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為詩文，次者取科第，下者營貨財。為詩文者，獵古人之辭華，而學聖賢無其誌;取科第者，誌一身之富貴，而尊主庇民，建功立業無其心;至若營貨財，則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爭訟，事欺詐，挾製官府，武斷鄉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歷觀史傳以來，士習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
又曰：
國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長吏之於民，不富不教，而聽其饑寒，使其冤抑。天下幸無事，畏懦而隱忍，無敢先動者;一旦有變，則樂禍而或乘(機)以起。而議者皆曰：“必無是事。”彼無他，恐觸忌諱而已。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而猶為是言。40
這段話揭示了嘉道以來，政治腐敗的最根本表現——官吏的不作為。所謂“不富不教”，指的是孔子與弟子冉有之間關於人口問題的一段對話。冉有問人口多了怎麽辦?孔子答曰：富裕他們。冉有再問百姓富起來後又怎麽辦，孔子答曰：教化他們。41古代稱府縣兩級為親民之官，俗稱父母官，這稱唿隱含著一種責任，即為官者要向父母對待子女一樣，為他們謀幸福。讓他們致富，富裕之後則要施以教化，即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而官員一旦隻知謀自身之私利，而置治下的百姓於不顧，任其饑寒交迫，自生自滅，甚至有冤屈者無處說理，這個社會底層的人民，勢必與統治者離心離德，甚至巴不得通過一場大亂改變自己貧寒無助的地位，人心思亂;社會之不公發展到這個程度，政權也就危在旦夕了。而官員們仍會層層欺瞞，粉飾太平，甚至不承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下麵我們舉一些實際的例子，看小亂是如何釀成大亂的。朝廷之風氣如此，地方上就更甚。丁憂在籍，曾在家鄉幫辦團練的龍啟瑞42曾如此描述過道光末年的幾位廣西巡撫：“金田會匪，芽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龍自稱)做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為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是也。”43信中所言“巡撫某公”、“繼之者”、“又繼之者”，指的是自道光十六年至三十年出任廣西巡撫的梁章钜、周之琦和鄭祖琛，時相指的是當時的大學士、軍機首輔穆彰阿。穆彰阿如前所述，是靠揣摩皇帝心思，先意承旨以保祿位的佞臣，那麽鄭祖琛既是同類之人，上行下效也就不奇怪了。而且這位巡撫佞佛，講求慈悲心腸，所以報經他審結的案子，寧寬毋嚴，許多人犯輕易逃脫了懲罰。44上峰如此，各級官衙自然上行下效，而官府的寬縱，必然助長地方惡勢力的氣焰與擴張。而老百姓在難以得到官府保護的局麵下，隻有兩條道路好走，一是屈服與依附於惡勢力，以避免自家受害;一是在當地士紳階層倡導下武裝起來，建立團練，守望相助，保家衛鄉。團練是官府可以依靠的力量，可它若為劣紳或惡勢力控製，則會成為橫霸一方，與官府相抗衡的獨立王國。接替鄭祖琛署理廣西巡撫的周天爵，也曾在家書中論及廣西民亂的成因：
其地土廣，民惰且愚，客民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結土匪，而土匪資其兇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擾，且欲大逐客民，於是仇結互殺，而桀黠者乘間嘯聚，以千計以萬計者多矣，劫掠左右江千裏之間。其始激於州縣不為理其曲直，而民嗟怨，邪教乘民怨抑而蠱惑招誘，以俗好鬼，設為鬼神之說。而大吏鄭祖琛又篤信佛教，以不殺一人為功德。於是一省鼎沸，魚爛日餒。蓋自丁未(道光二十七年)至今，無月不損兵折將，而俱為諱飾之。……而李石梧繼之。其為人力袒夢白(即鄭祖琛，夢白是其字)，一切查問失事之人，皆出其手，於是一省之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懼，而我成一贅疣，而反冒巡撫之名。45
所以到了道光末季，地方官員的姑息養奸，導致廣西各類非政府組織與武裝蜂起。“竄擾無定，擊散復聚”者，為流賊;“招納亡命負隅抗拒”者，為土賊;“創立堂號，陽若鄉團，而陰為賊盜”者，為堂匪;46此外還有天地會等會黨、橫行於江河水道劫掠財物的“艇賊”;等等。總的可以歸納為三大勢力：團練、土匪與會黨。拜上帝會亦可以歸入會黨一類，不同的是，它以宗教迷信作為信仰基礎，更具邪教色彩。
清代在南方各省流傳最廣的會黨要數天地會。其創立時間為幹隆二十六年，創始人是福建漳浦(清代為雲霄縣)高溪的僧人，俗名鄭開，僧名萬提喜，又號洪二和尚。47會黨對百姓的吸引力在於，“入會之後，遇事互相幫助，免人欺淩，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會照應。”48這對於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尤其具有吸引力，官府既然不能除暴安良，給人民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百姓為了自保，必然會尋求有組織的保護。會黨的創立者的目的則大不相同，這些人多是些野心家與勇敢分子，其中，藉機斂財者有之，愚弄會眾自我神化者有之，聚眾生事、作奸犯科者亦有之，會黨往往成為他們追求財富、地位與權勢的工具，其下流者，往往憑藉會黨的力量，從事偷盜、搶劫、走私、窩娼聚賭、綁票勒贖等違法勾當，墮落成為社會中的黑惡勢力。“許多秘密社會的首領，雖然在教內、會內擁有很大的權威和大量的財富。但是，他們在社會上卻沒有地位，平日，隻能作為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當秘密社會組織逐漸發展，其勢力日益壯大後，首領們便不再滿足於平民百姓的地位，而希望躋身於上層社會，有的甚至萌發了登基稱帝的野心。他們往往利用手下教徒、會眾的虔誠與無知，蒙蔽他們去為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而賣命。許多教首、會首在農村的小土屋裏登基稱帝，大封‘文武百官’與‘三宮六院’。為此，使大批教徒、會眾付出了血的代價。”49譬如天地會的創始人萬提喜，就是個想做皇帝的野心家。
秦寶琦先生對秘密會黨首領的歸納，也十分切合拜上帝會的實際。它起初也行事詭秘，在拜上帝、反偶像的活動後麵，其真實的政治意圖——造反打天下是密而不宣的;它也同樣通過各種方式向會眾斂財;它以禁欲主義約束會眾，其領袖卻廣置妾媵以滿足自身的淫慾。還在金田大山中時，據被清軍俘獲的拜上帝教徒的招供，會首們(當時洪楊等尚未建號稱王，故被會眾稱為“頭子”)“俱著黃衣，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出門打黃傘執事，夜間設有更役巡查。”
嘉道以降，天地會已發展成為一個組織嚴密，擁有豐富複雜的儀式與暗號係統，分支遍及中南各省的黑社會組織，成為社會動亂的淵藪。廣西的天地會組織，多由客家人建立傳播，它的可怕之處即在於，任何一個天地會黨徒，都可以憑藉其獨有的儀式與暗語，在其居留處發展新成員，建立分支，如同癌組織，在整個肌體中隨機轉移，四處繁殖。
廣西之亂，起於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寧會黨雷再浩之亂及繼之而起的李沅發之亂。新寧密邇廣西，故得到廣西各地會黨的響應，戰火在湘桂邊界蔓延了數年。會黨之亂甫平，匪患又起，而當地的土客之爭進一步加劇了動亂的形勢，後來竟發展到邀集土匪參與土客族群械鬥，數年之間，處處烽煙，官府窮於應付。大批客家人為求自保，紛紛加入拜上帝會，當時官府的注意力在會黨、土匪身上，故其活動起初並未引起重視，拜上帝會遂得以在動亂中悄然發展。即使有當地的士紳向官府舉報，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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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
國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長吏之於民，不富不教，而聽其饑寒，使其冤抑。天下幸無事，畏懦而隱忍，無敢先動者;一旦有變，則樂禍而或乘(機)以起。而議者皆曰：“必無是事。”彼無他，恐觸忌諱而已。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而猶為是言。40
這段話揭示了嘉道以來，政治腐敗的最根本表現——官吏的不作為。所謂“不富不教”，指的是孔子與弟子冉有之間關於人口問題的一段對話。冉有問人口多了怎麽辦?孔子答曰：富裕他們。冉有再問百姓富起來後又怎麽辦，孔子答曰：教化他們。41古代稱府縣兩級為親民之官，俗稱父母官，這稱唿隱含著一種責任，即為官者要向父母對待子女一樣，為他們謀幸福。讓他們致富，富裕之後則要施以教化，即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而官員一旦隻知謀自身之私利，而置治下的百姓於不顧，任其饑寒交迫，自生自滅，甚至有冤屈者無處說理，這個社會底層的人民，勢必與統治者離心離德，甚至巴不得通過一場大亂改變自己貧寒無助的地位，人心思亂;社會之不公發展到這個程度，政權也就危在旦夕了。而官員們仍會層層欺瞞，粉飾太平，甚至不承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下麵我們舉一些實際的例子，看小亂是如何釀成大亂的。朝廷之風氣如此，地方上就更甚。丁憂在籍，曾在家鄉幫辦團練的龍啟瑞42曾如此描述過道光末年的幾位廣西巡撫：“金田會匪，芽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龍自稱)做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為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是也。”43信中所言“巡撫某公”、“繼之者”、“又繼之者”，指的是自道光十六年至三十年出任廣西巡撫的梁章钜、周之琦和鄭祖琛，時相指的是當時的大學士、軍機首輔穆彰阿。穆彰阿如前所述，是靠揣摩皇帝心思，先意承旨以保祿位的佞臣，那麽鄭祖琛既是同類之人，上行下效也就不奇怪了。而且這位巡撫佞佛，講求慈悲心腸，所以報經他審結的案子，寧寬毋嚴，許多人犯輕易逃脫了懲罰。44上峰如此，各級官衙自然上行下效，而官府的寬縱，必然助長地方惡勢力的氣焰與擴張。而老百姓在難以得到官府保護的局麵下，隻有兩條道路好走，一是屈服與依附於惡勢力，以避免自家受害;一是在當地士紳階層倡導下武裝起來，建立團練，守望相助，保家衛鄉。團練是官府可以依靠的力量，可它若為劣紳或惡勢力控製，則會成為橫霸一方，與官府相抗衡的獨立王國。接替鄭祖琛署理廣西巡撫的周天爵，也曾在家書中論及廣西民亂的成因：
其地土廣，民惰且愚，客民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結土匪，而土匪資其兇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擾，且欲大逐客民，於是仇結互殺，而桀黠者乘間嘯聚，以千計以萬計者多矣，劫掠左右江千裏之間。其始激於州縣不為理其曲直，而民嗟怨，邪教乘民怨抑而蠱惑招誘，以俗好鬼，設為鬼神之說。而大吏鄭祖琛又篤信佛教，以不殺一人為功德。於是一省鼎沸，魚爛日餒。蓋自丁未(道光二十七年)至今，無月不損兵折將，而俱為諱飾之。……而李石梧繼之。其為人力袒夢白(即鄭祖琛，夢白是其字)，一切查問失事之人，皆出其手，於是一省之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懼，而我成一贅疣，而反冒巡撫之名。45
所以到了道光末季，地方官員的姑息養奸，導致廣西各類非政府組織與武裝蜂起。“竄擾無定，擊散復聚”者，為流賊;“招納亡命負隅抗拒”者，為土賊;“創立堂號，陽若鄉團，而陰為賊盜”者，為堂匪;46此外還有天地會等會黨、橫行於江河水道劫掠財物的“艇賊”;等等。總的可以歸納為三大勢力：團練、土匪與會黨。拜上帝會亦可以歸入會黨一類，不同的是，它以宗教迷信作為信仰基礎，更具邪教色彩。
清代在南方各省流傳最廣的會黨要數天地會。其創立時間為幹隆二十六年，創始人是福建漳浦(清代為雲霄縣)高溪的僧人，俗名鄭開，僧名萬提喜，又號洪二和尚。47會黨對百姓的吸引力在於，“入會之後，遇事互相幫助，免人欺淩，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會照應。”48這對於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尤其具有吸引力，官府既然不能除暴安良，給人民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百姓為了自保，必然會尋求有組織的保護。會黨的創立者的目的則大不相同，這些人多是些野心家與勇敢分子，其中，藉機斂財者有之，愚弄會眾自我神化者有之，聚眾生事、作奸犯科者亦有之，會黨往往成為他們追求財富、地位與權勢的工具，其下流者，往往憑藉會黨的力量，從事偷盜、搶劫、走私、窩娼聚賭、綁票勒贖等違法勾當，墮落成為社會中的黑惡勢力。“許多秘密社會的首領，雖然在教內、會內擁有很大的權威和大量的財富。但是，他們在社會上卻沒有地位，平日，隻能作為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當秘密社會組織逐漸發展，其勢力日益壯大後，首領們便不再滿足於平民百姓的地位，而希望躋身於上層社會，有的甚至萌發了登基稱帝的野心。他們往往利用手下教徒、會眾的虔誠與無知，蒙蔽他們去為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而賣命。許多教首、會首在農村的小土屋裏登基稱帝，大封‘文武百官’與‘三宮六院’。為此，使大批教徒、會眾付出了血的代價。”49譬如天地會的創始人萬提喜，就是個想做皇帝的野心家。
秦寶琦先生對秘密會黨首領的歸納，也十分切合拜上帝會的實際。它起初也行事詭秘，在拜上帝、反偶像的活動後麵，其真實的政治意圖——造反打天下是密而不宣的;它也同樣通過各種方式向會眾斂財;它以禁欲主義約束會眾，其領袖卻廣置妾媵以滿足自身的淫慾。還在金田大山中時，據被清軍俘獲的拜上帝教徒的招供，會首們(當時洪楊等尚未建號稱王，故被會眾稱為“頭子”)“俱著黃衣，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出門打黃傘執事，夜間設有更役巡查。”
嘉道以降，天地會已發展成為一個組織嚴密，擁有豐富複雜的儀式與暗號係統，分支遍及中南各省的黑社會組織，成為社會動亂的淵藪。廣西的天地會組織，多由客家人建立傳播，它的可怕之處即在於，任何一個天地會黨徒，都可以憑藉其獨有的儀式與暗語，在其居留處發展新成員，建立分支，如同癌組織，在整個肌體中隨機轉移，四處繁殖。
廣西之亂，起於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寧會黨雷再浩之亂及繼之而起的李沅發之亂。新寧密邇廣西，故得到廣西各地會黨的響應，戰火在湘桂邊界蔓延了數年。會黨之亂甫平，匪患又起，而當地的土客之爭進一步加劇了動亂的形勢，後來竟發展到邀集土匪參與土客族群械鬥，數年之間，處處烽煙，官府窮於應付。大批客家人為求自保，紛紛加入拜上帝會，當時官府的注意力在會黨、土匪身上，故其活動起初並未引起重視，拜上帝會遂得以在動亂中悄然發展。即使有當地的士紳向官府舉報，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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