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朝廷在兩個月內，相繼任命了多名在籍大臣督辦其所在省份的團練，連先前的曾國藩在內，共計四十三名。現在我們迴過頭來說曾國藩。太平軍如燎原的野火，一路燒過湖南後，湖南也開始有了動亂的徵兆。原來蟄伏著的許多會黨、土匪，受到太平軍勝利的鼓勵，開始蠢蠢欲動。湖南歷來是會黨之淵藪，說起來，湖南新寧天地會的雷在浩、李沅發之亂，正是引發廣西大亂的星星之火。太平軍入湘，天地會黨徒，大多投奔而去，但仍有所謂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等名目繁多的民間會黨，成群結夥，嘯聚山穀。此外又有平日橫行鄉裏之地痞流氓、散兵遊勇及四處遊走偷盜之徒，都是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之所以會如此，“蓋緣近年有司亦深知會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彌縫掩飾，以苟且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辦不辦之案，而任其延宕;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任其橫行，遂以釀成目今之巨寇。今鄉裏無賴之民，囂然而不靖，彼見夫往年命案、盜案之首犯逍遙於法外，又見夫近年粵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製，遂以為法律不足憑，官長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謠言，煽惑人心，白日搶劫，毫無忌憚。若非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必無以折其不逞之誌，而銷其逆亂之萌。臣之愚見，欲純用重典以除強暴，但願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但願通省無不破之案，即剿辦有棘手萬難之處亦不敢辭。”101
治亂世，用重典。曾國藩所論，堪稱安定地方，抑強扶弱，使人民安居樂業的一條鐵律。古今中外，凡有人群之處，必有強弱、良莠之分，故一地乃至一國之政府，必得扶弱抑強，安良去莠，方能使社會安定，人民樂業。官府若放任恃強淩弱，以眾暴寡，社會將會失去公正而淪入無政府狀態，人與人之間也將蛻化為自然狀態。在自然狀態下，起支配作用的是叢林原則，也就是動物之間弱肉強食的關係。誰的胳膊粗，拳頭硬，誰人多勢眾，就可以攫取更多的資源。得不到政府與法律保護的百姓，為求自保，或組織起來自衛，或屈服或依附於黑社會，二者均會削弱統治者的權威，最終導致劇烈的社會動亂，顛覆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歷朝歷代，都有一套保持社會平衡與穩定的製度體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抑強扶弱，除暴安良。
當然，光有製度、法律還遠遠不夠，還要看這個政府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貫徹執行。中國傳統社會是個以家庭、宗族為基礎的農業社會，也是個階級沒有充分分化的社會。國家由高高在上的皇帝與官僚集團構成金字塔尖的上層，下麵是由所謂“四民”，即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構成的塔基。其中隻有士這個階層因掌握文化而有能力參與政治，他們進可以通過科舉製度進入官僚集團而躋身統治階層，退可以以士紳身份影響地方事務，從而成為承上啟下的中間階層。官僚與紳士都屬於精英階層，也都具有一定的開放性，窮人也可以通過科舉，富人更可以通過捐納躋身於其中。帝國的行政延伸到縣一級，再往下通常要通過民間自治組織——保甲實施政令，完糧納稅，而士紳階層對此擁有很大的影響力。士紳與官僚階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士紳原本就是官僚或官僚在鄉村的眷屬，故與統治者休戚相關;但士紳又是地方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團，官府的作為如果越了界，侵害到他們的利益，就會遭到普遍的抵製，導致政令不通。故一個地方的治績好壞，常常取決於官紳間的互動。通常，官員若廉潔公正，會得到地方精英集團(即士紳階層)的擁護與合作，其施政會順利得多;官員若貪賄不公，則會遭到他們的抵製，不僅難於施政，甚至會引發士紳們的反彈，他們會利用自己在官僚集團中的同鄉、同年、戚友等各種關係，將其劣跡舉報給其上司甚至朝廷，最終將其擠走。
曾國藩家族所在的湘鄉，也是這樣。國藩做京官那十幾年，家鄉幾任父母官的官聲都不佳，“先是，湘鄉錢漕地丁悉由書吏征解，浮收倍取，恣為奸詐”。102道光二十八年，縣中士紳甚至推生員王錱為代表，赴京上告(王錱因病於武昌折迴，沒有告成)。但曾國藩極不願家人幹預地方事務，給人以武斷鄉曲的劣紳形象，故為家人出了個應付的主意，要家人在地方事務中，保持一種置身於事外的超然立場。“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為得體。”103
但清官則不同。道光三十年，酃縣知縣朱孫詒調任湘鄉，這是位清官，下車伊始，即召見王錱等士紳，詢問一縣之利弊，隨後便對賦稅的徵收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革。“朱公易為民自投納，官給以劵，不復假手書吏，祛百年積弊。”104故大得全縣紳士百姓的支持。不用書吏，那麽徵收的工作交給誰?朱孫詒決定交給紳士們來做，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以至於一向置身於事外的曾家，都身不由己地捲入了這場改革。在給國藩的家書中，竹亭公之興奮溢於言表：“今年錢糧公事辦得極好。朱石翹父台(石翹為朱孫詒之字，父台為對父母官的尊稱)不受錢，有能有為，不為吏所惑，除弊務盡，除惡必去。百餘年積弊一旦去之，千百抗戶一旦樂輸，甚非易易。餘與趙玉班、朱堯階、賀石農、劉月槎及潢男(即國藩的二弟曾國潢)等十分辛勤幫石翹父台辦成。十月廿四日，我都(指曾家所在的二十四都)米已齊上;各都均踴躍，完糧者歡聲載道。至樂捐以彌補上年戶房書辦虧空。正餉隨各姓捐照樣，去年糧戶兩房包征浮收，連捐項尚是減價，並無勉強者。”105又雲：“予數月奔走，費錢費力不惜者，因由此好官，得成好事，各都紳耆皆踴躍從事，所以易易也。”
賦稅而外的另一件得人心的大事，即整治惡勢力，安定地方，由於得到士紳們的支持配合，也得以順利完成。湘鄉如同他處，也有會黨活動，還有些為惡鄉裏的地痞惡霸，糾結宗族勢力，偷盜搶劫，抗稅抗糧者，共同構成了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朱孫詒在改革弊政的同時，對這類人也出以重拳，一舉端掉了有會黨背景的熊聰一團夥與左光八等黑惡勢力。107士紳們以前對這些人畏避三分，現在有官府牽頭整治，眾紳極為踴躍，甚至派出數千鄉勇參與行動。用竹亭公的話說：“我縣糧餉、會匪二事相因，會匪有糧者不少，抗糧之戶從此生端，而會匪之羽翼更多，虧欠公項之戶房又從而陰護之(李壽七、李壽二等是也)，所以不畏官催，不懼國法。今年賴有此好製軍，好縣官，紳士乃敢出力幫辦，真是官清民安。”108官清民安，反之，官不清則民必不安，早晚會釀出大亂子來。可惜這個簡單的道理，被私慾蒙住了眼睛的官員往往視而不見，甚至與地方惡勢力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直至亂象四起，民心喪盡，方悔之無及，而歷史很可能已不會再給他們洗心革麵的機會了。
曾國藩是深明這個道理的，他也十分清楚，廣西大亂的根源，即出於地方官員的養癰遺患。所以出山伊始，即以除暴安良，安定地方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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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亂世，用重典。曾國藩所論，堪稱安定地方，抑強扶弱，使人民安居樂業的一條鐵律。古今中外，凡有人群之處，必有強弱、良莠之分，故一地乃至一國之政府，必得扶弱抑強，安良去莠，方能使社會安定，人民樂業。官府若放任恃強淩弱，以眾暴寡，社會將會失去公正而淪入無政府狀態，人與人之間也將蛻化為自然狀態。在自然狀態下，起支配作用的是叢林原則，也就是動物之間弱肉強食的關係。誰的胳膊粗，拳頭硬，誰人多勢眾，就可以攫取更多的資源。得不到政府與法律保護的百姓，為求自保，或組織起來自衛，或屈服或依附於黑社會，二者均會削弱統治者的權威，最終導致劇烈的社會動亂，顛覆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歷朝歷代，都有一套保持社會平衡與穩定的製度體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抑強扶弱，除暴安良。
當然，光有製度、法律還遠遠不夠，還要看這個政府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貫徹執行。中國傳統社會是個以家庭、宗族為基礎的農業社會，也是個階級沒有充分分化的社會。國家由高高在上的皇帝與官僚集團構成金字塔尖的上層，下麵是由所謂“四民”，即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構成的塔基。其中隻有士這個階層因掌握文化而有能力參與政治，他們進可以通過科舉製度進入官僚集團而躋身統治階層，退可以以士紳身份影響地方事務，從而成為承上啟下的中間階層。官僚與紳士都屬於精英階層，也都具有一定的開放性，窮人也可以通過科舉，富人更可以通過捐納躋身於其中。帝國的行政延伸到縣一級，再往下通常要通過民間自治組織——保甲實施政令，完糧納稅，而士紳階層對此擁有很大的影響力。士紳與官僚階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士紳原本就是官僚或官僚在鄉村的眷屬，故與統治者休戚相關;但士紳又是地方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團，官府的作為如果越了界，侵害到他們的利益，就會遭到普遍的抵製，導致政令不通。故一個地方的治績好壞，常常取決於官紳間的互動。通常，官員若廉潔公正，會得到地方精英集團(即士紳階層)的擁護與合作，其施政會順利得多;官員若貪賄不公，則會遭到他們的抵製，不僅難於施政，甚至會引發士紳們的反彈，他們會利用自己在官僚集團中的同鄉、同年、戚友等各種關係，將其劣跡舉報給其上司甚至朝廷，最終將其擠走。
曾國藩家族所在的湘鄉，也是這樣。國藩做京官那十幾年，家鄉幾任父母官的官聲都不佳，“先是，湘鄉錢漕地丁悉由書吏征解，浮收倍取，恣為奸詐”。102道光二十八年，縣中士紳甚至推生員王錱為代表，赴京上告(王錱因病於武昌折迴，沒有告成)。但曾國藩極不願家人幹預地方事務，給人以武斷鄉曲的劣紳形象，故為家人出了個應付的主意，要家人在地方事務中，保持一種置身於事外的超然立場。“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為得體。”103
但清官則不同。道光三十年，酃縣知縣朱孫詒調任湘鄉，這是位清官，下車伊始，即召見王錱等士紳，詢問一縣之利弊，隨後便對賦稅的徵收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革。“朱公易為民自投納，官給以劵，不復假手書吏，祛百年積弊。”104故大得全縣紳士百姓的支持。不用書吏，那麽徵收的工作交給誰?朱孫詒決定交給紳士們來做，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以至於一向置身於事外的曾家，都身不由己地捲入了這場改革。在給國藩的家書中，竹亭公之興奮溢於言表：“今年錢糧公事辦得極好。朱石翹父台(石翹為朱孫詒之字，父台為對父母官的尊稱)不受錢，有能有為，不為吏所惑，除弊務盡，除惡必去。百餘年積弊一旦去之，千百抗戶一旦樂輸，甚非易易。餘與趙玉班、朱堯階、賀石農、劉月槎及潢男(即國藩的二弟曾國潢)等十分辛勤幫石翹父台辦成。十月廿四日，我都(指曾家所在的二十四都)米已齊上;各都均踴躍，完糧者歡聲載道。至樂捐以彌補上年戶房書辦虧空。正餉隨各姓捐照樣，去年糧戶兩房包征浮收，連捐項尚是減價，並無勉強者。”105又雲：“予數月奔走，費錢費力不惜者，因由此好官，得成好事，各都紳耆皆踴躍從事，所以易易也。”
賦稅而外的另一件得人心的大事，即整治惡勢力，安定地方，由於得到士紳們的支持配合，也得以順利完成。湘鄉如同他處，也有會黨活動，還有些為惡鄉裏的地痞惡霸，糾結宗族勢力，偷盜搶劫，抗稅抗糧者，共同構成了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朱孫詒在改革弊政的同時，對這類人也出以重拳，一舉端掉了有會黨背景的熊聰一團夥與左光八等黑惡勢力。107士紳們以前對這些人畏避三分，現在有官府牽頭整治，眾紳極為踴躍，甚至派出數千鄉勇參與行動。用竹亭公的話說：“我縣糧餉、會匪二事相因，會匪有糧者不少，抗糧之戶從此生端，而會匪之羽翼更多，虧欠公項之戶房又從而陰護之(李壽七、李壽二等是也)，所以不畏官催，不懼國法。今年賴有此好製軍，好縣官，紳士乃敢出力幫辦，真是官清民安。”108官清民安，反之，官不清則民必不安，早晚會釀出大亂子來。可惜這個簡單的道理，被私慾蒙住了眼睛的官員往往視而不見，甚至與地方惡勢力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直至亂象四起，民心喪盡，方悔之無及，而歷史很可能已不會再給他們洗心革麵的機會了。
曾國藩是深明這個道理的，他也十分清楚，廣西大亂的根源，即出於地方官員的養癰遺患。所以出山伊始，即以除暴安良，安定地方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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