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益之二，待人以誠，不可言不由衷，流於作偽。十月初四日，“吳竹如來，長談，彼此考驗身心，真畏友也。”吳廷棟，字竹如，安徽六安人，道光五年乙酉科拔貢，通醫術，時任小京官。道光二十年六七月間，曾國藩病困於京師客店，全仗吳廷棟的診治與同鄉歐陽小岑的護理，方逃得一條性命，三人從此結為摯友。吳廷棟嗜好宋儒義理之學，兩人一度過從甚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66此番兩人大談做人之道。事後反省，曾國藩認為自己誇誇其談，卻一條都沒有做到，“而言之不怍，豈不愧煞!”
吳廷棟走後，黎吉雲又來，“示以近作詩。讚嘆有不由衷語，談詩妄作深語，己所不逮者萬萬。”黎吉雲，字雲征，號月喬，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三年癸巳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與曾國藩是同鄉兼前輩的關係。“妄作深語”，意為故作高深;而讚嘆之辭並非發自內心，言不由衷，則待人不誠，犯了虛偽的毛病。
晚間訪何紹基，“酒後，與子貞談字，亦言之不怍”。怍，臉紅慚愧的意思。談字(即書法)何至於要慚愧?在於朋友是書法大家，自己有班門弄斧之嫌。何紹基，字子貞，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舉人，聯捷成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歷典福建、貴州、廣東鄉試。何紹基學識淵博，“於經史、說文考訂尤研審，旁及金石圖刻律算，實事求是，識解精超文字。……性夷白，與人無町畦。見不善必麵斥;改，復如初。故人鹹親其和而憚其峻。”67麵對這樣一位同鄉兼前輩，曾國藩雖收攝少言，可仍不免於言不由衷。故於當日反省曰：“一日之間，三犯此病，改過之意安在?”68
十四日，他於日課中再做反省：“客來，示以時藝，讚嘆語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69其我之謂乎?一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結論是：“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贊，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70
曾國藩還有位畏友，名邵懿辰，字蕙西(又字位西)，浙江仁和人，出身舉人，時任軍機章京。邵氏“性故憨直，往往麵折人短，……無問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蹙額相，人不能堪”。71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在曾國藩家吃過早飯後，邵懿辰不客氣地給曾國藩指出了幾條毛病：“蕙西麵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偽，謂對人能作幾副麵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72
其實，言不由衷，濫加溢美，不懂裝懂，故作高深，妄發議論，待人虛以委蛇，等等，實在是人類的通病，不足深責。稍稍注意我們四周的人群，這類行為比比皆是，以至於大家都習焉不察。其實，生活於現實中之人，不可能做到表裏如一，明淨如水。儒家所說的誠，無非是一種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是倫理世界中的自在之物，隻能通過刻自反省，向這種境界努力，以有效地減削人性中的偽。此風於今尤烈，小有所成，即沾沾自喜，唯恐他人不知。更有所謂包裝、炒作之說，當今媒體中，自我表揚者，大言不慚者，四出作秀者，阿諛奉承者，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幾乎成了當代人的存在方式。曾國藩等地下有知，怕是會更加鬱悶吧。
又十月初五日，“走馮樹堂處，看樹堂日課，因與語收攝之方，無諸己而責諸人，可恥!且談時心有驕氣，總由心不虛故。”73馮卓懷，字樹堂，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九年己亥科舉人，會試屢試不中，滯留京師，坐館為生。後曾任四川萬縣縣令。其“為人古執，不通世情，好麵折人過”。74馮樹堂與曾國藩同在十月初一開始日課，對於身為翰林的曾氏，他抱有極大的敬意。“樹堂極為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75所謂收攝，收攏，保持也，講的是心無外騖，靜心自省的功夫。在對他禮敬有加的馮樹堂麵前，曾國藩不覺犯了好為人師的毛病，大談收攝的方法，事後自省，自己恰恰在收攝身心上做得很差。自己做不到，卻仿佛行家裏手般指授與別人，是為不誠。之所以會如此，無非馮是舉人，曾是翰林，在出身低於自己的人麵前，人往往會不虛心，以是不免“心有驕氣”。76這也是有點地位、學問的人的通病。而在做人上，以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別人，非但有違恕道，而且大有“作偽”的味道，長此以往，會墮於下流，確實值得他警惕。
教益之三，毀譽名利當頭，不可患得患失。十月初八日，曾國藩為何子貞的畫作題詩。晚間自省，“我作詩之時，隻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何丹溪77來，久談，語多不誠。午正，會客一次，語失之佞。……燈後，何子貞來，急欲談詩，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復得為載道之器乎?……與子貞久談，而言之不怍，又議(論)人短，頃刻之間，過惡叢生，皆自好譽之念發出。”早間題詩，晚間急於知道朋友對題詩的評價，本屬人之常情。可聽到稱譽，竟心忡忡不能自持，則好譽之心深矣。又議論他人短處，凸現了自以為高明的心理。故國藩總結道：“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予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為已矣。謹記於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78
十月二十日之日課中，再反省自己好名之心：“又每日遊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於隱微者深也，何時能拔此根株?”79
非但毀譽，名利也是如此。十月初十日，曾國藩赴翰林院同事湯鵬80家女兒的訂婚宴，“座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聞言尚怦然欲動，真可謂下流矣!”81我們知道，曾國藩羈旅京師之初，薪俸微薄，生活拮據，所以也很希望能有年節三敬補貼家用。別人得別敬，他覺得羨慕，是很正常的心理。然而日日反省自警，有助於克製名利慾望，養成一種平常心，曾國藩一生廉潔奉公，多少得益於這種日常的心身修養。
教益之四，學問事功，要持之以恆，方能有所成就。翰林院是朝廷儲才養望的地方，平時公事很少，大部分時間可以用來讀書深造。研經讀史，作詩練字……曾國藩原本也給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的。可京師朋友多，交際應酬多，稍一鬆懈，一天的時間就過去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國藩年屆32。次日，他感嘆歲月流逝，做了首《三十二初度次日抒懷》。
男兒三十殊非少，眼中雲物知何兆，
今我過之詎足歡!鏡裏心情隻獨看。
</br>
吳廷棟走後，黎吉雲又來，“示以近作詩。讚嘆有不由衷語，談詩妄作深語，己所不逮者萬萬。”黎吉雲，字雲征，號月喬，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三年癸巳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與曾國藩是同鄉兼前輩的關係。“妄作深語”，意為故作高深;而讚嘆之辭並非發自內心，言不由衷，則待人不誠，犯了虛偽的毛病。
晚間訪何紹基，“酒後，與子貞談字，亦言之不怍”。怍，臉紅慚愧的意思。談字(即書法)何至於要慚愧?在於朋友是書法大家，自己有班門弄斧之嫌。何紹基，字子貞，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舉人，聯捷成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歷典福建、貴州、廣東鄉試。何紹基學識淵博，“於經史、說文考訂尤研審，旁及金石圖刻律算，實事求是，識解精超文字。……性夷白，與人無町畦。見不善必麵斥;改，復如初。故人鹹親其和而憚其峻。”67麵對這樣一位同鄉兼前輩，曾國藩雖收攝少言，可仍不免於言不由衷。故於當日反省曰：“一日之間，三犯此病，改過之意安在?”68
十四日，他於日課中再做反省：“客來，示以時藝，讚嘆語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69其我之謂乎?一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結論是：“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贊，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70
曾國藩還有位畏友，名邵懿辰，字蕙西(又字位西)，浙江仁和人，出身舉人，時任軍機章京。邵氏“性故憨直，往往麵折人短，……無問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蹙額相，人不能堪”。71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在曾國藩家吃過早飯後，邵懿辰不客氣地給曾國藩指出了幾條毛病：“蕙西麵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偽，謂對人能作幾副麵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72
其實，言不由衷，濫加溢美，不懂裝懂，故作高深，妄發議論，待人虛以委蛇，等等，實在是人類的通病，不足深責。稍稍注意我們四周的人群，這類行為比比皆是，以至於大家都習焉不察。其實，生活於現實中之人，不可能做到表裏如一，明淨如水。儒家所說的誠，無非是一種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是倫理世界中的自在之物，隻能通過刻自反省，向這種境界努力，以有效地減削人性中的偽。此風於今尤烈，小有所成，即沾沾自喜，唯恐他人不知。更有所謂包裝、炒作之說，當今媒體中，自我表揚者，大言不慚者，四出作秀者，阿諛奉承者，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幾乎成了當代人的存在方式。曾國藩等地下有知，怕是會更加鬱悶吧。
又十月初五日，“走馮樹堂處，看樹堂日課，因與語收攝之方，無諸己而責諸人，可恥!且談時心有驕氣，總由心不虛故。”73馮卓懷，字樹堂，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九年己亥科舉人，會試屢試不中，滯留京師，坐館為生。後曾任四川萬縣縣令。其“為人古執，不通世情，好麵折人過”。74馮樹堂與曾國藩同在十月初一開始日課，對於身為翰林的曾氏，他抱有極大的敬意。“樹堂極為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75所謂收攝，收攏，保持也，講的是心無外騖，靜心自省的功夫。在對他禮敬有加的馮樹堂麵前，曾國藩不覺犯了好為人師的毛病，大談收攝的方法，事後自省，自己恰恰在收攝身心上做得很差。自己做不到，卻仿佛行家裏手般指授與別人，是為不誠。之所以會如此，無非馮是舉人，曾是翰林，在出身低於自己的人麵前，人往往會不虛心，以是不免“心有驕氣”。76這也是有點地位、學問的人的通病。而在做人上，以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別人，非但有違恕道，而且大有“作偽”的味道，長此以往，會墮於下流，確實值得他警惕。
教益之三，毀譽名利當頭，不可患得患失。十月初八日，曾國藩為何子貞的畫作題詩。晚間自省，“我作詩之時，隻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何丹溪77來，久談，語多不誠。午正，會客一次，語失之佞。……燈後，何子貞來，急欲談詩，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復得為載道之器乎?……與子貞久談，而言之不怍，又議(論)人短，頃刻之間，過惡叢生，皆自好譽之念發出。”早間題詩，晚間急於知道朋友對題詩的評價，本屬人之常情。可聽到稱譽，竟心忡忡不能自持，則好譽之心深矣。又議論他人短處，凸現了自以為高明的心理。故國藩總結道：“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予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為已矣。謹記於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78
十月二十日之日課中，再反省自己好名之心：“又每日遊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於隱微者深也，何時能拔此根株?”79
非但毀譽，名利也是如此。十月初十日，曾國藩赴翰林院同事湯鵬80家女兒的訂婚宴，“座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聞言尚怦然欲動，真可謂下流矣!”81我們知道，曾國藩羈旅京師之初，薪俸微薄，生活拮據，所以也很希望能有年節三敬補貼家用。別人得別敬，他覺得羨慕，是很正常的心理。然而日日反省自警，有助於克製名利慾望，養成一種平常心，曾國藩一生廉潔奉公，多少得益於這種日常的心身修養。
教益之四，學問事功，要持之以恆，方能有所成就。翰林院是朝廷儲才養望的地方，平時公事很少，大部分時間可以用來讀書深造。研經讀史，作詩練字……曾國藩原本也給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的。可京師朋友多，交際應酬多，稍一鬆懈，一天的時間就過去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國藩年屆32。次日，他感嘆歲月流逝，做了首《三十二初度次日抒懷》。
男兒三十殊非少，眼中雲物知何兆，
今我過之詎足歡!鏡裏心情隻獨看。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