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乃人文薈萃之地，每逢會試之年，全國各省成千上萬經過層層考試篩選上來的優秀學子匯集於此，有幸成為進士者，不過百餘名，而能留在翰林院者更少。這些人，可稱是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與這些人為伍，國藩自然境界大開。37談到交友，他興奮地說：“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38碩學鴻儒，青年才俊，有誌之士，比比皆是，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覺。
在傳統科舉製度下，中式的士子，會結下兩種重要的社會關係。一是門生與座主的關係。無論鄉、會試，都有主考官與同考(閱卷)官，一旦中式，士子與考官之間就有了師生之誼，其中主考被稱為座師，同考被稱作房師，士子們則自稱門生。二是鄉、會試同年的關係。即同榜考中的士子，互稱同年，彼此互通聲氣，有著特殊的情誼。師生與同年之誼，會伴隨他們終生，是種重要的政治資源。座主往往會對門生施以援手，同年之間也會互相照應汲引，在傳統社會中，這是仕途上的極大助力。
曾國藩也不例外。他登第的那一科會試考官名位顯赫，座師是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穆彰阿、兵部尚書朱士彥、禮部侍郎吳文鎔、左都禦史廖鴻荃，房師是剛剛卸任的山東學政季芝昌。有不少人揣測，曾國藩官運亨通，全在其座師提攜。但從他留下的日記看，國藩於這些人，並無特殊的關係，除與同年們一起賀壽拜年而外，平時幾乎不走動，也沒錢走動。況且道光皇帝是個師心自用的君主，在用人上絕不可能被大臣左右。而戊戌科進士、翰林數十名，同樣的門生座主關係，仕途蹭蹬，沉淪下僚者大有人在。所以，與其說曾氏以夤緣升官，莫不如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運氣好。兩次大考翰詹，他都名列前茅，從而受到了皇帝的注意，所謂簡在帝心者是也。故一遇到優缺，道光很自然就想到了他。
至於同年間的關係，則大為不同。此時的曾國藩，可謂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或同鄉，或同年，或同事，往來過從者，皆躋身翰苑，極一時之選者。除定期會課39外，曾國藩每日裏與朋友談詩論文，酒食徵逐，幾乎日不暇接。“留館後，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覺過了四十餘天。”40靜下心來後，他痛自反省：“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41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嘆!”42
曾國藩是個酷愛讀書之人，何以會痛貶自己“不學如故”呢?在這裏，先要簡單介紹一下當時在京師士大夫當中流行的程朱之學。清代學術，有漢學與宋學之分，所謂宋學，指的就是宋儒程朱之學。幹嘉以降，漢學大興，但程朱之學作為朝廷樹立的正統，仍然高踞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在20世紀的哲學教科書中，程朱理學被定位於維護封建統治的反動學說，尤其在人性論上，更被認為是扼殺人性的毒藥。故而在這個問題上，須略加辨析。
古代之儒學，做人與學問並重，所謂行己有恥，博學於文是也。宋儒是以繼承孔子道統為己任的，故其治學自然也貫徹了這一宗旨。其口號“存天理，滅人慾”，大為後世所詬病，如清儒戴震抨擊其為“以理殺人”。其實“以理殺人”者，與程朱無涉，而是後人的一種誤讀。這個口號強調的是個人的修身(也就是做人)，為的是培養起一個良好的人格後，再推及其他，如家庭、宗族乃至國家事務，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於後來的統治者認為理學有利於其統治，拿來為己所用，納入國家意識形態，這個責任是不能算在學者身上的。宋儒選定“四書五經”，作為修齊治平的門徑，是因為它們是儒學的原始經典，薈萃了儒家的基本理論，舍此無所謂儒學，沒有了四書五經的儒學隻能是零篇碎簡，不可能構成完整的學術體係。至於四書五經後來流於形式與教條，變為科舉的敲門磚，則是與學術無關的另一個問題了。
程朱提出“理”的概念，認為理是存在於天地萬物乃至於人生之中的準則。推及到個人，若想消解慾念與煩惱，走一條正確的人生道路，就必須認識、把握這個準則，也就是要“窮理”，而後躬親實踐，方能達到“不逾矩”的聖賢境界。正如西哲斯賓諾莎所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認識了必然，遵循於必然，人生才會自由。同樣，認識並遵循於理，方能真正實踐儒家修齊治平的理念。
那麽如何認識與把握這個“理”呢?大程(程顥)主靜，強調摒除雜念，“正心誠意”;小程(程頤)主敬，強調循序漸進，“格物致知”。兩人都主張知行合一，窮理與實踐密不可分，所謂“存天理，滅人慾”，即遵循天理，排除不合於理(準則)的慾念，沿著正確的人生道路前進。朱熹學識淵博，他從註解儒學經典入手，是宋儒理學的集大成者。他揚棄了二程的學說，又從易學太極理論中推導出一種理氣學說：太極之理為至上之準則，是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反映在人性上，則有“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前者為至善，後者則有清濁善惡之分。因此要通過“居敬”，“窮理”，以提升人自身之氣質，激濁揚清，光大善念，摒除惡念，養成高尚的人格，並躬親實踐於修齊治平之中，致君堯舜，造福萬民。此即“存天理，滅人慾”之真義所在。程朱理學是儒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也是中國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不是靠斷章取義或武斷的批判所能打倒的。
儒學自始至終倡導一種世俗的理性主義，使中國社會的發展沒有走入政教合一的黑暗道路，統治者本身並無教主的地位，從而為人們的思想留下了自由的空間。如此，處於學術正宗地位的儒學，又成為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來源。欲統治中華，必先尊崇孔子與儒學，非如此不足以號召士大夫，並通過士大夫獲得整個社會的認同與服從。儒學體現著一種久遠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程朱理學上承孔子的道統，推動了傳統儒學的復興，並逐漸成為新時代儒學的主流。由此就不難理解，元明清三代的統治者，為何均取程朱理學為己用。程朱理學在學術上的至高地位，明清尤甚。朱明起家於草莽，滿清則以區區百餘萬人入主中華，如何使天下人承認其合法性，對於維持統治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要使民心歸附，統治者除去實行德政，鎮壓反對派而外，一大關鍵就是要認同傳統的主流文化，以獲取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以此籠絡住社會中的精英階層。於是尊孔必不可少，推崇儒學必不可少，恢復科舉，給士大夫以進身之階必不可少。這些做到了，才會得到士大夫(古代知識階層)與民眾的認同，這個政權的統治基礎方能穩固，統治者宗奉程朱理學的深層動機即在於此。但在政治化製度化的過程中，理學亦難免流為形式與教條，正如今日本應以提高人的素質為目的教育，蛻變為應試教育一樣，理學原有的生機被窒息，逐漸演變成為入仕做官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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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科舉製度下，中式的士子，會結下兩種重要的社會關係。一是門生與座主的關係。無論鄉、會試，都有主考官與同考(閱卷)官，一旦中式，士子與考官之間就有了師生之誼，其中主考被稱為座師，同考被稱作房師，士子們則自稱門生。二是鄉、會試同年的關係。即同榜考中的士子，互稱同年，彼此互通聲氣，有著特殊的情誼。師生與同年之誼，會伴隨他們終生，是種重要的政治資源。座主往往會對門生施以援手，同年之間也會互相照應汲引，在傳統社會中，這是仕途上的極大助力。
曾國藩也不例外。他登第的那一科會試考官名位顯赫，座師是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穆彰阿、兵部尚書朱士彥、禮部侍郎吳文鎔、左都禦史廖鴻荃，房師是剛剛卸任的山東學政季芝昌。有不少人揣測，曾國藩官運亨通，全在其座師提攜。但從他留下的日記看，國藩於這些人，並無特殊的關係，除與同年們一起賀壽拜年而外，平時幾乎不走動，也沒錢走動。況且道光皇帝是個師心自用的君主，在用人上絕不可能被大臣左右。而戊戌科進士、翰林數十名，同樣的門生座主關係，仕途蹭蹬，沉淪下僚者大有人在。所以，與其說曾氏以夤緣升官，莫不如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運氣好。兩次大考翰詹，他都名列前茅，從而受到了皇帝的注意，所謂簡在帝心者是也。故一遇到優缺，道光很自然就想到了他。
至於同年間的關係，則大為不同。此時的曾國藩，可謂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或同鄉，或同年，或同事，往來過從者，皆躋身翰苑，極一時之選者。除定期會課39外，曾國藩每日裏與朋友談詩論文，酒食徵逐，幾乎日不暇接。“留館後，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覺過了四十餘天。”40靜下心來後，他痛自反省：“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41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嘆!”42
曾國藩是個酷愛讀書之人，何以會痛貶自己“不學如故”呢?在這裏，先要簡單介紹一下當時在京師士大夫當中流行的程朱之學。清代學術，有漢學與宋學之分，所謂宋學，指的就是宋儒程朱之學。幹嘉以降，漢學大興，但程朱之學作為朝廷樹立的正統，仍然高踞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在20世紀的哲學教科書中，程朱理學被定位於維護封建統治的反動學說，尤其在人性論上，更被認為是扼殺人性的毒藥。故而在這個問題上，須略加辨析。
古代之儒學，做人與學問並重，所謂行己有恥，博學於文是也。宋儒是以繼承孔子道統為己任的，故其治學自然也貫徹了這一宗旨。其口號“存天理，滅人慾”，大為後世所詬病，如清儒戴震抨擊其為“以理殺人”。其實“以理殺人”者，與程朱無涉，而是後人的一種誤讀。這個口號強調的是個人的修身(也就是做人)，為的是培養起一個良好的人格後，再推及其他，如家庭、宗族乃至國家事務，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於後來的統治者認為理學有利於其統治，拿來為己所用，納入國家意識形態，這個責任是不能算在學者身上的。宋儒選定“四書五經”，作為修齊治平的門徑，是因為它們是儒學的原始經典，薈萃了儒家的基本理論，舍此無所謂儒學，沒有了四書五經的儒學隻能是零篇碎簡，不可能構成完整的學術體係。至於四書五經後來流於形式與教條，變為科舉的敲門磚，則是與學術無關的另一個問題了。
程朱提出“理”的概念，認為理是存在於天地萬物乃至於人生之中的準則。推及到個人，若想消解慾念與煩惱，走一條正確的人生道路，就必須認識、把握這個準則，也就是要“窮理”，而後躬親實踐，方能達到“不逾矩”的聖賢境界。正如西哲斯賓諾莎所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認識了必然，遵循於必然，人生才會自由。同樣，認識並遵循於理，方能真正實踐儒家修齊治平的理念。
那麽如何認識與把握這個“理”呢?大程(程顥)主靜，強調摒除雜念，“正心誠意”;小程(程頤)主敬，強調循序漸進，“格物致知”。兩人都主張知行合一，窮理與實踐密不可分，所謂“存天理，滅人慾”，即遵循天理，排除不合於理(準則)的慾念，沿著正確的人生道路前進。朱熹學識淵博，他從註解儒學經典入手，是宋儒理學的集大成者。他揚棄了二程的學說，又從易學太極理論中推導出一種理氣學說：太極之理為至上之準則，是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反映在人性上，則有“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前者為至善，後者則有清濁善惡之分。因此要通過“居敬”，“窮理”，以提升人自身之氣質，激濁揚清，光大善念，摒除惡念，養成高尚的人格，並躬親實踐於修齊治平之中，致君堯舜，造福萬民。此即“存天理，滅人慾”之真義所在。程朱理學是儒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也是中國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不是靠斷章取義或武斷的批判所能打倒的。
儒學自始至終倡導一種世俗的理性主義，使中國社會的發展沒有走入政教合一的黑暗道路，統治者本身並無教主的地位，從而為人們的思想留下了自由的空間。如此，處於學術正宗地位的儒學，又成為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來源。欲統治中華，必先尊崇孔子與儒學，非如此不足以號召士大夫，並通過士大夫獲得整個社會的認同與服從。儒學體現著一種久遠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程朱理學上承孔子的道統，推動了傳統儒學的復興，並逐漸成為新時代儒學的主流。由此就不難理解，元明清三代的統治者，為何均取程朱理學為己用。程朱理學在學術上的至高地位，明清尤甚。朱明起家於草莽，滿清則以區區百餘萬人入主中華，如何使天下人承認其合法性，對於維持統治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要使民心歸附，統治者除去實行德政，鎮壓反對派而外，一大關鍵就是要認同傳統的主流文化，以獲取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以此籠絡住社會中的精英階層。於是尊孔必不可少，推崇儒學必不可少，恢復科舉，給士大夫以進身之階必不可少。這些做到了，才會得到士大夫(古代知識階層)與民眾的認同，這個政權的統治基礎方能穩固，統治者宗奉程朱理學的深層動機即在於此。但在政治化製度化的過程中，理學亦難免流為形式與教條，正如今日本應以提高人的素質為目的教育，蛻變為應試教育一樣，理學原有的生機被窒息，逐漸演變成為入仕做官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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