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站起來走了幾步，然後在屋裏一直走著。過了一會兒我從水龍頭喝了點水，沒像剛才那樣吐出來，於是又喝了幾口。
就這樣過了半小時或者更久，我做好準備要跟人講話了。
壁櫥的門鎖著，而這把椅子對我來說又太重了，所以我拆了床，將床墊推到一邊。床墊下麵有網狀彈簧，它的頂部和底部由巨大的螺旋彈簧支撐著，這些螺旋彈簧有20多厘米長，費了好大勁才把其中一個拆下來還花了我半個小時。
我休息了一會會，又喝了幾口冷水，然後走到門裝著鉸鏈的那一側，扯著嗓門喊道：“著火了!著火了!著火了!”
我等待著，很快外麵走廊傳來了腳步聲。鑰匙插進了門鎖，哢嗒一聲，穿白色短外套的小矮人憤怒地進來，疑惑地看著床。
我用螺旋彈簧拴住他的下巴，等他倒下時又攻擊他後腦，我扼住他的喉嚨，他拚命掙紮，我又用膝蓋壓住他的臉，我的膝蓋硌得生疼。
他沒說他的臉是什麽滋味。我從他的右邊臀部的口袋裏拿出根警棍，將鑰匙反過來擰了下，將門反鎖。鑰匙環上還有其他鑰匙。其中一把鑰匙打開了我的衣櫥，裏麵放著我的衣服。
我的手指有點僵，我隻好慢慢將衣服穿上，然後打了個大大的哈欠。那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我把他鎖在裏麵，走出了房間。
走廊一片沉寂，拚花地板一直通往樓下，地板的中間鋪著一條狹長的地毯，平整的白橡木樓梯扶手曲曲折折通向門廳。沉重的老式大門緊閉著，門後悄無聲息。我踮著腳走在地毯上。
前廳的門是開著，但是通向前廳的路上還有扇彩色玻璃大門。我走到那扇彩色玻璃大門時電話響了。一個男人接起了電話。燈光透過半開的房門照進這昏暗的大廳。
我轉身迴去，從開著的門縫瞥了一眼，看見一個男人坐在桌旁打著電話。我等他掛了電話，走了進去。
他鬱鬱寡歡，一張長臉蒼白無色，顴骨凸出，頭頂高高的，一頭稀疏褐色捲髮緊貼頭皮。他突然盯著我看，急忙伸手去按桌上的一個按鈕。
我咧嘴一笑，吼道：“慢著，獄長，我現在可什麽都做得出來。”我晃了晃警棍。
他笑了下，笑容像冰凍魚一樣僵硬，那修長蒼白的雙手像隻病蔫蔫的蝴蝶從桌麵上滑下。一隻手又開始挪向桌子側麵的抽屜。
他開始瞎叨叨：“先生，你病得很嚴重。真的。我不建議——”
我用警棍輕輕敲了敲他那隻做小動作的手，他那隻手便像鼻涕蟲碰到炎熱的石頭一般縮了迴去。我說：“獄長，我沒有生病，隻是注射了太多麻醉劑，差點神誌不清。放我出去，再給我拿一些純威士忌。”
他的手指亂比畫著。“我是鬆德斯特蘭德醫生，”他說，“這是一所私人醫院，不是監獄。”
“拿威士忌來，”我沙啞地說道，“我休息夠了。私人醫院，哼，有意思。好一出騙人的鬼把戲。威士忌呢?!”
“在藥櫃。”他乏力地小聲說道。
“把手放在頭後麵。”
“這麽做恐怕你會後悔的。”他把手在放在頭後。
我走到桌子另一邊，打開他剛想拉開的抽屜，拿出一把自動手槍。我把警棍收起，繞過桌子走到牆上的藥櫃，裏麵有一瓶品脫裝波本威士忌，還有三個杯子。我拿了兩個杯子，倒了兩杯酒。“獄長，你先。”
“我……我不喝酒，我滴酒不沾。”他咕噥著說，手還在頭後麵。
我又拿出警棍，他立馬放下一隻手，拿起一杯酒一飲而盡。
我看著他，他好像也沒什麽不良反應。我聞了聞我那杯威士忌，然後一口喝下。這威士忌的確好使，我又喝了一杯，然後把整瓶酒塞進我的大衣口袋。
“好吧，”我說，“誰把我關在這裏?快說。我還有急事。”
“當然是警……警察。”
“什麽警察?”
他在椅子上坐著，肩膀縮成一團，看上去不舒服。“一個叫加爾布雷斯作為申述證人簽的字。我向你保證，我們完全遵循法律要求。他是一個警官。”
我說：“什麽時候警察可以作為申述證人為精神病例簽字?”
他沒有迴答“誰最先給我注射的麻醉藥?”
“我不知道。應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困境。我在這待了都整整兩天了，我說，“他們本應該一槍崩了我才對。拖得越久傭金越少。獄長，再見。”
“如果你離開這裏，”他虛弱地說，“你馬上會被捕。”
“不出去也會。”我輕聲說。
我出去時他仍把手放在頭後麵。
前門有把鎖，鎖旁有一條鎖鏈和一個螺栓。沒有人試圖阻止我打開那扇門。我穿過一條寬敞的老式玄關，沿一條寬敞的路向下走去。路旁種著鮮花，黑黑的樹上站著一隻吟唱的知更鳥。街上有一道白色的尖樁柵欄。這所房子在拐角處，一邊是德斯坎索街，另一邊是29街。
我向東走了四個街區到了公交線，然後在那等公交車。沒有警報，也沒有警察巡邏車找我。於是我坐公交車去了市中心的桑拿館，洗了桑拿，用大水沖了澡，做了全身按摩，颳了鬍子，喝完了剩下的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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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過了半小時或者更久，我做好準備要跟人講話了。
壁櫥的門鎖著，而這把椅子對我來說又太重了，所以我拆了床，將床墊推到一邊。床墊下麵有網狀彈簧，它的頂部和底部由巨大的螺旋彈簧支撐著，這些螺旋彈簧有20多厘米長，費了好大勁才把其中一個拆下來還花了我半個小時。
我休息了一會會，又喝了幾口冷水，然後走到門裝著鉸鏈的那一側，扯著嗓門喊道：“著火了!著火了!著火了!”
我等待著，很快外麵走廊傳來了腳步聲。鑰匙插進了門鎖，哢嗒一聲，穿白色短外套的小矮人憤怒地進來，疑惑地看著床。
我用螺旋彈簧拴住他的下巴，等他倒下時又攻擊他後腦，我扼住他的喉嚨，他拚命掙紮，我又用膝蓋壓住他的臉，我的膝蓋硌得生疼。
他沒說他的臉是什麽滋味。我從他的右邊臀部的口袋裏拿出根警棍，將鑰匙反過來擰了下，將門反鎖。鑰匙環上還有其他鑰匙。其中一把鑰匙打開了我的衣櫥，裏麵放著我的衣服。
我的手指有點僵，我隻好慢慢將衣服穿上，然後打了個大大的哈欠。那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我把他鎖在裏麵，走出了房間。
走廊一片沉寂，拚花地板一直通往樓下，地板的中間鋪著一條狹長的地毯，平整的白橡木樓梯扶手曲曲折折通向門廳。沉重的老式大門緊閉著，門後悄無聲息。我踮著腳走在地毯上。
前廳的門是開著，但是通向前廳的路上還有扇彩色玻璃大門。我走到那扇彩色玻璃大門時電話響了。一個男人接起了電話。燈光透過半開的房門照進這昏暗的大廳。
我轉身迴去，從開著的門縫瞥了一眼，看見一個男人坐在桌旁打著電話。我等他掛了電話，走了進去。
他鬱鬱寡歡，一張長臉蒼白無色，顴骨凸出，頭頂高高的，一頭稀疏褐色捲髮緊貼頭皮。他突然盯著我看，急忙伸手去按桌上的一個按鈕。
我咧嘴一笑，吼道：“慢著，獄長，我現在可什麽都做得出來。”我晃了晃警棍。
他笑了下，笑容像冰凍魚一樣僵硬，那修長蒼白的雙手像隻病蔫蔫的蝴蝶從桌麵上滑下。一隻手又開始挪向桌子側麵的抽屜。
他開始瞎叨叨：“先生，你病得很嚴重。真的。我不建議——”
我用警棍輕輕敲了敲他那隻做小動作的手，他那隻手便像鼻涕蟲碰到炎熱的石頭一般縮了迴去。我說：“獄長，我沒有生病，隻是注射了太多麻醉劑，差點神誌不清。放我出去，再給我拿一些純威士忌。”
他的手指亂比畫著。“我是鬆德斯特蘭德醫生，”他說，“這是一所私人醫院，不是監獄。”
“拿威士忌來，”我沙啞地說道，“我休息夠了。私人醫院，哼，有意思。好一出騙人的鬼把戲。威士忌呢?!”
“在藥櫃。”他乏力地小聲說道。
“把手放在頭後麵。”
“這麽做恐怕你會後悔的。”他把手在放在頭後。
我走到桌子另一邊，打開他剛想拉開的抽屜，拿出一把自動手槍。我把警棍收起，繞過桌子走到牆上的藥櫃，裏麵有一瓶品脫裝波本威士忌，還有三個杯子。我拿了兩個杯子，倒了兩杯酒。“獄長，你先。”
“我……我不喝酒，我滴酒不沾。”他咕噥著說，手還在頭後麵。
我又拿出警棍，他立馬放下一隻手，拿起一杯酒一飲而盡。
我看著他，他好像也沒什麽不良反應。我聞了聞我那杯威士忌，然後一口喝下。這威士忌的確好使，我又喝了一杯，然後把整瓶酒塞進我的大衣口袋。
“好吧，”我說，“誰把我關在這裏?快說。我還有急事。”
“當然是警……警察。”
“什麽警察?”
他在椅子上坐著，肩膀縮成一團，看上去不舒服。“一個叫加爾布雷斯作為申述證人簽的字。我向你保證，我們完全遵循法律要求。他是一個警官。”
我說：“什麽時候警察可以作為申述證人為精神病例簽字?”
他沒有迴答“誰最先給我注射的麻醉藥?”
“我不知道。應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困境。我在這待了都整整兩天了，我說，“他們本應該一槍崩了我才對。拖得越久傭金越少。獄長，再見。”
“如果你離開這裏，”他虛弱地說，“你馬上會被捕。”
“不出去也會。”我輕聲說。
我出去時他仍把手放在頭後麵。
前門有把鎖，鎖旁有一條鎖鏈和一個螺栓。沒有人試圖阻止我打開那扇門。我穿過一條寬敞的老式玄關，沿一條寬敞的路向下走去。路旁種著鮮花，黑黑的樹上站著一隻吟唱的知更鳥。街上有一道白色的尖樁柵欄。這所房子在拐角處，一邊是德斯坎索街，另一邊是29街。
我向東走了四個街區到了公交線，然後在那等公交車。沒有警報，也沒有警察巡邏車找我。於是我坐公交車去了市中心的桑拿館，洗了桑拿，用大水沖了澡，做了全身按摩，颳了鬍子，喝完了剩下的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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