不吝篇幅，於此轉述之。
羅氏將清軍綠營之積習(或稱習氣)歸納為四大端：
一為虛名冒餉。即將弁遇士卒缺出，仍存舊名，不予選補，以幹沒其糧餉。遇到差點兵額時，臨時僱人冒充以掩人耳目。此外將弁還將其自家府署內的廚役、僕人等掛名領餉，以國家養兵的經費，用於私人雇役。虛名冒餉的惡果是，冊上有兵，伍內無兵;侵占名糧，則雖有其人，而操練調遣均不與聞，有兵等於無兵。鹹豐初年，此弊浸深，如貴州一省之綠營，缺額過半，偏僻地區缺額更多，有隻存六分之一者。(此胡林翼語)
二為“官氣”重。即不事訓練而專應差事，不講營規而專習節儀，巧滑偷惰，軍紀渙散。“無事則應對趨蹌，勇為善觀;臨陣則趑趄退避，專擇便宜;論功則多方鑽營，希圖美擢;遇敗則巧為推諉，求便私圖。”(此江忠源語)
三為操防虛應故事。平日訓練，花拳繡腿，但求好看。“今日之製兵，陸則不知擊刺，不能乘騎;水則不習駕駛，不熟炮械。將領惟趨蹌應對，辦名冊，聽差使。其練之也，演陣圖，習架勢，所教皆是花法(花架子)，如演戲作劇，何裨實用!”(此左宗棠語)
四為敢於犯上。清軍綠營之等級序列，自上而下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士卒。而上級“居官不謹，動為其下所脅持”。因為有把柄在下級手中，故上級不得不務為姑息。姑息養奸，則軍紀蕩然。由之形成嘉道年間，綠營士兵挾持千、把總，千、把總挾持都司、守備，都司、守備挾持副將、參將、遊擊，副將、參將、遊擊則挾持提鎮(即提督、總兵)的局麵。“上述四個弊端，虛名冒餉與侵占名糧，則營伍空虛。官氣重，則巧滑偷惰成為風氣。操防虛應故事，則所謂訓練實與沒有訓練相等。敢於犯上，則軍無紀律。營伍空虛，則臨事始招市人冒充，應募的人，兵籍無名(頂空額)，以致聞風先逃，無可稽查。巧滑偷惰，則平時以鑽營為能，營務必致廢弛;有事以規避為巧，不免爭先奔逃。無訓練，則無膽無藝，不能披堅執銳。無紀律，則將令出而兵嘩，敵未至而先潰，懦於禦敵而勇於擾民。這四點都是綠營最大的弊端。此外，如將弁則役使兵士，視如奴僕，剋扣攤派，剝及錙銖。兵士則吸鴉片，開賭場，豢盜，窩娼;平時無惡不為，一聞徵調，則闔門啼泣，推餉求代。種種積弊，二百年來，成為習慣，已經是改革不了的。”6
上述四大弊端之外。羅氏還總結出綠營製度的三大缺陷：一是餉薄。士兵為了餬口養家，兼營生意便成為公開普遍的現象;國家既無力增餉，便隻能視而不見，放任自流。二是分汛太多，差役太重。所謂汛，指的是山川道路要隘等處設置的駐軍，分散駐紮的兵士多了，自然不可能按時集中操練。差役重，當時沒有警察，所有護餉、押送犯人、緝捕盜賊等等，無不以分汛的綠營兵當差。分汛多，差役重，致使訓練廢弛，軍紀渙散，戰鬥力低下。三是調遣無成法。綠營徵調，往往零星抽湊，這一營抽一百，那一營抽五十。調兵一千，往往抽撥了幾營或十幾營。所謂兵與兵不相習，將與兵亦不相知，營伍散漫，心誌不一就是這樣造成的。一旦臨敵，兵不聽將令，將不得兵力，營與營之間則勢如鴻溝，各不相謀，戰不相援，敗不相救。7
綜上所述，難怪曾國藩對正規軍沒有信心，想要另起爐灶。故他赴任伊始，對幫辦團練一事，敷衍了事，一帶而過。“擬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以書信勸諭，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衛之樂，而不復以捐資為苦。”8話雖這麽說，這件事，他自己心裏怕是都不相信能夠做到呢。反之，對編練新軍，他顯得勁頭很足。在抨擊了官軍兩年來在廣西的表現後，他提出“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誠能實力操練，於土匪足資剿捕，即於省城防守，亦不無裨益。”9鹹豐對官軍之窳劣，廣西之潰敗，早已痛心疾首，曾國藩既然請纓，倒也不妨看看他能搞出什麽名堂，於是批示同意：“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剿”。有了這道硃批，曾國藩名正言順了，其幫辦團練的職任也一變而為編練新軍了。
曾國藩統率的湘勇，連他在內，基本幹部全部是書生，雖然有知識，有頭腦，可以很快掌握兵書的基本要領，但無一人有實際軍事經驗。練兵光靠兵書不成，於是曾國藩請了一個富於軍旅經驗之人，參與鄉勇之軍訓。這個由此與曾國藩結緣，後來成為湘軍早期名將者，是個滿洲人，名叫塔齊布。
塔齊布(1816～1855)，字智亭，姓托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原為都統烏蘭泰部下，鹹豐元年發湖南以都司用，後以長沙守城之功擢升遊擊，賞戴藍翎，後任撫標(即巡撫之衛隊)中軍參將。“時曾文正公奉命督練鄉兵，用明戚繼光法訓練束伍。每校閱，公(指塔齊布)必短後衣躡蹺帶刀侍。文正與語，奇之。試所轄兵，皆精煉。”10曾國藩覺得這是個難得的人才，“常倚該遊擊整頓營務”，命其兼管辰勇(即由辰州募集之勇)。曾國藩每逢三、八日親自校閱鄉勇的操練，而塔齊布訓勇比他來得還勤，“日日常閱，大約十日之中不過間斷二三日，軍士皆樂為之用”。11問題出在曾國藩想要將綠營拉過來，與鄉勇一同會操，一同聽訓，以扭轉其軍紀廢弛、四處擾民的狀態。事情發生在四月，曾國藩命塔齊布“傳喚(綠)營兵，一同操演，亦不過會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其所為“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12曾國藩這番嚐試，是不避嫌疑，有責任心的表現，但卻令湖南的軍政大員們不愜。甚至新任巡撫駱秉章，都認為他有喧賓奪主，越俎代庖之嫌。因為依慣例，文官管不著軍隊，即使是巡撫，也沒有過問軍隊操練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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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專家羅爾綱，20世紀30年代，曾出版過一部《湘軍新誌》，其時，羅對湘軍軍製的研究，是經過胡適先生指導的，故尚遵從胡氏實證主義的治學傳統，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5故此書資料詳瞻，評論允當，誠為一時之選。今日讀之，仍不失其價值。其後出之作，相形之下，則相去不可以道裏計。《新誌》中對當時清軍的腐敗窳劣，綜核有序，正可以作為曾氏力主改練新軍的註腳，故筆者不吝篇幅，於此轉述之。
羅氏將清軍綠營之積習(或稱習氣)歸納為四大端：
一為虛名冒餉。即將弁遇士卒缺出，仍存舊名，不予選補，以幹沒其糧餉。遇到差點兵額時，臨時僱人冒充以掩人耳目。此外將弁還將其自家府署內的廚役、僕人等掛名領餉，以國家養兵的經費，用於私人雇役。虛名冒餉的惡果是，冊上有兵，伍內無兵;侵占名糧，則雖有其人，而操練調遣均不與聞，有兵等於無兵。鹹豐初年，此弊浸深，如貴州一省之綠營，缺額過半，偏僻地區缺額更多，有隻存六分之一者。(此胡林翼語)
二為“官氣”重。即不事訓練而專應差事，不講營規而專習節儀，巧滑偷惰，軍紀渙散。“無事則應對趨蹌，勇為善觀;臨陣則趑趄退避，專擇便宜;論功則多方鑽營，希圖美擢;遇敗則巧為推諉，求便私圖。”(此江忠源語)
三為操防虛應故事。平日訓練，花拳繡腿，但求好看。“今日之製兵，陸則不知擊刺，不能乘騎;水則不習駕駛，不熟炮械。將領惟趨蹌應對，辦名冊，聽差使。其練之也，演陣圖，習架勢，所教皆是花法(花架子)，如演戲作劇，何裨實用!”(此左宗棠語)
四為敢於犯上。清軍綠營之等級序列，自上而下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士卒。而上級“居官不謹，動為其下所脅持”。因為有把柄在下級手中，故上級不得不務為姑息。姑息養奸，則軍紀蕩然。由之形成嘉道年間，綠營士兵挾持千、把總，千、把總挾持都司、守備，都司、守備挾持副將、參將、遊擊，副將、參將、遊擊則挾持提鎮(即提督、總兵)的局麵。“上述四個弊端，虛名冒餉與侵占名糧，則營伍空虛。官氣重，則巧滑偷惰成為風氣。操防虛應故事，則所謂訓練實與沒有訓練相等。敢於犯上，則軍無紀律。營伍空虛，則臨事始招市人冒充，應募的人，兵籍無名(頂空額)，以致聞風先逃，無可稽查。巧滑偷惰，則平時以鑽營為能，營務必致廢弛;有事以規避為巧，不免爭先奔逃。無訓練，則無膽無藝，不能披堅執銳。無紀律，則將令出而兵嘩，敵未至而先潰，懦於禦敵而勇於擾民。這四點都是綠營最大的弊端。此外，如將弁則役使兵士，視如奴僕，剋扣攤派，剝及錙銖。兵士則吸鴉片，開賭場，豢盜，窩娼;平時無惡不為，一聞徵調，則闔門啼泣，推餉求代。種種積弊，二百年來，成為習慣，已經是改革不了的。”6
上述四大弊端之外。羅氏還總結出綠營製度的三大缺陷：一是餉薄。士兵為了餬口養家，兼營生意便成為公開普遍的現象;國家既無力增餉，便隻能視而不見，放任自流。二是分汛太多，差役太重。所謂汛，指的是山川道路要隘等處設置的駐軍，分散駐紮的兵士多了，自然不可能按時集中操練。差役重，當時沒有警察，所有護餉、押送犯人、緝捕盜賊等等，無不以分汛的綠營兵當差。分汛多，差役重，致使訓練廢弛，軍紀渙散，戰鬥力低下。三是調遣無成法。綠營徵調，往往零星抽湊，這一營抽一百，那一營抽五十。調兵一千，往往抽撥了幾營或十幾營。所謂兵與兵不相習，將與兵亦不相知，營伍散漫，心誌不一就是這樣造成的。一旦臨敵，兵不聽將令，將不得兵力，營與營之間則勢如鴻溝，各不相謀，戰不相援，敗不相救。7
綜上所述，難怪曾國藩對正規軍沒有信心，想要另起爐灶。故他赴任伊始，對幫辦團練一事，敷衍了事，一帶而過。“擬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以書信勸諭，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衛之樂，而不復以捐資為苦。”8話雖這麽說，這件事，他自己心裏怕是都不相信能夠做到呢。反之，對編練新軍，他顯得勁頭很足。在抨擊了官軍兩年來在廣西的表現後，他提出“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誠能實力操練，於土匪足資剿捕，即於省城防守，亦不無裨益。”9鹹豐對官軍之窳劣，廣西之潰敗，早已痛心疾首，曾國藩既然請纓，倒也不妨看看他能搞出什麽名堂，於是批示同意：“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剿”。有了這道硃批，曾國藩名正言順了，其幫辦團練的職任也一變而為編練新軍了。
曾國藩統率的湘勇，連他在內，基本幹部全部是書生，雖然有知識，有頭腦，可以很快掌握兵書的基本要領，但無一人有實際軍事經驗。練兵光靠兵書不成，於是曾國藩請了一個富於軍旅經驗之人，參與鄉勇之軍訓。這個由此與曾國藩結緣，後來成為湘軍早期名將者，是個滿洲人，名叫塔齊布。
塔齊布(1816～1855)，字智亭，姓托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原為都統烏蘭泰部下，鹹豐元年發湖南以都司用，後以長沙守城之功擢升遊擊，賞戴藍翎，後任撫標(即巡撫之衛隊)中軍參將。“時曾文正公奉命督練鄉兵，用明戚繼光法訓練束伍。每校閱，公(指塔齊布)必短後衣躡蹺帶刀侍。文正與語，奇之。試所轄兵，皆精煉。”10曾國藩覺得這是個難得的人才，“常倚該遊擊整頓營務”，命其兼管辰勇(即由辰州募集之勇)。曾國藩每逢三、八日親自校閱鄉勇的操練，而塔齊布訓勇比他來得還勤，“日日常閱，大約十日之中不過間斷二三日，軍士皆樂為之用”。11問題出在曾國藩想要將綠營拉過來，與鄉勇一同會操，一同聽訓，以扭轉其軍紀廢弛、四處擾民的狀態。事情發生在四月，曾國藩命塔齊布“傳喚(綠)營兵，一同操演，亦不過會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其所為“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12曾國藩這番嚐試，是不避嫌疑，有責任心的表現，但卻令湖南的軍政大員們不愜。甚至新任巡撫駱秉章，都認為他有喧賓奪主，越俎代庖之嫌。因為依慣例，文官管不著軍隊，即使是巡撫，也沒有過問軍隊操練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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