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叔痤推薦商鞅接替自己。


    魏惠王聽了,一言不發。


    於是公叔痤就請魏惠王屏退左右,然後說:王上,如果不用公孫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殺了,別讓他跑掉。


    魏惠王說:諾。


    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來,把所有的情況都告訴了他。然後抱歉地說,我這是先公後私,先君後臣,你就趕快跑吧!


    商鞅卻淡然一笑說,大王既然不能聽主公的話而用臣,哪裏又會來殺臣?


    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果然沒殺他。不但不殺,還對身邊人說:公叔怕是病糊塗了吧?居然要寡人用公孫鞅為相。這不是太搞笑了嗎?


    其實公叔痤一點都不可笑,反倒是魏惠王很快就悔之莫及。二十年後,魏國連吃了兩次敗仗。第一次是敗給齊國,結果是大將龐涓戰死,太子申被俘。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馬陵之戰,是軍事家孫臏的傑作。


    敗給齊國的第二年,魏國又敗給了秦。這一仗,則是商鞅的傑作。當時,魏軍的統帥是公子卯(讀如昂),與商鞅可能有點交情。於是商鞅就寫信給公子卯說,你我在魏國,本是好朋友。現在成為敵人,實在是下不了手。不如我們私底下講和,然後各自迴國去安定國家。公子卯以為然,毫無防備地前來赴宴。他哪裏知道,這一仗原本就是商鞅要打的,屏風後麵也埋伏了甲兵。商鞅一聲令下,甲士蜂擁而出,秦軍也乘勢出擊。結果,魏軍大敗,公子卯被俘。


    商鞅這招,多少有點不地道。他是把交情變成了武器。但,兵以詐立。何況商鞅與魏國,也早已恩斷情絕,哪有什麽信譽可言?


    然而一敗再敗對於魏國,後果卻很嚴重。再也無力支撐的魏惠王,隻好割地求和,並把國都從安邑(今山西省夏縣)遷到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所以後來他也被叫作梁惠王。這時,他終於明白公叔痤並不糊塗,糊塗的是他自己。魏惠王一聲長嘆說:寡人隻恨當初沒聽公叔痤的!


    說這話時,估計他連腸子都悔青了。


    是的。這個錯誤,他不該犯。


    商鞅是在公叔痤病故後離開魏國的。他走的時候,沒有依戀,也沒有糾結。實際上從春秋晚期開始,士,即當時的知識階層和白領階層,便都是天下主義者。在他們看來,天下比邦國重要得多。就連最有道德感如孔子,也不過是離開魯國的時候走得慢點,離開別國的時候走得快些。至於公孫鞅,就更不必有什麽過意不去。是啊,魏惠王既然不肯用我,那我就跳槽。


    對!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商鞅的留爺處,就是秦。


    隻能霸道


    商鞅去見秦孝公,據說帶了三套方案。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來談。先說帝道,孝公無動於衷;再說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後說霸道,孝公聽得入神,膝蓋移出了座席都沒有感覺。


    這完全不奇怪。因為這時的秦,情況相當不好。秦穆公稱霸中原的夢想破滅後,霸權就一直在晉楚兩國手中。東邊的晉,南方的楚,把秦國擠壓在狹小的戎狄地區,完全沒有發展空間。而且,無論是華夏正宗晉,還是蠻夷之邦楚,都視秦人為夷狄,不邀請甚至不允許他們參加中國的盟會。10這實在讓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賢,就是要改變現狀,讓秦國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確,帝道和王道便顯然不合時宜。帝道即堯舜之道,王道即湯武之道。前者屬於部落時代,後者屬於邦國時代,都不適用於戰國時代。秦孝公跟商鞅討論興國之路,話也說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當真實現起碼也得幾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麽久?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得來點管用的東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麵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裏,卻其實是強國之道,甚至是強國之術。術當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當飯吃。何況兵強馬壯,才能稱王稱霸;先成霸業,才能再成帝業。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於是重用商鞅,行霸道,變法度。


    所謂變法,其實就是改製。改哪個製?邦國製。邦國製的特點是分權。天子分權予諸侯,因此封邦建國;諸侯分權予大夫,因此封土立家。可見,分權、封建、邦國,是三位一體的。


    然而權力一旦下放,就收不迴來;下級一旦強勢,上級就隻好空城。結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後有三桓,諸侯被架空。架空了諸侯的大夫如季孫氏,又被家臣架空。國君被架空,國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滅。於是晉國分裂,齊國易主,魯國衰落。教訓啊!


    痛定思痛,必須變分權為集權,改周製為秦製。


    問題是,怎麽改?


    釜底抽薪。


    什麽是釜?封建貴族。什麽是薪?爵位世襲,采邑私有,無功受祿。春秋那些跋扈的貴族,無論魯國的公族,晉國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為有此特權,國君才拿他們沒有辦法,他們也才能擁兵自重,盤踞采邑,架空國君。顯然,要想集權救國,必先幹掉貴族。


    當然,貴族不可能馬上被消滅。商鞅的辦法,是以新貴代舊貴。具體方案,則是不論血統論軍功。新法頒布後,所有的貴族都必須先從沒有軍功的宗室做起,然後按照軍功的大小重新確定尊卑、貴賤、爵位、俸祿。沒有軍功的,取消名位,降為民戶中的地主和富人。有軍功的,爵位最高也不過封侯。而且,隻要有軍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為新貴。


    新貴和舊貴,有什麽不同?


    舊貴是領主,新貴是地主。按照周製,大夫對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權的。而且這治權,諸侯還不能幹預。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隻忠於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於國君(諸侯)。然而按照秦製,新貴(侯)對自己的封地,則既無產權,又無治權,隻有財權。也就是說,他們隻收租稅,不理民事。原先附屬於領主的那些臣民,則重新編組,由地方官管理,變成直屬國君的編戶齊民。


    這一改革的直接結果是領主沒有了。領主沒有了,領地自然也沒有了。從此,秦國不再有采邑,隻有郡縣。全國設為三十一個縣,置縣令(縣長)和縣丞(副縣長)治理。以後奪取他國之地,也不立封國和采邑。既沒有領地,又沒有領主,也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貴族。


    沒有了貴族,就沒有了需要世襲的爵位。因此,無論卿大夫,還是地方官,所有官員都由國君任命,按能力任職,不再按爵位世襲。有能力有才幹的,即便不是秦國人,也可以進入領導層和決策層。


    這就是商鞅的政治體製改革,它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廢領主製,行地主製;廢封建製,行郡縣製;廢世襲製,行任命製。這樣一種根本性的變革,當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來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然而在這裏,我們卻分明看到了未來帝國的影子。


    商鞅變法的歷史意義,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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