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曾國藩很快就發現，日課固然能使他認識到自己的毛病，但在改過上並無很大助益。諸如溺情於圍棋，好動不好靜，對人言不由衷，好名好作詩，讀經精力不集中，心有旁騖種種毛病，日日自查日日有，近一個月下來，戒掉的隻有抽水煙這一項。他向倭仁請教，得到的答覆是，要有耐心，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絕非易事。孔子之“大德不踰閑”，即便是聖人也難以完全做到。孔門高第顏迴可以三個月不違仁，這是不可學的。即使“日月之至”的境界，亦非聖賢不能，“我輩但宜斷斷續續求其時習而說。”唐鑒則告訴他，“最是‘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禮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現，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
顯然，天性不可克製，即使後天養成的陋習，也絕非短時間內可以祛除，急功近利不可行，修身要求的是終身的實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日課兩月之際，曾國藩再作反省：“自立誌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所謂‘三戒’、‘兩如’及靜坐之法，養氣之方，都隻能知，不能行，寫記此策，欲誰欺乎?此後直須徹底滌盪，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求息息極靜，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補救萬一。慎之，勉之!”倭仁加上的批語是：“力踐斯言，方是實學。”97
但說歸說，做歸做，隻過了一夜，他又故態復萌。先是晏起，而後“赴何子貞飲約。……酒後，觀人圍棋，幾欲攘臂代謀，屢懲屢忘，直不是人!……至岱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比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做子矣。日日耽著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是日，倭仁批語的分量也加重了：“我輩既知此學，便須努力向前，完養精神，將一切閑思維、閑應酬、閑言語掃除盡淨，專心一意，鑽進裏麵安身立命。務要另換一個人出來，方是功夫進步，願共勉之!”98
到了十二月初七，馮卓懷重立功課，而曾國藩“自十月朔立誌自新以來，兩月餘漸漸疏散，不嚴肅，不謹言，不改過，仍故我矣”。於是向好友看齊，再立課程如下：
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如日之升。
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半時。體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徒徇外為人。每日以十頁為率。
讀史丙申購廿三史，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憚極力為爾彌縫。爾能圈點一遍，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點十頁，間斷不孝。
謹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慾，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
日知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二則，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誌。
作字早飯後作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99
課程雖立，可從日記中看，曾國藩依然故我，“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甚至到了十六日，聽說菜市口行刑，即欣然隨人前往觀看，“仁心喪盡，比時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歸。曠日荒謬至此，尚得為人乎?……復走子貞處，無事夜行，心貪嬉遊，尚說甚學!又圍棋一局，要日課冊何用?”100轉過年來，甚至日課也堅持不下去了。正月初九方補記初五以後之事，“所以須日課冊者，以時時省過，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吾誰欺乎!真甘為小人，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101次日早起，他忽然吐血數口，聯繫到不時出現的耳鳴、眼蒙等症狀，102曾國藩歸因於氣血素虧，思慮過度，不能靜養。決定遵從父親的囑咐，節勞節慾節飲食，所謂節勞，就是“寡思慮”，不能太用功。
截至三月初，朋友“問餘(日)課冊，予但有日記而無課，聞之不覺汗下”。103實際上，此後他雖然還在每日日記中自省，可日課一事已名存實亡了。三月初十大考翰詹，曾國藩名列前茅，引見之後擢升翰林院侍講，又於五月得四川鄉試考差，一去近半年。之後公事漸繁，他也就不再有時間精力從事日課了。
在與天性和嗜欲的這場戰爭中，曾國藩敗下陣來，做聖人雖不成，但絕非一無所獲。俗諺：人貴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從何而來?自省也。從曾國藩以後的日記中可以看出，這一段日課的經歷使他養成了自省的習慣，並貫徹終生，受益終生。人不怕有毛病，怕的是有毛病而不自覺，若要自覺，則自省的功夫必不可少，它是個人修身與砥礪自新的前提。許多人難於進步，就在於他們不懂得自省，從而陷溺於嗜欲本能之中難以自拔，渾渾噩噩地虛度了一生。
但在學問上，曾國藩大有進境。“公為學研究義理，精通訓詁，為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為歸。嚐曰：古之所為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於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104李鴻章所論，有一事不確，即所謂“精通訓詁”。曾國藩雖亦涉獵漢學，然自雲：“數年看《說文》，總無心得。”105
曾國藩為學的另一大特點，在於無門戶之見，故能兼收並蓄，融會貫通而自成一家。對於當時漢學崇尚考據、顏李倡導力行，曾國藩認為都有矯枉過正之弊，他們對於理學的批判，因門戶之見而失於偏頗，因噎廢食，不足為法。106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國藩病肺熱，僦居城南報國寺靜養，與好友劉傳瑩相與問學。其時，曾國藩已脫出初學時的藩籬，對學術有了自己的主見。“公嚐謂近世為學者，不以身心切近為務，恆視一時之風尚以為程而趨之，不數年風尚稍變，又棄其所業，以趨於新。如漢學、宋學、詞章、經濟，以及一技一藝之流，皆各有門戶，更迭為盛衰，論其原皆聖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譽，校沒世之名，則適以自喪其守，而為害於世。公與劉公傳瑩討論務本之學，而規切友朋，勸誡後進，一以此意為競競焉。”107
劉傳瑩，字椒雲，湖北漢陽人，時為國子監學正，於漢學尤其是考據、輿地之學深有造詣，但無漢宋門戶之見。“劉君之為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指清初大儒顧亭林)，以義理為歸，而考之實事，不尚口辨，不馳聲譽，並世輩流，殆罕其匹。”108兩人對學問的看法，深相契合。巧合的是，報國寺前有座祭祀顧亭林的祠堂，而顧氏亦深通考據、輿地之學而無門戶之見。所謂“務本”之學，是相對於追隨潮流的“風尚”之學而言的，指的是自孔孟程朱至國朝大儒之學。不知是否從這時起，顧亭林成為曾國藩心目中的偶像，109但顧氏倡導學以致用，轉移風氣，陶鑄人才及“以天下為己任”的誌願，肯定震撼了他，感動了他。“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110“一命”者，古時對小官的稱唿，意為凡身任公職者，都負有率先垂範以轉移風俗，陶鑄人才的責任。錢穆先生稱，此即曾氏畢生學術之所在，亦即其畢生事業之所在。111別具慧眼，真正抓住了曾氏學術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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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天性不可克製，即使後天養成的陋習，也絕非短時間內可以祛除，急功近利不可行，修身要求的是終身的實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日課兩月之際，曾國藩再作反省：“自立誌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所謂‘三戒’、‘兩如’及靜坐之法，養氣之方，都隻能知，不能行，寫記此策，欲誰欺乎?此後直須徹底滌盪，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求息息極靜，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補救萬一。慎之，勉之!”倭仁加上的批語是：“力踐斯言，方是實學。”97
但說歸說，做歸做，隻過了一夜，他又故態復萌。先是晏起，而後“赴何子貞飲約。……酒後，觀人圍棋，幾欲攘臂代謀，屢懲屢忘，直不是人!……至岱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比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做子矣。日日耽著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是日，倭仁批語的分量也加重了：“我輩既知此學，便須努力向前，完養精神，將一切閑思維、閑應酬、閑言語掃除盡淨，專心一意，鑽進裏麵安身立命。務要另換一個人出來，方是功夫進步，願共勉之!”98
到了十二月初七，馮卓懷重立功課，而曾國藩“自十月朔立誌自新以來，兩月餘漸漸疏散，不嚴肅，不謹言，不改過，仍故我矣”。於是向好友看齊，再立課程如下：
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如日之升。
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半時。體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徒徇外為人。每日以十頁為率。
讀史丙申購廿三史，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憚極力為爾彌縫。爾能圈點一遍，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點十頁，間斷不孝。
謹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慾，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
日知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二則，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誌。
作字早飯後作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99
課程雖立，可從日記中看，曾國藩依然故我，“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甚至到了十六日，聽說菜市口行刑，即欣然隨人前往觀看，“仁心喪盡，比時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歸。曠日荒謬至此，尚得為人乎?……復走子貞處，無事夜行，心貪嬉遊，尚說甚學!又圍棋一局，要日課冊何用?”100轉過年來，甚至日課也堅持不下去了。正月初九方補記初五以後之事，“所以須日課冊者，以時時省過，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吾誰欺乎!真甘為小人，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101次日早起，他忽然吐血數口，聯繫到不時出現的耳鳴、眼蒙等症狀，102曾國藩歸因於氣血素虧，思慮過度，不能靜養。決定遵從父親的囑咐，節勞節慾節飲食，所謂節勞，就是“寡思慮”，不能太用功。
截至三月初，朋友“問餘(日)課冊，予但有日記而無課，聞之不覺汗下”。103實際上，此後他雖然還在每日日記中自省，可日課一事已名存實亡了。三月初十大考翰詹，曾國藩名列前茅，引見之後擢升翰林院侍講，又於五月得四川鄉試考差，一去近半年。之後公事漸繁，他也就不再有時間精力從事日課了。
在與天性和嗜欲的這場戰爭中，曾國藩敗下陣來，做聖人雖不成，但絕非一無所獲。俗諺：人貴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從何而來?自省也。從曾國藩以後的日記中可以看出，這一段日課的經歷使他養成了自省的習慣，並貫徹終生，受益終生。人不怕有毛病，怕的是有毛病而不自覺，若要自覺，則自省的功夫必不可少，它是個人修身與砥礪自新的前提。許多人難於進步，就在於他們不懂得自省，從而陷溺於嗜欲本能之中難以自拔，渾渾噩噩地虛度了一生。
但在學問上，曾國藩大有進境。“公為學研究義理，精通訓詁，為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為歸。嚐曰：古之所為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於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104李鴻章所論，有一事不確，即所謂“精通訓詁”。曾國藩雖亦涉獵漢學，然自雲：“數年看《說文》，總無心得。”105
曾國藩為學的另一大特點，在於無門戶之見，故能兼收並蓄，融會貫通而自成一家。對於當時漢學崇尚考據、顏李倡導力行，曾國藩認為都有矯枉過正之弊，他們對於理學的批判，因門戶之見而失於偏頗，因噎廢食，不足為法。106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國藩病肺熱，僦居城南報國寺靜養，與好友劉傳瑩相與問學。其時，曾國藩已脫出初學時的藩籬，對學術有了自己的主見。“公嚐謂近世為學者，不以身心切近為務，恆視一時之風尚以為程而趨之，不數年風尚稍變，又棄其所業，以趨於新。如漢學、宋學、詞章、經濟，以及一技一藝之流，皆各有門戶，更迭為盛衰，論其原皆聖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譽，校沒世之名，則適以自喪其守，而為害於世。公與劉公傳瑩討論務本之學，而規切友朋，勸誡後進，一以此意為競競焉。”107
劉傳瑩，字椒雲，湖北漢陽人，時為國子監學正，於漢學尤其是考據、輿地之學深有造詣，但無漢宋門戶之見。“劉君之為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指清初大儒顧亭林)，以義理為歸，而考之實事，不尚口辨，不馳聲譽，並世輩流，殆罕其匹。”108兩人對學問的看法，深相契合。巧合的是，報國寺前有座祭祀顧亭林的祠堂，而顧氏亦深通考據、輿地之學而無門戶之見。所謂“務本”之學，是相對於追隨潮流的“風尚”之學而言的，指的是自孔孟程朱至國朝大儒之學。不知是否從這時起，顧亭林成為曾國藩心目中的偶像，109但顧氏倡導學以致用，轉移風氣，陶鑄人才及“以天下為己任”的誌願，肯定震撼了他，感動了他。“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110“一命”者，古時對小官的稱唿，意為凡身任公職者，都負有率先垂範以轉移風俗，陶鑄人才的責任。錢穆先生稱，此即曾氏畢生學術之所在，亦即其畢生事業之所在。111別具慧眼，真正抓住了曾氏學術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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