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拜上帝活動雖然蓬勃發展，但其真實性質隻有極少數骨幹知曉，存在著公開與隱秘兩種運作。據李秀成後來迴憶，在公開場合，洪隻是“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雲若世人肯敬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敬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故世人拜上帝之後，具(俱)不敢拜別神。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雲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從之”。而洪秀全之外，“所知事者，欲立國者，深遠圖為者，皆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之外，並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35但在當時，並無這些封號，洪秀全也尚未稱王，遠近信徒隻知道有個天父派到人間來的洪先生而已。我們再來看其入教與祭拜儀式。
凡有人皈依教道而願入會為教徒者，即施以洗禮，不問其預備或學道日期之長短也。洗禮儀式如下：在神台上置明燈二盞，清茶三杯，大概所以適於中國人之觀感也。有一張懺悔狀，上寫明求洗禮者之姓名，至行禮時，由各人朗聲誦讀，乃以火焚化使達上帝神鑒。乃問求洗者“願不拜邪神否?願不行惡事否?願恪守天條否?”各人悔罪立願畢，即下跪。主任人於是由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於每個受洗者頂上，且灌且喃：“洗淨從前罪惡，除舊生新。”行禮畢，新教徒起立，將清茶飲了，並以盆中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洗淨內心也。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時認罪祈禱求上帝赦宥。受洗禮之教徒即領受各種祈禱文，於早晚進膳時念之。……遇有喜慶日期，如婚姻、新年或喪葬之時，則以獸類作牲品獻祭，祭畢，與祭者同食之。……祈禱時，教友共向一方下跪，均麵朝陽光入室之處，眾閉目，一人代眾祈禱。36
顯然，洪秀全把他在廣州教堂中觀察到的基督教洗禮及禮拜儀式，加以改造，製定了自己的儀軌。但他誘人敬拜上帝的說辭，可說是荒誕不經，幼稚可笑。如此荒誕之教義，何以竟能迷惑萬千信徒呢?
這就不能不提及中國人實用主義的信仰觀了。遠古蒙昧時期之人，對自己所不了解的自然界抱有深深的敬畏，普遍持有萬物有靈的觀念。古代中國人也是如此，天地山川無不有神祇存在，整個社會中充斥著對天地神靈的迷信。這種狀態到春秋末期開始有了變化，隨著王綱解紐，禮崩樂壞，許多破落貴族流為庶族，而一直為貴族所壟斷的知識，也經由他們傳播到民間。偉大的儒學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最先倡導一種理性的、實用主義的認識論。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就是孔子理性主義態度的表現。及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被長期尊奉為主流意識形態，遂在中國歷史文化中造成了一種持久、深遠的傳統。即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知識階層，以儒家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追求，而宗教信仰則從屬於個人的精神需求，不再能擁有往古的統治地位。一個士大夫階層的人，可以學道，談禪，甚至佞佛，可他的人生誌向不在於此，而是理性主義、實用主義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致君堯舜，解民倒懸”的政治抱負，是顯揚父母，光宗耀祖的實際追求。儒學顛覆了古代的信仰，將中國文化引入一條溫和的理性主義、實用主義、保守主義的道路，中國文化史上沒有出現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世界中政教合一的狀態，而始終保持著一種世俗社會狀態，原因主要在於此。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37精英階層歷來為開風氣者，其所為必會影響到民間，因而其他社會階層也形不成堅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對所有外來與本土的神祇，都抱有一種開放的、實用主義的態度。譬如山神、土地、灶王爺，上帝、閻羅、小鬼，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被奉為神靈的祖師爺，延及動物，鬼怪、狐仙、黃仙(黃鼠狼)，乃至歷史人物(如關公)、神話人物(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與故去的死人，隻要聽說顯靈，無論何方神聖，普通民眾的心態是開放的，一概來者不拒。可其態度又是實用主義的。譬如人們最熟悉的灶王爺，傳說是古炎帝的化身，主火;民間認為他每年臘月二十四日要升天，向天帝陳說人間善惡，所以都趕在這一天祭拜灶王爺，即所謂過小年。以為好吃好喝賄賂他老人家一迴，他會在天帝麵前為自己隱惡揚善，即所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也。這種對待神祇的亦莊亦諧態度，在中國民間隨處可見。再舉一例，龍，是帝王之象徵，崇高之至;可中國民間賽會及喜慶場合，無不舞龍，龍由天子之化身，一變而為芸芸眾生嬉戲之對象。在用得著的時候，人們對神是虔敬的，所謂“祭神如神在”，但在平時，神大都被置諸腦後，直到下一個祭日的到來。此外，隻要傳說什麽東西顯了靈，為了趨利避害，中國老百姓都會為之建祠，以香火祭拜他，即所謂“淫祠”。閉塞落後、文教不興的山區，尤容易發生這種事情。洪秀全在廣西親自參與搗毀的，即這種淫祠中的偶像。如賜穀村附近的六烏廟，供奉的就是一對殉情男女;象州的甘王廟，祭拜的是當地一個殺母的浪蕩子，傳說誰得罪了他，會肚子痛;武宣的九仙廟，也是這一類的淫祠。洪秀全敢砸偶像，又自稱是自上帝身邊下凡來拯救眾生者，專能除災免病教化世人，豈不是活神仙下凡，對百姓之誘惑力尤大。“是以一人傳十，以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數縣之人，亦有從之者，亦有不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具(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38可見文化開放程度決定了人們對拜上帝的接受程度，從前洪在花縣鄉下傳教，人們多視其為瘋子，可在這山深林密的紫荊山中，閉塞愚昧為其提供了發展信徒的豐厚土壤。時至今日，在廣大農村鄉野地帶，百姓為避禍攘災而建的“山神廟”，仍然比比皆是。筆者在一中等城市市郊的親戚處，曾親眼目睹他們依照巫醫指示，建造山神廟以祛除災病的全過程。20世紀90年代興盛一時的所謂祛病健身的幾大氣功門派，如法輪功、中功等，都是這類邪教的現代翻版。可見，國人祛除迷信，昌明科學的道路依舊漫長。
有了適宜的土壤，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大清帝國的衰敗腐朽，才是洪秀全等所以能夠逞雄一時的最根本條件。大清在康雍幹三朝達到鼎盛，在接下來的嘉慶、道光兩朝就走了下坡路。幹隆禪位伊始，鄂豫川陝就相繼發生了白蓮教之亂，朝廷以舉國之力，足足用了九年才撲滅了這次動亂。而南方各省之天地會、北方之天理教與撚子都已開始露頭。外患方麵則有西北張格爾的叛亂，以及持續一年多的中英鴉片戰爭。連年不靖的內憂外患暴露了帝國體製與國力的衰落，這種衰落，不在於經濟，而在於專製集權所導致的風氣敗壞，以及由此而致的吏治的腐敗、政治的腐敗。
滿清以少數統治中國，除去以高度集權鎮壓漢人的反抗外，更多地採用懷柔政策羈縻漢人，如以大興科舉，輕徭薄賦，蠲免錢糧等種種手段收攬人心。康熙五十年，下詔永不加賦，後來又實行攤丁入畝，逢水旱災年，朝廷除賑濟平糶外，還會蠲免受災地區的賦稅。無論這些措施在執行上如何，平心而論，清廷主觀上是想要減輕百姓負擔，維持一個太平繁榮的局麵的。但鉗製言論，皇權獨尊的體製必然會導致阿諛奉承，歌功頌德的風氣盛行，“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39為投上所好，官員們報喜不報憂，層層將問題掩蓋起來，營造出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對於當時的士習吏治，有冷眼旁觀極清楚者。有個叫管同的人，是桐城姚鼐的弟子，他認為吏治之敗壞，在於士風，因為官員都出自士大夫階層，士風不正，官風自然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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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人皈依教道而願入會為教徒者，即施以洗禮，不問其預備或學道日期之長短也。洗禮儀式如下：在神台上置明燈二盞，清茶三杯，大概所以適於中國人之觀感也。有一張懺悔狀，上寫明求洗禮者之姓名，至行禮時，由各人朗聲誦讀，乃以火焚化使達上帝神鑒。乃問求洗者“願不拜邪神否?願不行惡事否?願恪守天條否?”各人悔罪立願畢，即下跪。主任人於是由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於每個受洗者頂上，且灌且喃：“洗淨從前罪惡，除舊生新。”行禮畢，新教徒起立，將清茶飲了，並以盆中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洗淨內心也。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時認罪祈禱求上帝赦宥。受洗禮之教徒即領受各種祈禱文，於早晚進膳時念之。……遇有喜慶日期，如婚姻、新年或喪葬之時，則以獸類作牲品獻祭，祭畢，與祭者同食之。……祈禱時，教友共向一方下跪，均麵朝陽光入室之處，眾閉目，一人代眾祈禱。36
顯然，洪秀全把他在廣州教堂中觀察到的基督教洗禮及禮拜儀式，加以改造，製定了自己的儀軌。但他誘人敬拜上帝的說辭，可說是荒誕不經，幼稚可笑。如此荒誕之教義，何以竟能迷惑萬千信徒呢?
這就不能不提及中國人實用主義的信仰觀了。遠古蒙昧時期之人，對自己所不了解的自然界抱有深深的敬畏，普遍持有萬物有靈的觀念。古代中國人也是如此，天地山川無不有神祇存在，整個社會中充斥著對天地神靈的迷信。這種狀態到春秋末期開始有了變化，隨著王綱解紐，禮崩樂壞，許多破落貴族流為庶族，而一直為貴族所壟斷的知識，也經由他們傳播到民間。偉大的儒學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最先倡導一種理性的、實用主義的認識論。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就是孔子理性主義態度的表現。及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被長期尊奉為主流意識形態，遂在中國歷史文化中造成了一種持久、深遠的傳統。即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知識階層，以儒家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追求，而宗教信仰則從屬於個人的精神需求，不再能擁有往古的統治地位。一個士大夫階層的人，可以學道，談禪，甚至佞佛，可他的人生誌向不在於此，而是理性主義、實用主義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致君堯舜，解民倒懸”的政治抱負，是顯揚父母，光宗耀祖的實際追求。儒學顛覆了古代的信仰，將中國文化引入一條溫和的理性主義、實用主義、保守主義的道路，中國文化史上沒有出現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世界中政教合一的狀態，而始終保持著一種世俗社會狀態，原因主要在於此。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37精英階層歷來為開風氣者，其所為必會影響到民間，因而其他社會階層也形不成堅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對所有外來與本土的神祇，都抱有一種開放的、實用主義的態度。譬如山神、土地、灶王爺，上帝、閻羅、小鬼，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被奉為神靈的祖師爺，延及動物，鬼怪、狐仙、黃仙(黃鼠狼)，乃至歷史人物(如關公)、神話人物(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與故去的死人，隻要聽說顯靈，無論何方神聖，普通民眾的心態是開放的，一概來者不拒。可其態度又是實用主義的。譬如人們最熟悉的灶王爺，傳說是古炎帝的化身，主火;民間認為他每年臘月二十四日要升天，向天帝陳說人間善惡，所以都趕在這一天祭拜灶王爺，即所謂過小年。以為好吃好喝賄賂他老人家一迴，他會在天帝麵前為自己隱惡揚善，即所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也。這種對待神祇的亦莊亦諧態度，在中國民間隨處可見。再舉一例，龍，是帝王之象徵，崇高之至;可中國民間賽會及喜慶場合，無不舞龍，龍由天子之化身，一變而為芸芸眾生嬉戲之對象。在用得著的時候，人們對神是虔敬的，所謂“祭神如神在”，但在平時，神大都被置諸腦後，直到下一個祭日的到來。此外，隻要傳說什麽東西顯了靈，為了趨利避害，中國老百姓都會為之建祠，以香火祭拜他，即所謂“淫祠”。閉塞落後、文教不興的山區，尤容易發生這種事情。洪秀全在廣西親自參與搗毀的，即這種淫祠中的偶像。如賜穀村附近的六烏廟，供奉的就是一對殉情男女;象州的甘王廟，祭拜的是當地一個殺母的浪蕩子，傳說誰得罪了他，會肚子痛;武宣的九仙廟，也是這一類的淫祠。洪秀全敢砸偶像，又自稱是自上帝身邊下凡來拯救眾生者，專能除災免病教化世人，豈不是活神仙下凡，對百姓之誘惑力尤大。“是以一人傳十，以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數縣之人，亦有從之者，亦有不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具(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38可見文化開放程度決定了人們對拜上帝的接受程度，從前洪在花縣鄉下傳教，人們多視其為瘋子，可在這山深林密的紫荊山中，閉塞愚昧為其提供了發展信徒的豐厚土壤。時至今日，在廣大農村鄉野地帶，百姓為避禍攘災而建的“山神廟”，仍然比比皆是。筆者在一中等城市市郊的親戚處，曾親眼目睹他們依照巫醫指示，建造山神廟以祛除災病的全過程。20世紀90年代興盛一時的所謂祛病健身的幾大氣功門派，如法輪功、中功等，都是這類邪教的現代翻版。可見，國人祛除迷信，昌明科學的道路依舊漫長。
有了適宜的土壤，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大清帝國的衰敗腐朽，才是洪秀全等所以能夠逞雄一時的最根本條件。大清在康雍幹三朝達到鼎盛，在接下來的嘉慶、道光兩朝就走了下坡路。幹隆禪位伊始，鄂豫川陝就相繼發生了白蓮教之亂，朝廷以舉國之力，足足用了九年才撲滅了這次動亂。而南方各省之天地會、北方之天理教與撚子都已開始露頭。外患方麵則有西北張格爾的叛亂，以及持續一年多的中英鴉片戰爭。連年不靖的內憂外患暴露了帝國體製與國力的衰落，這種衰落，不在於經濟，而在於專製集權所導致的風氣敗壞，以及由此而致的吏治的腐敗、政治的腐敗。
滿清以少數統治中國，除去以高度集權鎮壓漢人的反抗外，更多地採用懷柔政策羈縻漢人，如以大興科舉，輕徭薄賦，蠲免錢糧等種種手段收攬人心。康熙五十年，下詔永不加賦，後來又實行攤丁入畝，逢水旱災年，朝廷除賑濟平糶外，還會蠲免受災地區的賦稅。無論這些措施在執行上如何，平心而論，清廷主觀上是想要減輕百姓負擔，維持一個太平繁榮的局麵的。但鉗製言論，皇權獨尊的體製必然會導致阿諛奉承，歌功頌德的風氣盛行，“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39為投上所好，官員們報喜不報憂，層層將問題掩蓋起來，營造出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對於當時的士習吏治，有冷眼旁觀極清楚者。有個叫管同的人，是桐城姚鼐的弟子，他認為吏治之敗壞，在於士風，因為官員都出自士大夫階層，士風不正，官風自然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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