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不是認為我不會迴來了？是不是這一點讓她肯放開她那可憐的頭，抬起她充滿痛苦的眼睛注視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就在那一刻死亡——後來他們說可能是，因為她的頭骨破裂得太嚴重了，做任何動作都有危險——但我知道我再也不會與另一個人之間有如此強烈的親密感。我感受到了她所感受到的一切——悲傷、苦痛、絕望、受苦——尤其淒楚的是，她完全茫然不解為什麽有人要殺她。我不可以被愛嗎？她似乎在這麽問。我不仁慈嗎？因為我不一樣，所以我不太值得活下去嗎？
過了許久，警方質問我前後不連貫的零亂語句。巴茨小姐實際上說這些話了嗎？沒有。她直接指控誰了嗎？沒有。她有沒有說任何話？沒有。你有沒有看見任何人跑掉？沒有。所以除了她那困惑不解的眼神，沒有證據能支持你關於謀殺的斷言？沒有。
我不能責怪他們的懷疑態度。就像他們所指出的，我不太可能準確解讀出安妮的眼神。人們很難麵對猝死，因為這其中牽涉到很複雜的情緒。他們試著說服我那是在我發現她之後因震驚而引發的過度想像力，表示要提供創傷後壓力問題的谘詢來幫助我恢復，我拒絕了。我隻對伸張正義感興趣。在我看來，隻要將殺害安妮的那個或那些兇手逮捕定罪，我任何殘存的震驚都會立刻消失。
但是兇手一直沒落網。
根據驗屍結果以及警方兩周的調查所採集到的證詞，驗屍官判斷是意外死亡。他勾勒出的受害者是一個連清醒時都不太能掌握現實的女人，何況在事發當夜她還喝了大量的酒。她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很高，而且一些經過的司機和好幾個鄰居都看到她在路上搖搖晃晃。其中一人說他試著勸她迴家去，但遭她惡言相向，隻好放棄。她的傷勢——特別是頭骨破裂和左手臂骨折——與遭重型車輛擦撞的情況相符：可能是一輛卡車，駛過時把她撞到兩輛停著的汽車之間，再撞上路燈柱。由於當天晚上雨很大，燈柱上找不到任何血跡、毛髮或人體組織，這並不令人意外。
沒有司機出來承認，這一點也沒有引起非議。那時候很暗，大雨傾盆，停放的車輛阻礙了視線，而且街道照明不足。驗屍官語帶批評地提到，地區委員會的官員讓貧窮地區照明不足的街道變成交通繁忙的危險道路。他支持警方的看法，即巴茨小姐蹣跚地走下人行道時，正好碰到駛過的卡車，司機可能根本不知道撞了人。意外發生的時間無法確定，不過巴茨小姐的傷勢很嚴重，不太可能存活超過15到30分鍾。
驗屍官說，這是一個悲慘的案件，突顯出現代社會對弱者的照護應該帶有強製性。有很明顯的證據——她死後翌日警方進入她家時，那房子的髒亂程度；她的酗酒習慣——都顯示她無法妥善照顧自己。他認為如果社工和衛生訪員能強迫巴茨小姐接受幫助，那麽她今日就會還活著。發現屍體的證人指稱巴茨小姐的鄰居以種族歧視的態度聯合起來排擠她，但這一點沒有證據，因而驗屍官相信這位鄰居的行動隻是出自對她福祉的關切。盡管同一名證人情緒化地堅持有人故意將巴茨小姐推向駛來的車輛，但驗屍官的結論很明確：這是意外死亡。結案……
這件事過後不久我就病了，在床上躺了好幾天。我告訴來看我的代理醫生說我得了流感，但他診斷的結果是抑鬱，開了鎮靜劑給我，我拒絕服用。我開始害怕電話，路上傳來的任何聲響都會讓我從椅子上跳起來。我丈夫薩姆一開始很體諒，但很快就意興闌珊，因為我開始睡在客房裏，並嚷嚷地說樓下的廁所裏有老鼠。不久之後，我患了輕微的廣場恐懼症，要去上班是愈來愈困難。我是當地一所綜合中學的老師，當我說置身在擠滿學生的走廊上讓我感到窒息時，我那些工作負荷過重的同事比薩姆還缺乏同情心。幾個星期後，我幹脆辭職了。
這整件事——從安妮的死到我丟掉工作——讓我和薩姆之間有了嫌隙，頭幾周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對我，然後開始和我母親電話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他很謹慎地關上門，但在我偶爾還耐煩去聽的時候，仍然可以透過薄得跟紙一樣的牆壁聽見他大部分的對話。最常重複的話是“簡直無法相處……”“精神崩潰……”“關於老鼠的妄想……”“愚蠢的發神經，為了一個他媽的黑女人……”“離婚……”
2月，我父母從他們居住的漢普郡開車來。薩姆三周前就搬出去了，到朋友家去睡沙發，我們的婚姻等於已宣告結束。我父親很明智地拒絕介入，但我母親抗拒不了替薩姆說話。她那一代的女人相信婚姻是女人幸福的關鍵，她很清楚地告訴我如果我決心不要薩姆，休想向她和我父親求援。她挑明，朋友都不再理我，因為我的舉動很古怪……我正很快地走向厭食之路……我沒有工作……更糟的是，我堅決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完全沒有尋找新工作的指望。我打算要做什麽？我打算要去哪裏？
她對薩姆的話照單全收，這點我隻表達了輕微的不悅，並建議她這輩子至少可以質疑一迴男人的誠實度。這就像是對著鬥牛揮舞紅布一樣。我們不可能談性——或者說性的缺乏，薩姆真正對我不滿的是這一點——因為這在我們之間是個禁忌話題，於是她轉而教訓我自暴自棄、沒有為我勤奮工作的丈夫做頓像樣的飯菜、沒有認真打掃家裏，當然不可避免地還提到我荒謬地執迷於一個黑人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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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許久，警方質問我前後不連貫的零亂語句。巴茨小姐實際上說這些話了嗎？沒有。她直接指控誰了嗎？沒有。她有沒有說任何話？沒有。你有沒有看見任何人跑掉？沒有。所以除了她那困惑不解的眼神，沒有證據能支持你關於謀殺的斷言？沒有。
我不能責怪他們的懷疑態度。就像他們所指出的，我不太可能準確解讀出安妮的眼神。人們很難麵對猝死，因為這其中牽涉到很複雜的情緒。他們試著說服我那是在我發現她之後因震驚而引發的過度想像力，表示要提供創傷後壓力問題的谘詢來幫助我恢復，我拒絕了。我隻對伸張正義感興趣。在我看來，隻要將殺害安妮的那個或那些兇手逮捕定罪，我任何殘存的震驚都會立刻消失。
但是兇手一直沒落網。
根據驗屍結果以及警方兩周的調查所採集到的證詞，驗屍官判斷是意外死亡。他勾勒出的受害者是一個連清醒時都不太能掌握現實的女人，何況在事發當夜她還喝了大量的酒。她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很高，而且一些經過的司機和好幾個鄰居都看到她在路上搖搖晃晃。其中一人說他試著勸她迴家去，但遭她惡言相向，隻好放棄。她的傷勢——特別是頭骨破裂和左手臂骨折——與遭重型車輛擦撞的情況相符：可能是一輛卡車，駛過時把她撞到兩輛停著的汽車之間，再撞上路燈柱。由於當天晚上雨很大，燈柱上找不到任何血跡、毛髮或人體組織，這並不令人意外。
沒有司機出來承認，這一點也沒有引起非議。那時候很暗，大雨傾盆，停放的車輛阻礙了視線，而且街道照明不足。驗屍官語帶批評地提到，地區委員會的官員讓貧窮地區照明不足的街道變成交通繁忙的危險道路。他支持警方的看法，即巴茨小姐蹣跚地走下人行道時，正好碰到駛過的卡車，司機可能根本不知道撞了人。意外發生的時間無法確定，不過巴茨小姐的傷勢很嚴重，不太可能存活超過15到30分鍾。
驗屍官說，這是一個悲慘的案件，突顯出現代社會對弱者的照護應該帶有強製性。有很明顯的證據——她死後翌日警方進入她家時，那房子的髒亂程度；她的酗酒習慣——都顯示她無法妥善照顧自己。他認為如果社工和衛生訪員能強迫巴茨小姐接受幫助，那麽她今日就會還活著。發現屍體的證人指稱巴茨小姐的鄰居以種族歧視的態度聯合起來排擠她，但這一點沒有證據，因而驗屍官相信這位鄰居的行動隻是出自對她福祉的關切。盡管同一名證人情緒化地堅持有人故意將巴茨小姐推向駛來的車輛，但驗屍官的結論很明確：這是意外死亡。結案……
這件事過後不久我就病了，在床上躺了好幾天。我告訴來看我的代理醫生說我得了流感，但他診斷的結果是抑鬱，開了鎮靜劑給我，我拒絕服用。我開始害怕電話，路上傳來的任何聲響都會讓我從椅子上跳起來。我丈夫薩姆一開始很體諒，但很快就意興闌珊，因為我開始睡在客房裏，並嚷嚷地說樓下的廁所裏有老鼠。不久之後，我患了輕微的廣場恐懼症，要去上班是愈來愈困難。我是當地一所綜合中學的老師，當我說置身在擠滿學生的走廊上讓我感到窒息時，我那些工作負荷過重的同事比薩姆還缺乏同情心。幾個星期後，我幹脆辭職了。
這整件事——從安妮的死到我丟掉工作——讓我和薩姆之間有了嫌隙，頭幾周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對我，然後開始和我母親電話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他很謹慎地關上門，但在我偶爾還耐煩去聽的時候，仍然可以透過薄得跟紙一樣的牆壁聽見他大部分的對話。最常重複的話是“簡直無法相處……”“精神崩潰……”“關於老鼠的妄想……”“愚蠢的發神經，為了一個他媽的黑女人……”“離婚……”
2月，我父母從他們居住的漢普郡開車來。薩姆三周前就搬出去了，到朋友家去睡沙發，我們的婚姻等於已宣告結束。我父親很明智地拒絕介入，但我母親抗拒不了替薩姆說話。她那一代的女人相信婚姻是女人幸福的關鍵，她很清楚地告訴我如果我決心不要薩姆，休想向她和我父親求援。她挑明，朋友都不再理我，因為我的舉動很古怪……我正很快地走向厭食之路……我沒有工作……更糟的是，我堅決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完全沒有尋找新工作的指望。我打算要做什麽？我打算要去哪裏？
她對薩姆的話照單全收，這點我隻表達了輕微的不悅，並建議她這輩子至少可以質疑一迴男人的誠實度。這就像是對著鬥牛揮舞紅布一樣。我們不可能談性——或者說性的缺乏，薩姆真正對我不滿的是這一點——因為這在我們之間是個禁忌話題，於是她轉而教訓我自暴自棄、沒有為我勤奮工作的丈夫做頓像樣的飯菜、沒有認真打掃家裏，當然不可避免地還提到我荒謬地執迷於一個黑人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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