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提倡程朱理學，清代始自康熙。在皇帝倡導下，湧現出一大批理學名臣，如魏象樞、43魏裔介、44熊賜履、45湯斌、46李光地、47陸隴其、48張伯行49等，君臣孜孜為學，勵精圖治，開風氣之先，揭開了康雍幹盛世的序幕。此後程朱理學一直高踞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提到理學名臣，道聽途說者往往為偏見所惑，認為這些人大多是些道貌岸然，滿口教條，語言無味，麵目可憎的假道學。其實不然，他們大多是學識淵博，個人修養很高，勤政廉潔的人。這些人雖然也是經過科舉這道門檻進入仕途的，但八股製藝不過是個工具，得魚忘筌，用過就丟掉了。皇帝沒有教主的地位，帝國也沒有統一編定、強製推行的教科書，所以學術仍有自由思想的空間。名臣宿儒的真學問源自研讀原著，而非八股教條。譬如理學名臣張伯行所為，就很有代表性，其“方成進士，歸構精舍於南郊，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及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曰：‘入聖門庭在是矣。’盡發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口誦手抄者七年，始赴官。”50這些在科舉考試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尖子，都是頭腦極聰明之人，是精英中的精英。程朱沒有真思想，真學問，他們會自覺自願地服膺理學並在實踐中卓有建樹?不可能嘛!交代了上述背景，讀者就可以明白曾國藩為何會有“不學如故”的警語了。八股製藝並非真學問，京師士大夫風氣所至，必會將他帶入程朱理學。
自道光二十二年起，他開始致力於程朱之學。當時與之往來頻繁、相與切磋學問者，主要有陳源兗、馮樹堂、吳廷棟、何桂珍、竇垿、邵懿辰、湯海秋、黎吉雲、朱琦等人，大多是翰林院的同事。而在問學修身上，對他影響最大者有兩人，一為唐鑒，一為倭仁。
唐鑒(1777～1861)，字鏡海，湖南善化縣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禦史、府、道、臬、藩，後內召為為太常寺卿。鴉片戰爭時，曾上疏彈劾琦善、耆英等誤國，“直聲震天下”。51在學問上，唐鑒宗尚程朱之學，躬親實踐，是當時眾所公認的大學者。曾國藩認識到自己的毛病在於散漫無恆，在與朋友的閑談中，聽說“靜海先生每夜必記‘日省錄’數條，雖造次顛沛，亦不閑一天，甚欲學之”。52從日記中看，曾國藩開始向這位前輩問學，始於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至唐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集》為宗。時餘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為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又問：經濟宜何如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艮峰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掩飾雲雲。聽之，昭然若發蒙也。53
唐鑑於他的點撥作用，用曾國藩自己的話來說，是“昭然若發蒙也”。蒙者，幼稚無知也。舊時稱學前兒童為童蒙，教兒童識字讀書稱為發蒙。曾國藩以此作譬喻，可見這番談話對他震動之大。此後一段時間內，他之讀書修身，處處以唐鑒所言為法，可說是亦步亦趨。譬如唐鑒自稱最喜讀《易》，曾國藩也開始讀《易》;唐鑒每日省身自檢，寫入日記，曾國藩也開始於日記中自省;唐鑒講要戒欺，曾國藩亦將每日不善之念，不良之行，一一錄入日記，作為警誡。對於不良的生活習慣，則痛加戒除，譬如砸掉水菸袋，從此戒了煙。
由唐鑒之指引，曾國藩又向倭仁求教修身的功夫。倭仁(1804～1871)，姓烏裏齊格氏，字艮峰，號艮齋，蒙古正紅旗人。道光九年乙醜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大理寺卿、光祿寺卿、工部尚書、大學士，為鹹豐同治年間著名的理學大師。曾國藩向其請益時，倭仁任詹事府詹事。他指授的途徑是：研幾。研者，研磨，引申為窮究事理;幾(幾，音機)者，乃《易經》中的術語，指事物發端之隱微。宋儒則用為理學和倫理的概念，指稱人心中的善惡之念。54倭仁告訴他，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並指示他要馬上作日課，不宜因循，55並允諾檢視其日記兼作批語。
所謂日課，其實就是每日反躬自省的日記。一言，一行，一念，無不要以善惡之良知來衡量，也就是先儒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下麵我們從國藩的日記中摘錄若幹條，見識一下當時風行於士大夫之中的修身砥礪功夫，也看看曾國藩從中獲得了哪些教益。
教益之一，為人勿為刻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記：“岱雲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責人者。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兇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者皆藥石也。”56日記中所說的岱雲，即陳源兗，湖南荼陵人，戊戌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鄉、同年且同事的關係，使二人極為親近，幾乎無日不相過從。陳源兗為人耿直，有一則軼事記載了他的方正不阿。據說某科會試，首輔穆彰阿之子與試，時任分校57的十八個人(包括陳氏)全都是穆彰阿的門生，十七人均想藉機幫襯，可卷子恰恰分到了陳源兗手中，閱卷後“以藝劣未呈薦。同事物色之，且以(實)情告，先生加批抹焉，時相無如何也”。58
談話中陳批評他爭強好勝，待人刻薄，實有所指，見於曾國藩初九日的自省之中：“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59倭仁的批語，於陳大加讚賞：“直哉，岱雲可敦友誼。”於國藩亦予以肯定：“自反極是。”60
與之齟齬者名鄭敦謹，字叔厚，號小珊，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庶常，散館授刑部主事。小珊通醫術，常為曾國藩家人診病，因一言不合，兩人竟惡言相向，雖說由湖南人的火爆脾氣使然，但小珊年長曾國藩近十歲，又是同鄉而兼前輩，曾國藩所為實在有違厚道。竹亭公得知此事後，亦於家信中責備他，要他盡速改過，到小珊家當麵自認不是。61之後，曾國藩借小珊前來拜壽之機，主動謝罪，並與陳岱雲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62
與小珊同住的金藻(竺虔)，是曾國藩甲午鄉試的同年兼同鄉，亦與之“有麵善心非之隙”。63癸卯正月初二金等來曾國藩寓所拜年，飯後，兩人因小事口角，曾國藩“大發忿不可遏，……雖經友人理諭，猶復肆口謾罵，比時絕無忌憚”。事後自省：“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誌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64自省歸自省，心中的怨恨卻難以化解。兩個月後，金藻外放福建，在酒席中聽到有人貶評金，曾國藩“口雖不言，心竊欣之”。65此種心態，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種人性缺陷，很難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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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光二十二年起，他開始致力於程朱之學。當時與之往來頻繁、相與切磋學問者，主要有陳源兗、馮樹堂、吳廷棟、何桂珍、竇垿、邵懿辰、湯海秋、黎吉雲、朱琦等人，大多是翰林院的同事。而在問學修身上，對他影響最大者有兩人，一為唐鑒，一為倭仁。
唐鑒(1777～1861)，字鏡海，湖南善化縣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禦史、府、道、臬、藩，後內召為為太常寺卿。鴉片戰爭時，曾上疏彈劾琦善、耆英等誤國，“直聲震天下”。51在學問上，唐鑒宗尚程朱之學，躬親實踐，是當時眾所公認的大學者。曾國藩認識到自己的毛病在於散漫無恆，在與朋友的閑談中，聽說“靜海先生每夜必記‘日省錄’數條，雖造次顛沛，亦不閑一天，甚欲學之”。52從日記中看，曾國藩開始向這位前輩問學，始於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至唐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集》為宗。時餘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為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又問：經濟宜何如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艮峰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掩飾雲雲。聽之，昭然若發蒙也。53
唐鑑於他的點撥作用，用曾國藩自己的話來說，是“昭然若發蒙也”。蒙者，幼稚無知也。舊時稱學前兒童為童蒙，教兒童識字讀書稱為發蒙。曾國藩以此作譬喻，可見這番談話對他震動之大。此後一段時間內，他之讀書修身，處處以唐鑒所言為法，可說是亦步亦趨。譬如唐鑒自稱最喜讀《易》，曾國藩也開始讀《易》;唐鑒每日省身自檢，寫入日記，曾國藩也開始於日記中自省;唐鑒講要戒欺，曾國藩亦將每日不善之念，不良之行，一一錄入日記，作為警誡。對於不良的生活習慣，則痛加戒除，譬如砸掉水菸袋，從此戒了煙。
由唐鑒之指引，曾國藩又向倭仁求教修身的功夫。倭仁(1804～1871)，姓烏裏齊格氏，字艮峰，號艮齋，蒙古正紅旗人。道光九年乙醜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大理寺卿、光祿寺卿、工部尚書、大學士，為鹹豐同治年間著名的理學大師。曾國藩向其請益時，倭仁任詹事府詹事。他指授的途徑是：研幾。研者，研磨，引申為窮究事理;幾(幾，音機)者，乃《易經》中的術語，指事物發端之隱微。宋儒則用為理學和倫理的概念，指稱人心中的善惡之念。54倭仁告訴他，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並指示他要馬上作日課，不宜因循，55並允諾檢視其日記兼作批語。
所謂日課，其實就是每日反躬自省的日記。一言，一行，一念，無不要以善惡之良知來衡量，也就是先儒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下麵我們從國藩的日記中摘錄若幹條，見識一下當時風行於士大夫之中的修身砥礪功夫，也看看曾國藩從中獲得了哪些教益。
教益之一，為人勿為刻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記：“岱雲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責人者。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兇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者皆藥石也。”56日記中所說的岱雲，即陳源兗，湖南荼陵人，戊戌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鄉、同年且同事的關係，使二人極為親近，幾乎無日不相過從。陳源兗為人耿直，有一則軼事記載了他的方正不阿。據說某科會試，首輔穆彰阿之子與試，時任分校57的十八個人(包括陳氏)全都是穆彰阿的門生，十七人均想藉機幫襯，可卷子恰恰分到了陳源兗手中，閱卷後“以藝劣未呈薦。同事物色之，且以(實)情告，先生加批抹焉，時相無如何也”。58
談話中陳批評他爭強好勝，待人刻薄，實有所指，見於曾國藩初九日的自省之中：“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59倭仁的批語，於陳大加讚賞：“直哉，岱雲可敦友誼。”於國藩亦予以肯定：“自反極是。”60
與之齟齬者名鄭敦謹，字叔厚，號小珊，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庶常，散館授刑部主事。小珊通醫術，常為曾國藩家人診病，因一言不合，兩人竟惡言相向，雖說由湖南人的火爆脾氣使然，但小珊年長曾國藩近十歲，又是同鄉而兼前輩，曾國藩所為實在有違厚道。竹亭公得知此事後，亦於家信中責備他，要他盡速改過，到小珊家當麵自認不是。61之後，曾國藩借小珊前來拜壽之機，主動謝罪，並與陳岱雲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62
與小珊同住的金藻(竺虔)，是曾國藩甲午鄉試的同年兼同鄉，亦與之“有麵善心非之隙”。63癸卯正月初二金等來曾國藩寓所拜年，飯後，兩人因小事口角，曾國藩“大發忿不可遏，……雖經友人理諭，猶復肆口謾罵，比時絕無忌憚”。事後自省：“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誌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64自省歸自省，心中的怨恨卻難以化解。兩個月後，金藻外放福建，在酒席中聽到有人貶評金，曾國藩“口雖不言，心竊欣之”。65此種心態，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種人性缺陷，很難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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