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惟一正確的決定就是在這間畫室裏設下埋伏，以便弄清楚誰來取海洛因。作出這個決定是正確的，然而執行起來卻遠遠不合要求。當時是一九九四年，職業化程度高的民警幹部已經非常少了，民警中各種各樣素質較差的人，而且常常是不適於工作的人越來越多了。這些人不會說話，更不會動腦子，但是卻特別會打人和不假思索地開槍。
在這間畫室裏設埋伏之事沒有讓主人知道，原因非常簡單：當妻子和女兒在聖彼得堡做毒品買賣的時候，丈夫和兒子這時候住在莫斯科，整個家庭都不想復歸一體，那就完全可以合乎情理這樣推斷：這個家庭的分離純粹是做給人看的假把戲，為的是讓輕信的民警們頭腦糊塗。特別是這位丈夫還總是來彼得堡，雖然不是很頻繁，但也是定期必來。這可以證明什麽呢?這是不言而喻的事。這就證明了他舒瓦洛夫積極參與做這種販毒生意，和親愛的夫人劃分區域：妻子供應聖彼得堡地區，丈夫供應莫斯科地區。按照這樣簡單的想法，在畫室裏的行動就沒有通知舒瓦洛夫，他本人當然沒有料到會有這種事，就陷入了這一行動的包圍之中。如果是舒瓦洛夫本人出現在畫室裏，倒沒有什麽特別擔心的。他一到，埋伏的人員就能夠決定如何行動了。
然而來的人不是舒瓦洛夫，而是他的兒子。對於捕獲小組的埋伏人員來說，這個人不是已死的葉卡捷琳娜·舒瓦洛娃的兒子，而是一個沒有證件的陌生小夥子，他非但不能有禮貌地迴答問題，反而頂嘴、發怒，把他來的目的荒唐地解釋為取黃鼠狼毫畫筆和畫像。可是他卻不知道這些畫筆和畫像放在什麽地方。這就十分令人懷疑啦!
對畫室的埋伏暫時沒有撤除，把形跡可疑而挨了幾下橡皮棒的小夥子送到了民警分局。誰能想到他竟然精神失常，越窗跳樓哇!這可是聖彼得堡古式高頂棚樓房三層樓的窗子啊。
後來便是長時間的輔助性審理。民警為什麽不立即給舒瓦洛夫打電話，也不問清楚他兒子在什麽地方，去哪兒了，為了什麽目的，穿著什麽衣服呢?是的，小夥子身上沒有證件;是的，不能憑一句話就相信一個人，可是本來有檢驗的基本方法嘛。民警們的迴答是，因為老少舒瓦洛夫可能勾結在一起，小夥子已得到父親的同意才來取貨，至於什麽畫筆和小畫像的故事，本是他們父子商量好的謊話，所以給父親打電話是毫無意義的。民警們的行動這樣外行，這樣不合情理，這是為什麽呢?難道他們不懂得半大孩子需要特殊對待，因為他們往往能夠輕率而魯莽地做出明顯與他們的年齡不符合的事，特別是在他們什麽都沒有幹卻受到責備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難道這些民警真的不明白嗎?成年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能會(雖然也不會總是)從容不迫，知道自己既然不會出什麽事，就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弄清情況，並予以寬恕，因為成年人承認別人有犯錯誤的權利。半大孩子不承認任何人有犯錯誤的權利，如果無根據地懷疑他們或者責備他們犯了什麽過錯，他們不是從容不迫地提供論據，為自己辯護，而是勃然狂怒，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甚至寧願殘害肢體或者自殺自毀，以證明周圍的人都是魔鬼。這本是心理學的基本知識，怎麽可能不明白呢?其實可能不明白。因為任何人都沒有對那些在畫室裏埋伏著的民警講過這些知識。他們沒有上過大學，沒有在教授心理學專科教程的民警學校裏學習過，他們當中連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沒有，足足一半的人具有在一些“熱點”和阿富汗的戰鬥經驗，而這些地方很簡單，對麵的任何一個人都是敵人。這裏不需要任何解釋和誇誇其談。為什麽民警們沒有估計到被拘留的人可能會越窗跳樓，沒有採取保護措施呢?因為……
失去一個男孩子的事實未能向任何人證明任何情況，舒瓦洛夫仍然被懷疑參與了他妻子的麻醉劑買賣。但是他本人甚至好像還沒有想到這一點。把兒子安葬到妻子和女兒旁邊之後，他返迴莫斯科。
出發前舒瓦洛夫和法院偵查員塔尼婭談了一席話。他說：“我的一切一下子都被奪去了。妻子和女兒的死這是命運的安排，可是我兒子的死就是你們的罪過了。這一切上帝都看見啦，他不會這麽輕易忘記的。你們的一切同樣會被奪去的，你們等著瞧吧。公正必勝。隻是應該能夠等待。我會等到這一天的。”
塔尼婭覺得，他此時此刻真像一個狂徒。但是她能夠理解，一個人在兩周之內安葬了整個家庭，也不可能是別的樣子了。她常常看到類似情況下的人們。她由衷地憐憫他們，然而她知道，這種情況或早或晚總會發生的。
由此可見，舒瓦洛夫家裏不能避免這……
娜斯佳的希望實現了，紮魯賓在站台上等著她呢。看見他穿著防寒保暖製服上衣的瘦弱身體，她不由微微一笑。
“偵查員什麽時候穿上製服啦?”她開了個玩笑，嘬唇作響地吻了一下紮魯賓的頭頂。
“從工資連買件正常的衣服都不夠用的時候穿上的，”他模糊不清地嘟囔，“不是所有人家裏的男子漢都是高薪的教授哇。走吧，好朋友，有個老熟人在那兒等著你呢。”
“什麽人呀?”娜斯佳揚起眉毛。
“嗨，就是這麽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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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間畫室裏設埋伏之事沒有讓主人知道，原因非常簡單：當妻子和女兒在聖彼得堡做毒品買賣的時候，丈夫和兒子這時候住在莫斯科，整個家庭都不想復歸一體，那就完全可以合乎情理這樣推斷：這個家庭的分離純粹是做給人看的假把戲，為的是讓輕信的民警們頭腦糊塗。特別是這位丈夫還總是來彼得堡，雖然不是很頻繁，但也是定期必來。這可以證明什麽呢?這是不言而喻的事。這就證明了他舒瓦洛夫積極參與做這種販毒生意，和親愛的夫人劃分區域：妻子供應聖彼得堡地區，丈夫供應莫斯科地區。按照這樣簡單的想法，在畫室裏的行動就沒有通知舒瓦洛夫，他本人當然沒有料到會有這種事，就陷入了這一行動的包圍之中。如果是舒瓦洛夫本人出現在畫室裏，倒沒有什麽特別擔心的。他一到，埋伏的人員就能夠決定如何行動了。
然而來的人不是舒瓦洛夫，而是他的兒子。對於捕獲小組的埋伏人員來說，這個人不是已死的葉卡捷琳娜·舒瓦洛娃的兒子，而是一個沒有證件的陌生小夥子，他非但不能有禮貌地迴答問題，反而頂嘴、發怒，把他來的目的荒唐地解釋為取黃鼠狼毫畫筆和畫像。可是他卻不知道這些畫筆和畫像放在什麽地方。這就十分令人懷疑啦!
對畫室的埋伏暫時沒有撤除，把形跡可疑而挨了幾下橡皮棒的小夥子送到了民警分局。誰能想到他竟然精神失常，越窗跳樓哇!這可是聖彼得堡古式高頂棚樓房三層樓的窗子啊。
後來便是長時間的輔助性審理。民警為什麽不立即給舒瓦洛夫打電話，也不問清楚他兒子在什麽地方，去哪兒了，為了什麽目的，穿著什麽衣服呢?是的，小夥子身上沒有證件;是的，不能憑一句話就相信一個人，可是本來有檢驗的基本方法嘛。民警們的迴答是，因為老少舒瓦洛夫可能勾結在一起，小夥子已得到父親的同意才來取貨，至於什麽畫筆和小畫像的故事，本是他們父子商量好的謊話，所以給父親打電話是毫無意義的。民警們的行動這樣外行，這樣不合情理，這是為什麽呢?難道他們不懂得半大孩子需要特殊對待，因為他們往往能夠輕率而魯莽地做出明顯與他們的年齡不符合的事，特別是在他們什麽都沒有幹卻受到責備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難道這些民警真的不明白嗎?成年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能會(雖然也不會總是)從容不迫，知道自己既然不會出什麽事，就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弄清情況，並予以寬恕，因為成年人承認別人有犯錯誤的權利。半大孩子不承認任何人有犯錯誤的權利，如果無根據地懷疑他們或者責備他們犯了什麽過錯，他們不是從容不迫地提供論據，為自己辯護，而是勃然狂怒，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甚至寧願殘害肢體或者自殺自毀，以證明周圍的人都是魔鬼。這本是心理學的基本知識，怎麽可能不明白呢?其實可能不明白。因為任何人都沒有對那些在畫室裏埋伏著的民警講過這些知識。他們沒有上過大學，沒有在教授心理學專科教程的民警學校裏學習過，他們當中連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沒有，足足一半的人具有在一些“熱點”和阿富汗的戰鬥經驗，而這些地方很簡單，對麵的任何一個人都是敵人。這裏不需要任何解釋和誇誇其談。為什麽民警們沒有估計到被拘留的人可能會越窗跳樓，沒有採取保護措施呢?因為……
失去一個男孩子的事實未能向任何人證明任何情況，舒瓦洛夫仍然被懷疑參與了他妻子的麻醉劑買賣。但是他本人甚至好像還沒有想到這一點。把兒子安葬到妻子和女兒旁邊之後，他返迴莫斯科。
出發前舒瓦洛夫和法院偵查員塔尼婭談了一席話。他說：“我的一切一下子都被奪去了。妻子和女兒的死這是命運的安排，可是我兒子的死就是你們的罪過了。這一切上帝都看見啦，他不會這麽輕易忘記的。你們的一切同樣會被奪去的，你們等著瞧吧。公正必勝。隻是應該能夠等待。我會等到這一天的。”
塔尼婭覺得，他此時此刻真像一個狂徒。但是她能夠理解，一個人在兩周之內安葬了整個家庭，也不可能是別的樣子了。她常常看到類似情況下的人們。她由衷地憐憫他們，然而她知道，這種情況或早或晚總會發生的。
由此可見，舒瓦洛夫家裏不能避免這……
娜斯佳的希望實現了，紮魯賓在站台上等著她呢。看見他穿著防寒保暖製服上衣的瘦弱身體，她不由微微一笑。
“偵查員什麽時候穿上製服啦?”她開了個玩笑，嘬唇作響地吻了一下紮魯賓的頭頂。
“從工資連買件正常的衣服都不夠用的時候穿上的，”他模糊不清地嘟囔，“不是所有人家裏的男子漢都是高薪的教授哇。走吧，好朋友，有個老熟人在那兒等著你呢。”
“什麽人呀?”娜斯佳揚起眉毛。
“嗨，就是這麽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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