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今之務，莫急於剿辦土匪一節，會匪、邪教、盜賊、痞棍數者，在在多有。或嘯聚山穀，糾結黨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嚴辦者，其故何哉?蓋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黨夥，有報復之懼;上憲勘轉，有文書之繁;解犯往來，有需索之費。以此數者躊躇於心，是以隱忍不辦，幸其伏而未動，故相安於無事而已。豈知一旦竊發，輒釀成巨案，劫獄戕官，即此伏而未動之土匪也。然後悔隱忍慈柔之過，不已晚哉?109
敢不敢動地方黑惡勢力，肯不肯下大氣力辦案，除惡務盡，不僅百姓紳民在看，黑惡勢力也在看。拖而不辦或敷衍了事，等於是向他們發出錯誤的信號，百姓會更懼怕，黑惡勢力則更有恃無恐，官府之權威會流失，社會原有之正常秩序則被破壞，而動亂也就不遠了。曾國藩早就認為，官場多年來養成了一種疲玩的風氣，在道光三十年的《應詔求言疏》中，他便一針見血地指出：“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如何扭轉這種積習頹風，其實早在入仕之初，他對此已有了自己確定的看法。
至於仕途積習，益尚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玩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110
現在皇帝授權他幫辦團練，搜查土匪，不啻給了他一個將多年以來的想法付諸實施的機會，曾國藩當仁不讓，開始了他“以猛振玩”的實踐。到任伊始，即發布《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宣示要嚴辦四種人。
一、素行不法，慣為猾賊造言惑眾者;由地方團練首領、宗族長老“公同處罰，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
二、逃兵、逃勇，“經過鄉裏劫掠擾亂者，格殺勿論”。
三、匪徒、痞棍，“聚眾排飯(即吃大戶)，持械抄搶者，格殺勿論”。
四、聚盜成群，嘯聚山穀，“小股則密告州縣，迅速掩捕;大股則專人來省，或告撫院衙門，或告本處公館。朝來告，則兵朝發;夕來告，則兵夕發，立時剿辦，不逾晷刻。”
公告最後宣示，自己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即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111曾國藩的話說的既猛又狠，以他一個丁憂在籍的京官與幫辦的身份，能夠說到做到嗎?但他做到了，因為他手裏有武裝，有軍事資本。
鹹豐二年四月，太平軍進入湖南，攻陷道州時，全省風聲鶴唳。在衡州布置防堵事宜的湖廣總督程矞采，檄令各府縣募集鄉勇以備戰守。湘鄉縣令朱孫詒為官清廉，治績良好，很得士紳百姓的擁戴，故在此事上一唿百應，最初積極參與此事的有廩生羅澤南、112生員王錱、增生羅信南，還有生員劉蓉、謝邦翰、潘鴻燾、易良翰、楊昌濬，武生員楊虎臣、童生易良幹、羅信東、康祖成(康景暉)等，其中大半是羅澤南的學生。由於他們的努力，很快建立起一支千餘人的隊伍，分為左、中、右三營，每營三百六十人，分別由王錱(左)、羅澤南(中)、羅信南(右)統帶，由於骨幹多是有知識的書生，故這支隊伍的素質很高。當時湖南其他府縣，也有編練鄉勇的，如新寧(江忠源編練)的楚勇、寶慶府的寶勇、瀏陽縣的瀏勇等，故湘鄉來者被稱為湘勇。鄉勇起初的作用隻在保境安民，防禦太平軍入境。太平軍北進湖北，長沙解嚴後，巡撫張亮基調湘勇赴省城以充實防禦，適逢朝廷要曾國藩幫辦團練，這支家鄉子弟兵便順理成章地隸於其麾下，成為他用以剿匪的基本力量。
從曾國藩此時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已決意用嚴酷的手段治亂，而且其想法得到了張亮基等人的支持。胡林翼在貴州剿匪，成績斐然，曾去信求教，“聞台端剗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為伐柯之則，倘肯授我方略，時示成法，實為厚幸。”113在給老友馮卓懷(樹堂)的信中則稱：“三四十年來，應殺不殺之人，充滿山穀，遂以釀成今日流寇之禍，豈復可姑息優容，養賊作子，重興萌櫱，而貽大患乎?”114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自言“劄各處紳士縛著名之痞匪，差為響應，至則斬刈，不敢復言陰騭。書生好殺，時勢使然耳”。115陰騭者，報應也。一般人認為，上天有好生之德，殺人過多，會遭報應，死後亦不得超生。他這番話，既是種自嘲，更表明了豁出去的決心。
在搜剿土匪方麵，鄉勇戰績斐然。
先是，湖北崇陽鍾人傑於道光二十二年末起事，占據崇陽、通城兩縣，戕殺縣官，稱王設官。其時瀏陽東鄉周國虞、曾世珍等人以防寇為名，組編團練，“招聚不逞之徒，為暴鄉裏，習刀茅，治炮械，誌益叵測，邑人多隸名其中”。116周等命名其組織為徵義堂，由於人多勢眾，儼然成為當地與官府相抗衡的一大勢力。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曾派人與徵義堂聯絡。瀏陽團總、廩生王應蘋捕獲了聯絡人，得到了周國虞給太平軍的覆信，被周等殺害。張亮基得訊後，暗地派人探察徵義堂的虛實，並於鹹豐二年十二月派江忠源率所部楚勇千人前往瀏陽，連戰十二日，斬擒千餘人，解散脅從者近兩萬人，消除了這一心腹之患。張亮基隨即調任湖廣總督，攜江忠源部赴湖北，江僅帶走四百人，而留江忠濟、劉長佑等率楚勇千人留駐長沙。此後，湖南剿匪的擔子便落在了曾國藩肩上。
正月二十二日，接到耒陽縣的稟報，常寧有土匪嘯聚，曾國藩當即委派劉長佑帶楚勇五百，王錱帶湘勇三百前往圍剿。曾氏對他們約束甚嚴，告誡他們：“軍士所過，有取民間一草一木不給錢者，即行正法，望兩君日以斯言訓儆之。”117劉、王尚在途中，常寧土寇即聞風而散，恰逢衡山曹戭、李躍聚眾六百在草市起事，兩軍分進合擊，大破土寇，這是湘勇初次作戰，牛刀小試，大獲全勝。
五月，江西土寇迫近桂東，羅澤南、王錱率部防堵，斬刈俘獲數百人，餘者作鳥獸散。
之後，羅澤南、羅信南部赴援江西，王錱率部於湘南郴州、桂陽等地搜剿土匪。七月，興寧一戰，斃俘二百餘人，湖南之形勢穩定了下來。
在掃除地方黑惡勢力上，曾國藩亦施行鐵血政策。上任伊始，他便在自己駐節的公館開設了審案局，“拿獲匪徒，立予嚴訊。即尋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訟師、光棍之類，亦加倍嚴懲，不復拘泥成例。”118“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為止此三科。巨案則自行匯奏，小者則惟吾專之。期於立辦，無所掛礙牽掣於其間。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119其嚴酷無情，在他此時的書信批牘中，可以略見一斑。
對於捉到的土匪或會匪的首犯，他要求一經確認，即行正法，絕不寬待。如巴陵縣拿獲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先後訊明正法，他批示“實堪嘉尚”，“現聞嶽州宵小斂跡，幾有道不拾遺之風，可見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時之良劑也。更期堅執不懈，訟棍痞匪，一例嚴辦。”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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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不敢動地方黑惡勢力，肯不肯下大氣力辦案，除惡務盡，不僅百姓紳民在看，黑惡勢力也在看。拖而不辦或敷衍了事，等於是向他們發出錯誤的信號，百姓會更懼怕，黑惡勢力則更有恃無恐，官府之權威會流失，社會原有之正常秩序則被破壞，而動亂也就不遠了。曾國藩早就認為，官場多年來養成了一種疲玩的風氣，在道光三十年的《應詔求言疏》中，他便一針見血地指出：“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如何扭轉這種積習頹風，其實早在入仕之初，他對此已有了自己確定的看法。
至於仕途積習，益尚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玩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110
現在皇帝授權他幫辦團練，搜查土匪，不啻給了他一個將多年以來的想法付諸實施的機會，曾國藩當仁不讓，開始了他“以猛振玩”的實踐。到任伊始，即發布《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宣示要嚴辦四種人。
一、素行不法，慣為猾賊造言惑眾者;由地方團練首領、宗族長老“公同處罰，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
二、逃兵、逃勇，“經過鄉裏劫掠擾亂者，格殺勿論”。
三、匪徒、痞棍，“聚眾排飯(即吃大戶)，持械抄搶者，格殺勿論”。
四、聚盜成群，嘯聚山穀，“小股則密告州縣，迅速掩捕;大股則專人來省，或告撫院衙門，或告本處公館。朝來告，則兵朝發;夕來告，則兵夕發，立時剿辦，不逾晷刻。”
公告最後宣示，自己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即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111曾國藩的話說的既猛又狠，以他一個丁憂在籍的京官與幫辦的身份，能夠說到做到嗎?但他做到了，因為他手裏有武裝，有軍事資本。
鹹豐二年四月，太平軍進入湖南，攻陷道州時，全省風聲鶴唳。在衡州布置防堵事宜的湖廣總督程矞采，檄令各府縣募集鄉勇以備戰守。湘鄉縣令朱孫詒為官清廉，治績良好，很得士紳百姓的擁戴，故在此事上一唿百應，最初積極參與此事的有廩生羅澤南、112生員王錱、增生羅信南，還有生員劉蓉、謝邦翰、潘鴻燾、易良翰、楊昌濬，武生員楊虎臣、童生易良幹、羅信東、康祖成(康景暉)等，其中大半是羅澤南的學生。由於他們的努力，很快建立起一支千餘人的隊伍，分為左、中、右三營，每營三百六十人，分別由王錱(左)、羅澤南(中)、羅信南(右)統帶，由於骨幹多是有知識的書生，故這支隊伍的素質很高。當時湖南其他府縣，也有編練鄉勇的，如新寧(江忠源編練)的楚勇、寶慶府的寶勇、瀏陽縣的瀏勇等，故湘鄉來者被稱為湘勇。鄉勇起初的作用隻在保境安民，防禦太平軍入境。太平軍北進湖北，長沙解嚴後，巡撫張亮基調湘勇赴省城以充實防禦，適逢朝廷要曾國藩幫辦團練，這支家鄉子弟兵便順理成章地隸於其麾下，成為他用以剿匪的基本力量。
從曾國藩此時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已決意用嚴酷的手段治亂，而且其想法得到了張亮基等人的支持。胡林翼在貴州剿匪，成績斐然，曾去信求教，“聞台端剗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為伐柯之則，倘肯授我方略，時示成法，實為厚幸。”113在給老友馮卓懷(樹堂)的信中則稱：“三四十年來，應殺不殺之人，充滿山穀，遂以釀成今日流寇之禍，豈復可姑息優容，養賊作子，重興萌櫱，而貽大患乎?”114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自言“劄各處紳士縛著名之痞匪，差為響應，至則斬刈，不敢復言陰騭。書生好殺，時勢使然耳”。115陰騭者，報應也。一般人認為，上天有好生之德，殺人過多，會遭報應，死後亦不得超生。他這番話，既是種自嘲，更表明了豁出去的決心。
在搜剿土匪方麵，鄉勇戰績斐然。
先是，湖北崇陽鍾人傑於道光二十二年末起事，占據崇陽、通城兩縣，戕殺縣官，稱王設官。其時瀏陽東鄉周國虞、曾世珍等人以防寇為名，組編團練，“招聚不逞之徒，為暴鄉裏，習刀茅，治炮械，誌益叵測，邑人多隸名其中”。116周等命名其組織為徵義堂，由於人多勢眾，儼然成為當地與官府相抗衡的一大勢力。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曾派人與徵義堂聯絡。瀏陽團總、廩生王應蘋捕獲了聯絡人，得到了周國虞給太平軍的覆信，被周等殺害。張亮基得訊後，暗地派人探察徵義堂的虛實，並於鹹豐二年十二月派江忠源率所部楚勇千人前往瀏陽，連戰十二日，斬擒千餘人，解散脅從者近兩萬人，消除了這一心腹之患。張亮基隨即調任湖廣總督，攜江忠源部赴湖北，江僅帶走四百人，而留江忠濟、劉長佑等率楚勇千人留駐長沙。此後，湖南剿匪的擔子便落在了曾國藩肩上。
正月二十二日，接到耒陽縣的稟報，常寧有土匪嘯聚，曾國藩當即委派劉長佑帶楚勇五百，王錱帶湘勇三百前往圍剿。曾氏對他們約束甚嚴，告誡他們：“軍士所過，有取民間一草一木不給錢者，即行正法，望兩君日以斯言訓儆之。”117劉、王尚在途中，常寧土寇即聞風而散，恰逢衡山曹戭、李躍聚眾六百在草市起事，兩軍分進合擊，大破土寇，這是湘勇初次作戰，牛刀小試，大獲全勝。
五月，江西土寇迫近桂東，羅澤南、王錱率部防堵，斬刈俘獲數百人，餘者作鳥獸散。
之後，羅澤南、羅信南部赴援江西，王錱率部於湘南郴州、桂陽等地搜剿土匪。七月，興寧一戰，斃俘二百餘人，湖南之形勢穩定了下來。
在掃除地方黑惡勢力上，曾國藩亦施行鐵血政策。上任伊始，他便在自己駐節的公館開設了審案局，“拿獲匪徒，立予嚴訊。即尋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訟師、光棍之類，亦加倍嚴懲，不復拘泥成例。”118“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為止此三科。巨案則自行匯奏，小者則惟吾專之。期於立辦，無所掛礙牽掣於其間。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119其嚴酷無情，在他此時的書信批牘中，可以略見一斑。
對於捉到的土匪或會匪的首犯，他要求一經確認，即行正法，絕不寬待。如巴陵縣拿獲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先後訊明正法，他批示“實堪嘉尚”，“現聞嶽州宵小斂跡，幾有道不拾遺之風，可見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時之良劑也。更期堅執不懈，訟棍痞匪，一例嚴辦。”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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